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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没个亲人，送回来干什么？我们天天还要派人看管着他。最终，沈毅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然而近几年有个别舞文弄墨的“写手”把这段故事炒来炒去，沈毅被他们包装成一个杰出的大学者，说他为了保护哈军工的科技资料，冬天不敢生炉子（沈毅当时的宿舍里是有暖气的！），故天天靠饮酒取暖，陈赓看到满屋子的空酒瓶，先怒后喜，深受感动云云，编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这些杜撰的离奇情节就与当年的真实事实风马牛不相及了。
　　再把话说回来，刚把沈毅送走，陈信就拿着一叠材料来找陈赓。
　　“院长，我们昨天审查档案，发现这个女教员不适宜调到我们学院工作。”
　　陈赓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来问，“她叫什么名字？”
　　“俞大缜。”
　　“有什么问题呢？”陈赓接过陈信递来的材料。
　　“她的社会关系太复杂，特别是她有个哥哥叫俞大维，以前是国民党兵工署长，现在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是国民党上层高官呢！”陈信对这份档案材料认真研究过。
　　陈赓放下关于俞大缜的材料，摘下眼镜，揉了揉疲劳的双眼，缓慢地说：“这个女教员的情况我了解，我看她是个不错的同志嘛，我们军工应该欢迎她。”
　　“可是……”陈信愣在那儿，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小声嘀咕道：“我们可是机密单位呀，这政审条件不是规定……”
　　陈赓重又戴上眼镜，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还有个哥哥在大陆，是我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老革命，就是黄敬同志嘛！这个俞大缜不跟着国民党的哥哥跑去台湾，而是跟着共产党的哥哥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你说她思想进不进步呢？这样的好同志我们军工为什么不要？”
　　陈信明白了，连忙抽回刚才的材料，要退出去，陈赓补了一句话：“社会关系复杂一点不怕的，只要清楚就好。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看个人的现实表现，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
　　十月份，李懋之和张衍分别去哈尔滨一趟，实地考察了军工学院的校址和哈医大的搬迁情况。他们回来后，陈赓又派徐立行去哈尔滨。他对徐立行说：
　　“立行呀，还得你老将出马，这一回就在哈尔滨长住吧，主要解决各路人马的住房问题，北方天气就要变冷了，御寒的关键是住房问题，你上次说过，教授们来了住在哪儿？”
　　“斜纹二道街的两幢楼房，是王一伦市长帮助解决的，有暖气、煤气，条件很好。”
　　陈赓又说：“苏联专家不久就要来了，他们的住房问题要早作安排才好。”
　　徐立行说：“哈尔滨市较好的房子也有限，而且松江省有苏联专家的单位早就捷足先登了，大部分已经占用，目前找到符合标准的用房比较困难。”
　　陈赓说：“你这次去，再找省市领导同志帮帮忙，无论如何要设法解决。”
　　徐立行回到办公室，刚吩咐许鸣真买两张火车票，吴兆光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进屋来了，徐立行第一眼就看到二高步校的俄文大队学员秦彬。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歌唱家秦彬吗？”徐立行站起来和大家握手，又拉着秦彬坐在自己的身边。
　　秦彬有副男高音的好嗓子，虽然在俄文大队学俄语，可他的男高音不仅使二高步校引以为荣，在重庆市也颇有名气。这次学校北迁，刚刚毕业的秦彬打报告，要求转业去地方当歌唱演员，可组织上决定分配他去哈军工当俄文教员，他思想不通，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别别扭扭地跟着部队来到北京。
　　“小秦呀，思想问题解决没有呢？”徐立行和蔼可亲，“军工学院请了很多苏联专家，俄文翻译需要很多人，你是学俄文专业的，正好有用武之地嘛。个人爱好要服从当前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你爱唱歌，到军工照唱不误，咱们还要建立个高水平的文工团呢，我要在哈尔滨听到你唱的《三套车》！”
　　年轻人都笑起来，秦彬红着脸，点点头说：“我听首长的，个人服从组织。”年轻人走后，徐立行又叮嘱吴兆光，“你们去哈尔滨，路上你要和秦彬在一起，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安心做好俄文翻译工作，这是我交给你的一个任务，下次见面我要检查哦。”
　　徐立行到哈尔滨没几天，11月初就给陈赓报告个好消息。他在电话里说，已经了解到哈尔滨铁路局的苏联专家将要陆续撤回国，请陈院长马上和铁道部联系，把他们给苏联专家住的红军街7号大和旅馆要下来，那可是哈尔滨有名的大旅馆，日本人建的，条件很好，房间也多。
　　陈赓听罢，喜出望外，他马上吩咐李懋之，“你以我的名义，给周总理起草一份报告，向铁道部要这个大和旅馆。哈哈！这个徐立行没白跑哈尔滨，消息灵通，反应挺快！”
　　11月5日一早，陈赓拿着报告驱车去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正在会议室主持一个会议，陈赓探头望望，估计这个会一时半刻还散不了，他摘下军帽，挠挠头皮，让刘云去搬把椅子，他就坐在门旁等着，想见总理，不下点功夫不行啊。
　　大约等了一个来小时，陈赓发现周总理离开座位从会议室的侧门出去，“哎呀，总理上厕所！”陈赓在心里说，“赶快跟上总理！”
　　陈赓快步走上去，等在厕所门口，周恩来刚从厕所里出来，陈赓就上去堵住他，笑嘻嘻地说：“总理啊，这有一份紧急报告，请总理批一下吧，晚了怕抓不到手了。”
　　周恩来嗔怪地瞪了陈赓一眼：“什么事这么急，连解手的时间你都不放过！”
　　陈赓还是笑眉笑眼，说：“你不是要求我抓紧时间建设军工吗？这房子要不抓紧就没了。”
　　周恩来接过报告，半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阿赓真有办法，找到厕所来让我办公，这是你的一大发明，应该写到你的自传里去。”
　　周恩来站在厕所门口看完了报告，走回会议室，立即把报告批给铁道部滕代远部长，让陈赓去面谈。
　　周恩来签好名，递给身后的秘书郭英会，又小声交代了一句：“那个旅馆是中长铁路的财产，军工学院只能借用啊。”
　　郭英会走出会议室，把报告退给等在门口的陈赓，又转告了周总理的话。
　　11月7日，陈赓带着李懋之去铁道部，在滕代远的办公室面交周总理批示过的报告。
　　身体微胖的滕代远，一身旧军装、光着头，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缝，他是党内和军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待人谦和诚恳。当年在太行山抗击日寇时，滕代远是八路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常和陈赓见面，两位湖南老乡关系极好。
　　“老陈啊，有了总理的批示，你何必亲自跑来呢？你不怕两条伤腿再犯病呀？”滕代远看完报告，一边为陈赓和李懋之倒茶水，一边乐呵呵地说。
　　陈赓说：“我怕你不重视呢，拖了时间可就误了大事。”
　　滕代远指指报告说：“这有总理的批示嘛，我哪敢不重视呀！只是大和旅馆属中长铁路的路产，涉及中苏两国的利益，即使借给你们用，也得容我与苏方商量一下。”
　　陈赓站起来，拱拱手道：“那就多劳滕部长了，我们就等候佳音啦！”
　　滕代远一直把陈赓和李懋之送到楼梯口，才挥手告别。
　　铁道部慎重地研究了陈赓的报告，且取得苏方的同意，哈尔滨铁路局郭鲁副局长还奉滕代远之命，打电话给正在朝鲜战场的中长铁路中方局长刘居英，征求意见，刘居英自然同意铁道部的决定。
　　铁道部雪中送炭，把大和旅馆借给了哈军工。
　　1953年5月，首批苏联专家住进大和旅馆，后来，哈军工的不少历史事件都与这座米黄色的俄式建筑物有关。1970年，哈军工南迁后，几经周折，大和旅馆才重又归还铁道部，这是后话。

　　10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1)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
　　马不停蹄 李懋之落实基建计划
　　陈赓是个急性子，筹建学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顺心的事，有时他也难压住火气。前面说过，刚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听说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对军工学院的选址报告压着不批，他给贺晋年打过电话，贺晋年是当年四野有名的“剿匪司令”，胆大心细，可是也惧“陈胡子”三分，他赔着笑说：“陈司令员，不是我的问题，听说高主席有考虑呢。”
　　10月下旬，陈赓接到张衍从哈尔滨来的电话，说高岗那边还是拖拖拉拉，很多事不顺畅。陈赓放下电话，眉宇间溢出一股怒气，他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道：“高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明天我找总理去。”
　　陈赓素来对位高权重的“东北王”高岗不太“感冒”，1952年3月28日，他奉命返回朝鲜前线去换彭德怀回国，途经沈阳，在见了高岗之后，他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了对高岗糜烂生活作风的不满：
　　我党成分复杂，有些思想作风不纯者，混入党内，无论什么运动，均为积极分子。即平日铺张浪费高人一筹者，一至“三反”，其积极程度也高过他人，并且夹杂一些严重的个人企图。此为党内之不健康现象。我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党内是免不了这些现象的。只有注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才可肃清这些现象。
　　鉴于高岗对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之事一直采取“不表态、拖起来”的消极态度，陈赓不得不去请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尊神”压一压他。
　　第二天是周三，下午是周恩来专门接待民主人士的日子，陈赓算好时间，带着秘书去中南海的总理接待室排座，他静悄悄地坐在几位民主人士的后面，耐心等待着。
　　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谈完话之后，问秘书外面还有谁，秘书说：“是陈赓司令员，等待您接见呢。”
　　周恩来不禁哑然失笑，招手让陈赓快进来，朗声问道：“阿赓你有事就来嘛，怎么也当起民主人士了？”
　　陈赓说：“您那么忙，我可不愿老来打扰您。”
　　周恩来仔细听取陈赓的汇报，又在笔记上做了简短的记录，思忖片刻，他沉静地说：“我知道了这个情况，阿赓呀，你再去找聂荣臻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谈谈，然后我在会上讲，再向毛主席汇报。”
　　鉴于时间紧迫，陈赓受命替毛泽东起草了电报，要求东北军区对军工学院选址问题给予支持。一周后，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发文件，命令国家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把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医科大学4.7万平方米校舍拨给军事工程学院作为立足点，哈医大另选校址。周恩来随即派出一个政务院检查组，去沈阳和哈尔滨两市，督促、落实东北有关方面的人力物力保障问题。至此，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文庙街建院的划地问题，才得以完全解决。
　　只有陈赓，才能直通毛泽东和周恩来，面陈一切；只有陈赓的崇高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才能领导哈军工的创业者们克服横在筹建工作中的所有困难。
　　为了工作，陈赓是不怕得罪人的，对老熟人、老同事也照样不给情面。
　　第一批调人名单送交高教部后，进展不快，陈赓又来了火，那天他亲自打电话，请人事部部长安子文和高教部副部长钱俊瑞来筹委会“作客”。
　　两位部长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赶到恭俭胡同，他们明白，陈赓八成是摆个“小鸿门宴”，所以都是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四合院。
　　陈赓把早已准备好的调人名单和有关资料递给两位部长，然后大声说：“今天中午两位部长大人不能走，我请你们在这里吃全聚德烤鸭！”他转身吩咐许鸣真：“许参谋，快去准备！”
　　安子文笑了，他熟悉陈赓的脾气，陈赓为了军工学院废寝忘食，傅涯在部里碰见他总要诉诉苦：“请安部长多帮帮陈赓，他现在是个拼命三郎啊！”
　　吃过一次烤鸭的钱俊瑞可就有点紧张了，不时望望安子文，那意思是：“你快帮忙解围啊！”
　　安子文说：“陈院长盛情难却，老钱呀，咱们赶快看名单吧，要不吃不上烤鸭啦！”
　　这句话把陈赓逗乐了，刚才紧张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一个上午，不仅确定了第一批调入人员的名单，同时又研究了第二批调入人员的名单。那天中午，大家满脸油香，开心地大吃了一顿烤鸭。
　　转眼到了西山枫红，遍地菊香的深秋季节，调入的教授和干部陆续到京，联络处设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第一宾馆。陈赓给筹委会立下一条规矩：凡是调来的教授路过北京，当天他就要带着筹委会的领导同志前去看望，并设便宴招待。
　　就跟刚见到南京来的教授们那样，陈赓一见面就向教授们讲形势，讲建立哈军工的意义：“……我们在朝鲜作战可吃了技术落后的亏，打炮，没有知识，震聋了战士的耳朵；缴获到美国的汽车不会开，只好推到稻田里去；有些装备出了点小毛病，甚至只是缺个把螺丝钉，安上了就可以用，可就是不懂啊，所以现在要办军工这样一个学校。但我们办不了，要依靠你们，祖国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今后要真正发挥你们的作用来办好这所学校。”
　　陈赓一贯把知识分子当“自己人”，他推心置腹的一席话，就能让初次见面的教授们心悦诚服。
　　军工筹委会选调教授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9月22日，陈赓向粟裕副总长呈送一份关于要求从教育部门和科学院延聘教授的报告，10月3日，粟裕副总长即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报告，他说：“……现据陈赓同志报称：为便于明年开学，目前急需培养师资、训练助教，惟欲从部队中遴选教授实属困难。故必须从政府系统教育部门、科学院等处延聘（并已得教育部负责人原则同意）。否则势难如期开学。特附呈陈赓同志报告，该件已呈彭副主席，恳请准予如数调配。”
　　三天之后，周恩来对粟裕转报的陈赓报告做出批示：请邓（小平）副总理办理。
　　看一看1952年10月朝鲜战场的形势就会明白，周恩来的批示时间正是上甘岭战役的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是把军工延聘教授的事当成紧急军情而迅速处理，可以说，中央领导把创建军工学院与朝鲜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那天陈赓高高兴兴地从前门回到筹委会，安子文部长就追来了电话：“陈院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最近亲自为你物色了几位老同志，我还舍不得调给您呢！”
　　陈赓急了：“安部长，可别卖关子了，既然总理是为我们军工挑选的，你可不能半路打劫呀！他们到底是谁呀？”
　　安子文笑道：“我要是半路打劫，你陈司令员还不活吃了我？告诉你吧，一个叫唐铎，一个叫徐介藩，这两位都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由组织派往苏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还有一位叫赵唯刚，在日本和苏联都呆过，他们三位的俄语就不用说了。另外，决定从民航局调来唐凯和葛燕璋，他们都是老红军干部。怎么样？周总理让我问问你，这五位干部，除了你自己推荐的唐凯，其余四位你意下如何？”
　　陈赓听罢喜眉笑眼，连声说：“谢谢总理，也谢谢你部长大人！我正为缺少部系一级的领导干部犯愁呢，这一下可解决我们的大问题了！”
　　放下电话，陈赓忙喊来李懋之：“懋之啊，你快去中组部找安部长，仔细谈一下，如何尽快让这五位老同志来筹委会报到，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属和子女情况，有什么困难？回头马上告诉我。”
　　李懋之从中组部回来后，把这几位老同志的资历向陈赓作了汇报，除了唐铎还在苏联，即将回国外，其余四位都在北京。陈赓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感慨地说了一句：“总理亲自为我们军工挑选将才，真军工之幸也！”
　　单说这五位老干部中的唐凯，他是湖北省黄陂县人，生于1916年10月。1929年冬，13岁的少年唐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次年由团转党。他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连副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政治委员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支队长、第二分校一团团长，冀热辽军区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三纵、五纵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军委民航局副局长。
　　1952年上半年的“三反”运动，民航局抓出一个“大老虎”沈毅，中央批评民航局领导犯了严重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错误，所谓“铺张浪费”，是指唐凯向韩先楚等几个赴朝参战的老同志送了御寒的大衣和皮衣，还有租房子给他们的家属住。局长钟赤兵和副局长唐凯，同时被中央纪委给予行政撤职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被停止工作的唐凯心情沉重，感到无地自容，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多次立过战功的红军老干部，刚建国就莫名其妙地跌了个跟头，他困惑、苦闷，只能闭门思过。
　　没想到陈赓知道了唐凯的事，早在长征路上，他就熟悉这个小老弟，一个在危难中帮助战友的好同志会犯“铺张浪费”的错误？乱弹琴！陈赓摇头叹气，他去找总政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不用陈赓多讲，罗荣桓也十分了解这个东北战场的老部下，两人当场确定把唐凯调到军事工程学院去。
　　陈赓找到唐凯，笑呵呵地说：“老弟呀，民航局那点事，你就不要再考虑了，跟我到哈尔滨吧！”唐凯流泪了。不久，他轻装简从，携月子里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跟李懋之一起上了北行的火车。
　　11月底，徐介藩和赵唯刚先后到筹委会报到，陈赓热情地接待他们。这两位长期在国外工作，阅历不凡的老干部显得与众不同，高视阔步之间透着自信和豪迈，甚至有几分狷介之士的气度，高雅率直的谈吐显现他们的才学和抱负。徐介藩为自己能到军工学院，在陈赓的领导下工作而兴奋不已，他一见到陈赓，就激动地说：“陈司令员，您还记得吗？当年我从上海大学到黄埔军校去，我的党员介绍信就是交给您的，那时候您是组织委员。”
　　徐介藩是安徽省固镇县人，生于1901年。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比陈赓低两届，为第三期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党派他赴苏联入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他参加苏联红军，1948年，他回到祖国，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副主任。1949年5月，周恩来把徐介藩调到北京，作王稼祥的助手。7月，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徐介藩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此时，国民党驻苏人员已逃之夭夭。中苏会谈后，刘少奇与高岗回国，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老使馆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于是，徐介藩成为建国后中国首批高级外交官，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之职。毛泽东访苏后，中央调徐介藩去赤塔，任赤塔总领事馆总领事。朝鲜战争爆发后，徐介藩赴朝出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徐介藩性格耿直，有话直说，富于正义感，当然脾气也大。
　　徐介藩的特殊履历一直留在周恩来的记忆中，现在要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周恩来又把他调给陈赓。陈赓为此颇感欣慰，数十年后，能与当年的黄埔学弟在创办军工的大事业上共事，的确难得。
　　赵唯刚原名赵石羽，他的人生经历十分复杂。1906年，赵唯刚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郊的普通农民家庭，苦读多年的青年人于1926年考取留学日本公费生，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1927年6月，赵唯刚成为一名秘密的中共党员，年底回国，在东北做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奉调苏联，在伯力炮校学习。1937年5月，赵唯刚作为莫斯科参谋本部的情报人员，被派往南京，年底返回苏联，继续在参谋本部工作。1941年9月，苏联情报部门又把赵唯刚派回中国，在路过延安时，赵唯刚找他在苏联认识的康生，要求党组织允许他脱离苏联情报部门，他想到八路军工作，参加抗战。工于心计的康生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在敷衍，时间一长，四处奔波的赵唯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1945年，赵唯刚在我军通化炮兵学校工作时，由朱瑞、邱创成介绍，重新入党。
　　陈赓看重赵唯刚在炮兵教学上的专长，初次见面，知道赵唯刚有个关于党籍问题的历史包袱，筹委会马上要移师哈尔滨，他来不及和赵唯刚详谈。
　　自中央军委“6?23”命令中规定军工学院由五个工程系组成之后，陈赓一直在考虑五个系主任的人选，他们必须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资深的革命军人，能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军人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他们必须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独当一面的领导水平；他们应该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内行，有广博的知识和专业技术基础。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物呢？好在海军工程系有了，这就是陈赓十分倚重的黄景文，黄埔海军学校舰长指挥系毕业的黄景文，一口流利的英语，品德、学识和能力都令陈赓满意，是个难得的高级军事技术干部。那还有四位系主任呢？陈赓留心寻觅了几个月，周总理为他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时，陈赓在心里掂量着，空军工程系主任自然是非唐铎莫属了，人没来之前先让徐介藩顶着；炮兵工程系让赵唯刚干，这位仁兄在苏联上过炮校，在东北炮兵学校当过领导；那么装甲兵工程系呢？就是徐介藩了，他在苏联呆了二十年，参加过卫国战争，还怕坦克？最后剩下的工兵工程系，就让唐凯老弟上了，他在四野特种兵干过，搞工兵的一套他明白。五个系主任已在陈赓胸中变成了“竹子”，他一阵高兴，就拉着李懋之、张衍出去遛弯儿。
　　李懋之问：“看你高兴的，想到哪儿去？”
　　陈赓说：“出去吃面条去！”
　　李懋之说：“还用下馆子？到我家让兰凤做刀削面得了！”
　　张衍也来了情绪：“好哇，去尝尝嫂夫人的手艺！”
　　三个人来到东四牌楼史家胡同7号，这是筹委会为李懋之、黄景文两家租的房子。
　　李懋之的夫人兰凤向陈赓抱怨道：“陈院长呀，懋之总也不回家吃饭，今天要不是您来，他还不知多晚回来呢！”
　　陈赓笑道：“懋之太忙了，向上面要经费得靠他去跑呢！”
　　黄景文的夫人李夏湘也闻声出门迎接陈赓，陈赓对她说：“景文还在上海一带请教授呢，他是用三顾茅庐的精神去请人呀，有的教授不愿意来东北，人家硬是关着门不见，景文就站在门外，恭恭敬敬地等呀，等呀……”
　　说到这儿，陈赓突然有点伤感，他顿了顿，轻叹口气说：“办军工学院，不容易哦！多谢你们家属同志的支持啦！”大家都站在小四合院里，静静地听陈赓讲话。
　　正好黄景文的大女儿黄晓夏放学回来，好一个秀气文静的小女孩，陈赓一下又高兴起来，他拉着晓夏的手说：“来来！和伯伯一起吃刀削面了！”
　　话分两头。早在十月中，李懋之带领高步昆和殷之书等一行人去哈尔滨看校址，他们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北部的文庙街和一曼街，这是全市地形的最高点，初步勘察后，确定了院区的范围是东自橡胶厂，西至极乐寺和苏联红军陵园，北自太平桥区边界，南至马家沟河南岸，占地3500余亩。李懋之和在哈尔滨坐镇指挥的徐立行商量后，和高、殷两教授一起去见哈尔滨市市长王一伦。
　　王一伦市长矮矮胖胖，和和气气。他把李懋之的一些具体要求记下来，认真地说：“能在哈尔滨市建立这所高级军事院校，给我市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满足。”
　　李懋之回到北京，陈赓对他说：“军委已经批准，我们学院的开办费为1000个亿（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人民币），你要抓紧订购办公用具、教材、器材、仪器、教具等开学必需的设备，要在本年度之内将钱花出去。我和述祖同志研究过了，马上组织已经来京报到的教授、助教和干部们，分头去采购普通的教学仪器设备，为了节省时间，一律在市场购买。”
　　陈赓低头踱了一圈，又补充一句：“还要尽量节约开办费，有些营具、教具要自己制作，既要坚固耐用，又要美观大方。”
　　李懋之立即带领大家，撒开双脚，在北京城里四处奔波。中央军委已正式通知各军兵种，将手中的旧式和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重要军用器材，调拨给哈军工各一至两套。到11月中旬，已确定调给哈军工的有T34型坦克、自行火炮、米格飞机等大型武器装备。装甲兵司令部刚刚定制的铝制坦克和汽车也调给哈军工一套，但教材只给技术部分，战术部分以保密为由不愿意给。陈赓一个电话打给粟裕，很快军委又下达新的通知，对军工学院无须保密，学员也要学习军兵种战术及合同战术，学院本身就是个大机密单位。
　　10月23日，根据陈赓的指示，李懋之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要求向苏联驻军委顾问团总顾问科托夫上将汇报军工学院的筹办情况，听听他的指导意见，同时问问苏联专家何时能派到军工来。
　　隔了两天，军委安排李懋之去见科托夫。这位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的苏军上将比李懋之大出一圈，但人很客气，他听完李懋之的汇报后，表示满意，并鼓励说：“你们这种紧张的战斗作风要始终贯穿到学院整个教学和生活过程中。”接着科托夫详细谈了他对建设军工学院的意见，他说：“我们苏联也没有办过这样各军兵种综合性的技术学院，我只能提点参考意见。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这个学院是军事性质的，是培养军事工程师的，对学员的培养，首先要求他成为一个体魄健壮的士兵，一个热爱祖国的技术军官，他必须能忍受一切艰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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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年底之前能到哈尔滨报到，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不巧的是，黄景文没有见到梁守槃，梁教授回上海去了，黄景文马不停蹄，带着助手又追回上海。黄景文追的这一位“韩信”是怎样一位学者呢？
　　梁守槃，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1916年，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航空专业。1938年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副教授，两年后，他辞去大学的职务，到贵州大定一个叫“乌鸦洞”的地方，在航空发动机厂任设计课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腐败透顶，工厂里一塌糊涂，梁守槃拂袖而去，到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埋头做学问，直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梁守槃身材瘦小，两眼有神，不苟言笑。见到黄景文，他说了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如果你们不是拿来邓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华东航空学院是绝不会放我走的。”
　　与梁守槃告辞后，助手嘀咕一句：“这位教授好像缺乏点热情。”黄景文不以为然：“热情是在心里，不是挂在脸上的，你不了解这位梁教授，他可了不起，是我国航空专业的著名专家啊。”
　　完成了曹鹤荪和梁守槃两人的调动手续 ，黄景文长舒一口气，轻声哼起“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可一想到卢庆骏的调动还没落实，他又不禁眉峰微蹙，陷入沉思。这一段时间，他做了大量调查工作，设身处地想帮助复旦解决困难，争取一个双赢的结局，昨天晚上他在复旦校园遇到曾石虞，老夫子还透露了一点“内部情况”。尽管黄景文常打电话向陈赓汇报工作，他觉得还是应该向筹委会写一份书面报告，和赵子立商量一阵，黄景文写道：
　　“卢庆骏成为调动中最难的一个了，因为复旦党委认为不能无条件调走，华东教育部就不能不感到棘手。据华东人事处反映，此问题只有等待中央解决。为了解决，我们提出下列意见，以供参考答复中央教育部之征询。
　　卢庆骏对我们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大材小用呢？‘卢是教数学系三、四年级的，不宜用于教基础数学’，华东教育部与复旦曾提出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我们这样一所学院是需要一个高深数学人才的。卢庆骏学的不是纯理论数学，而是应用数学，他的数学知识与工程方面结合较密切，因此他到我们学院去不仅能领导一、二年级基础数学教研组，而且应成为各系、各专科中解决某些疑难数学问题方面的顾问。这点对我们学院说是非常重要的。卢庆骏水平高，有朝气，有组织能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复旦不放的基本原因在哪里呢？首先卢是他们数学系的骨干和浙大数学系三大巨头之一；其次是卢所担任高等微积分及复变函数、数论这两门课难有人代替。复旦能教分科的本来尚有三人……三人代替能力是有，但又碍于具体条件未能代课。这就是说，从复旦本身要解决他的代课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我曾走访李正文同志——复旦副校长，也是该校党委书记，他表示只有两个条件可以调，一是中央同意复旦数学系停止开课，二是华东派人来代课，他的态度是坚决的。
　　因为棘手，我们同意华东教育部的意见：现在暂停催促以缓和紧张空气，过几天后准备请华东教育部几个部长召集高干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不过人事处已透露，华东不会做出决定，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中央。
　　根据这些情况，黄景文提出四种解决方案，他认为第二种方案较好：‘既能维持中央与华东命令的尊严，又能照顾我校利益，卢庆骏的调动缓至明年暑假，给（复旦）以时间培养代替人。我们昨晚见到曾石虞，他透露复旦也有此意，我们估计，中央与华东很可能通过此案……一周以后，华东当将此情况报告中央解决，现如加速解决起见，请你们作出决定，如同意第二方案，则盼电告我们……’”
　　从黄景文和赵子立联名给筹委会的这封长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请调知名教授是何等困难，更可以看出陈赓的知人善任。
　　文武双全的黄景文南下延聘教授，果然不辱使命，他从不拿中央的调令说话，而是处处尊重地方高校，为他们排忧解难，尽可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他深刻理解“名师办名校”的办学理念，他以伯乐的眼光，认准卢庆骏“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对卢庆骏的深入了解和对卢庆骏到军事工程学院以后如何发挥作用的精辟分析，恰恰说明黄景文本人就是我军当时十分难得的懂得办大学的人才。
　　在北京的陈赓指挥全国的延聘教授工作，他对黄景文在沪宁地区富有成效的工作深感欣慰，看到黄景文的报告，更坚定了聘请卢庆骏来军工的决心。他赞赏黄景文的工作作风，经常叮嘱大家要学会与地方同志商量办事。有一次，冯捷和周景良到灵镜胡同汇报招生工作，正好遇上陈赓跟炮兵司令员陈锡联通电话，听大概意思是告军工的状，只听陈赓在电话上说，我们军工的同志有错都怨我，我现在向你道歉，我给你磕头都可以，但你一定得支持我，帮我的忙。放下电话，陈赓对冯捷两人说，我们现在到处调人，一定要谦虚，我们是去挖人家的肉，人家能不心疼？
　　黄景文的第二方案获得筹委会的支持，黄景文与复旦达成缓调卢庆骏的协议。
　　近两个月来，黄景文忍辱负重，全力以赴，穿梭于沪宁地区，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解放军，也为即将在东北成立的那所大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出色地完成了从各所名牌高校中延聘专家、教授的任务，其中一些堪称是名师的教授后来成为哈军工历史上可圈可点的重要人物。对于确有困难而不愿意去哈尔滨的人，黄景文也不强人所难，同济大学有一个讲师找到招待所，讲了一大堆家庭困难，说着说着，竟“扑通”一声向黄景文和赵子立跪下了，黄景文马上把那人搀扶起来，当即表示可以免调。
　　11月中旬，江南已是梧桐落叶纷纷下的深秋时节，黄景文回京复命，留下赵子立继续完成收集图书资料和购买教学仪器的工作。赵子立拿着陈赓的介绍信，收获颇丰，他从各所大学求援到十多箱图书杂志，一直忙到春节前。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卢庆骏的调动问题又出现了反复。大约在12月底，陈毅从上海给陈赓打来个电话。
　　“我的大院长呀！”陈毅笑哈哈地说：“有人告你们军工的状了，你们要挖人家的宝贝，就是复旦大学啥子系的教授，叫啥子？噢，叫卢庆骏，是吧？苏步青先生把这件事提到上海民主党派会议上去啦，讲你们军事工程学院是挖工事的，最多是建筑设计嘛，你们偏偏指名道姓要卢庆骏去东北是干啥子哟？听说民主党派中好几位大学教授也表示不满意呢，怎么办？你老兄得想个办法解释一下嘛！”
　　陈赓眉头皱起，复又微笑道：“哎呀，我的市长大人，多亏您打招呼，我马上派人专程去上海，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苏步青教授把本已同意调走卢庆骏的事提到了民主党派的会议上，这的确出乎陈赓的意料，什么军工学院是“挖工事”的，纯是瞎扯，不放卢庆骏是另有原因，但这样一来，倒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契机，陈赓考虑成熟，于寒假前派徐立行教育长赴上海。
　　一身戎装的徐立行，彬彬有礼，他向苏教授详细说明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特别强调明年初要招生开课，亟待教授编教材和授课的燃眉之急。徐立行的诚恳和友善，让苏步青深为感动，他坦言道：“卢庆骏是我的学生，这次高校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复旦，也把庆骏调来，作我的助手，他刚刚40岁，正是挑大梁的黄金年龄。现在自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卢庆骏就调给你们好啦！”
　　卢庆骏教授于1953年3月北上，到哈军工报到。

　　9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1)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
　　雪中送炭 滕代远借出大和旅馆
　　金秋十月，湛蓝的北京晴空一丝儿云彩也没有，成群的鸽子在天上绕着圈儿，发出悦耳的鸽哨声。刚刚庆祝过建国三周年，五颜六色的标语口号贴满了大街小巷，虽然朝鲜还在打仗，但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兴旺景象。
　　二高步校一批又一批路过北京奔赴哈尔滨的干部们，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三兵团的干部们，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教授、助教们，都要来恭俭胡同的筹委会，或办理报到手续，或等待安排工作，或请求解决北上途中的困难，从早到晚，恭俭胡同的四合院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王秉衡从重庆来到北京，一进筹委会，就看见徐立行的夫人王雅琴在打字员的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徐立行把他拉到一边说：“你来得正好，吴兆光的爱人要生孩子了，由你接替筹委会秘书工作，主要负责筹委会的会议记录，文件起草和教授的接待工作，后勤、生活的事仍由许鸣真负责。”
　　那天，王秉衡接到电话，说来教授了，一共九个人。王秉衡带车带人，匆匆赶到北京火车站，左顾右盼也不见九个教授的影子，正在纳闷，看见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夫妇面对一群孩子，大声说：“排队，报数！”孩子们由大到小排成一排，喊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王秉衡上前一问，那个中年男子正是来军工报到的林循经副教授，王秉衡笑弯了腰，连说：“对了，对了，林教授两口，再加上这七个孩子，正好九个人嘛！”
　　10月中旬的一天，民航局来电话，说根据军委的指示，要调给军工十名工程师，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当时民航局隶属军队建制，所以军委调令一到，民航局领导二话没说，全力支持，挑选技术最好的人员调给军工，他们打电话给陈赓说：“陈院长，这批同志大都是两航起义人员，是我们民航局的技术骨干呢，特别是董绍庸，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志，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就调给你们了。”
　　陈赓再三感谢，他说：“民航局忍痛割爱，让我们非常感动，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希望他们能尽快来我这里报到。”
　　筹委会里的年轻工作人员问陈赓，两航起义是怎么一回事，陈赓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了两航起义，我们新中国才真正拥有自己的民用航空事业呢。”
　　既然说起两航起义，不妨简短交代几句。
　　1949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属下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接到蒋介石的迁台命令，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面对巨大的航空资产和数千滞留香港的员工，心力交瘁，危局难撑。领导香港地下党的乔冠华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汇报，并亲自组织两航起义的策划工作。也为两航去向操心的陈毅匆匆进京找周恩来，他推荐了一位能代表中央赴港实施起义策划的人选，此人叫吕涛，当年是李克农安插在国民党空军中的秘密中共党员，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他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有师生之谊。1949年8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吕涛，并给他改名叫吕明，面授“锦囊”，把反复研究过的起义方案向吕明交代清楚。
　　吕明秘密赴港，面见老师，以其大智大勇，排除各种险情，打消了刘敬宜的顾虑，顺利完成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和陈卓林率两航骨干，乘两架“空中行宫”号大型客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同时10架C〖CD*2〗46运输机也平安降落在天津机场。三天后，毛泽东签发热情洋溢的贺电，周恩来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刘、陈分别任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这就是震惊港台乃至西方世界的“两航起义”。在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8个人为创建哈军工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是：董绍庸、凌之巩、蒋志扬、严汝群、华光时、邹志楷、李纬文、余新福。民航局同时还调给哈军工张寿宝、吴子苏、杨秋澄等数位技术干部。
　　哈军工的“两航起义”人员都有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董绍庸是他们中的年长者，他中等身材，仪表堂堂，是个美男子。1916年4月，董绍庸出生于杭州市，少年丧父，在贫困中苦读，1936年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冬以公费生资格赴英国曼彻斯特学院航空系学习，后又经导师介绍转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航空系继续学习，1948年获硕士学位。为了多参加一些航空工业的生产实践，他先后进入美国康维尔飞机公司和波莱德惠特尼发动机公司实习，回国前又去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动机翻修厂实习。董绍庸后来成为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最著名的发动机专家，得益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
　　1949年1月，董绍庸回到广州，向中央航空公司报到，11月，他在香港坚定地参加了两航起义，于1950年春天回到新中国，先在天津民航局任职，后又调到北京，在国家民航局任工程科科长，翌年冬，他作为技术专家随团访问苏联，执行订购飞机的重要任务，半年后回国，不久，接到去哈军工的调令。
　　邹志楷，四川乐山人，生于1919年。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是董绍庸和凌之巩的师弟。毕业后他参加了中国第一家滑翔机制造厂的创建工作，干了几年，工厂倒闭，不得已到青岛机场谋个机械长的职位。1947年，他在检修飞机时发现了国民党空军走私毒品和美钞，因此惹来大祸，邹志楷只身亡命上海，在老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韩元佐的帮助下，投奔中航公司。1949年9月，邹志楷作为起义的骨干，积极参加了策划工作，起义后，他和董绍庸一起走过罗湖桥。在民航局，邹志楷是个技术能手，一面编教材，培训年轻技术人员，一面负责检查从苏联引进的飞机，跟董绍庸一样，他对发动机的熟悉程度就像看自己的手心手背。
　　蒋志扬，南京人，生于1918年，18岁那年他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为报国恨家仇，他投军杜聿明的部队，上司派他当教员，为士兵们讲抗日道理。长沙大火使他伤透了心，他脱离部队流浪到重庆，考入撤到乐山的武汉大学，苦读四年，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公司，从事机械维修工作。“两航起义”前夕，蒋志扬任副工程师，他带领部下们维修好所有的飞机，确保飞机随时起飞。起义后，他奉命留在香港，保护两航剩余的资产。1950年秋，他和最后一批起义人员经罗湖桥回到新中国。1952年9月，他正在南京休假，一封电报催他返京，局里正式通知他前往军工学院筹委会报到。
　　严汝群，湖南华容人，生于1915年；李纬文，河北高阳人，生于1924年。他们都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是“两航起义”的骨干成员。
　　那天，董绍庸等十多名民航局的干部们，一身西装，风度翩翩地来到恭俭胡同报到。在等待开会的时候，他们在前院一个大鱼缸旁聊天。这时一位身穿淡黄色旧军装的老军人走过来，他中等身材，戴着眼镜，也凑到鱼缸边，手搭在缸沿上，和善地问蒋志扬：“是来报到的？对去哈尔滨办大学有什么想法呀?”
　　蒋志扬打量一眼这位老军人，心想，他大概也是调来当教员的吧，便随口说：“没什么想法，咱们都一样嘛，服从组织上的命令就是了！”老军人哈哈笑着说：“对！对！”就走开了。
　　等了一会儿，徐立行来请董绍庸等民航局的干部们进屋，代表筹委会接待大家，董绍庸等人交了人事材料，徐立行亲切地与大家谈了一会儿，起身说：“你们跟我去见陈赓院长吧，他要和大家见见面。”
　　董绍庸等人跟着徐立行来到后院一个房间，进门才知道，刚才那位可亲的老军人正是陈赓院长。
　　陈赓站起来热情地欢迎大家，并讲了建立军工学院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解放军是一只猛虎，现在创办这所军工学院，就是为了给猛虎添上翅膀啊。”他希望大家发扬“两航起义”的革命精神，为国防建设再立新功。中午，陈赓请民航局的同志们吃饭，席间，他问严汝群：“湖南老乡啊，你知道毛主席怎么吃辣椒的？是用火烤着吃，你也是这样吗？” 严汝群说：“我也是这样吃辣椒的。” 陈赓平易近人的作风把民航局干部那点陌生感冲得一干二净。
　　一天傍晚，陈赓兴致很高，他对董绍庸说：“你们民航局来的同志，家都不在北京吧？老在民航局宿舍里对付着吃饭，不是个办法，今晚都到我家里来，我们一块吃个便饭！”
　　李纬文高兴地拍手道：“院长，能做个四喜丸子吗？我馋肉啦！”
　　陈赓说：“我让你吃个够！走！把懋之和述祖两位副主任也请来。”
　　刘云去请李、张两人，大家热热闹闹地挤上两台车，跟着陈赓直奔灵镜胡同。
　　厨师很快烧好了几道菜，刚下班回来的傅涯也扎上围裙，下厨忙活着。大家把饭桌抬到院子里，扯过一盏电灯，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有说有笑，像一大家子人。
　　陈赓一边招呼大家多吃点，一边谈天说地讲些笑话，说着说着，又谈到抽调教授的话题上去了。
　　“我们现在是初战告捷啊，”陈赓眉飞色舞地说：“黄景文在南方请到十多位教授、副教授，周祖同到武汉请到周明【溪鸟】和孙本旺两位大教授，这几天还要去长沙的湖南大学请人，李宓、杨仲枢和文圣常三位教授已经定下来了。懋之，你说从清华找到两位教授，叫什么来？”
　　李懋之说：“一位叫高步昆，留美博士，土木工程和桥梁专家；一位叫殷之书，水利工程专家。”
　　陈赓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直起腰来说：“你快点调嘛，还等什么！”
　　董绍庸一边吃饭，一边听陈赓说话，陈赓寻觅人才、求贤若渴的赤诚心情，深深感动了他。刚报到那天，陈赓就请他担任技术处副处长，没有什么比首长对自己的信任再宝贵的了。他在想，民航局里还有没有可以抽调到军工学院的专家呢？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来军工倒可以……不过，他注定是来不了啦，他已经栽倒在金钱这堆粪土上了。
　　第二天，董绍庸终于忍不住，他去找张述祖，想听听这位老前辈的意见。
　　“民航局有一位留法的专家，学弹道学的……”董绍庸试探着说。
　　“学弹道的？在法国？”张述祖两眼倏然一亮，急切地问道：“叫什么名字？”
　　“他叫沈毅，级别还不低呢，副军级干部，当过民航局副局长兼财务处长。”
　　“沈毅？”张述祖想起来了，此人是江苏宜兴人，年轻时是个纨绔子弟，留法回国后，曾当过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专员，有点才华，可热衷官场，与学术界很少来往。不过现在正是用人之际，炮兵专业课必得讲弹道学，沈毅如来军工，不是有了用武之地吗？“能否调来呢？”张述祖问道。
　　“他来不了啦！”董绍庸摇摇头，小声说：“他在‘三反’运动中成了民航局最大的‘大老虎’，已判了死罪。”
　　张述祖听罢，愣了半晌，最后谓然长叹道：“唉，白去了一趟法国，此公何以如此自毁人生……”
　　张述祖在下午的小组会上惋惜地提及沈毅其人，引起陈赓的注意，陈赓把张述祖、李懋之、张衍和董绍庸等人找去，又详细问了问情况，他一边摸着下巴的胡楂子，一边缓缓地说：“毕竟是个留过洋的专家啊，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嘛！” 陈赓又低头沉思片刻，突然他对大家说：“这个人我想要下来，你们认为如何？”
　　在座的人都一脸惊诧，谁也不出声，董绍庸更是紧张地望着陈赓。
　　陈赓的目光落在张衍的身上：“留他一条命，我们利用他的才学嘛，让他为教学服务嘛！你说呢，张衍？”张衍点点头，但还是没出声。看大家仍这么严肃地沉默着，陈赓乐了，他理解，要来一个罪犯，而且是个死囚，到高度机密的军工学院工作，将会给学院领导带来多大的压力呀。他站起来，踱了几圈，然后转过身，毫不犹豫地吩咐李懋之说：“你现在就给薄一波挂个电话，他是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总指挥，我先得跟他商量一下。”
　　李懋之要通了电话，不敢多说一句，马上把话筒递给陈赓，那意思很明白，这么大的事，还是您院长自己接吧。陈赓接过电话说：“我的薄政委呀，求您一件事哩，民航局有个留法的专家，挪用公款当了‘大老虎’，要枪毙呢。我们办军工需要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刀下留人呀？”
　　电话那头的薄一波思忖了一会儿，回答道：“老陈呀，你是爱惜人才哦，这个‘大老虎’判了死刑你也敢要？那好吧，你敢要，我就敢给。不过，你要保证把他改造好哦。”
　　陈赓说：“你放心吧，我们让他好好改造，将功折罪。”
　　薄一波说：“那好吧，咱们俩分头给董老打电话，光我一个人怕保不下来，咱们俩共同给董老打保票吧。”
　　陈赓和薄一波谈妥后，马上又给最高人民法院挂电话，他找到董必武。
　　“董老啊，中央要我办军工学院，我缺专家教授啊！”陈赓一开口，就摆出求助的低姿态，他客气地说：“听说你那里关押一个死刑犯，叫沈毅，他是个留学法国的专家，当年是周总理从重庆把他弄到延安的，过来以后对建设我军炮兵有过贡献，现在我办大学正需要这样的人，董老呀，能不能从轻发落，刀下留人哪！”
　　董必武突然接到陈赓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吃惊不小，董老是办学多年的晚清秀才，学富五车的中共元老，一生见过多少世面，可从来没有听说惜才爱才有如陈赓者，竟然连罪犯中的专家也不放过，求助到最高法院的头上了。董必武想象得出，电话那头的陈赓此刻的心情，他深深被陈赓感动了，干咳了两声，沉吟道：“陈赓同志，您的意见我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这个犯人的罪行比较严重，要改判的话，我要和一些民主党派人士通个气，和高院其他领导也通个气，以免产生不良的影响，你看好吗？”陈赓连连道谢。放下电话后，他又给大家讲一段董老当年在苏区的故事。
　　第二天，陈赓让王秉衡打电话找安子文部长，电话接通后，陈赓说：“我们办军工学院急需外文翻译人才，民航局一个叫沈毅的，‘三反’中被判了死刑，但这个人懂法语，留他一条命，叫他立功赎罪，你看行不行？”安子文说：“只要董老同意改判，一波同志没意见，我当然也没意见呀！”陈赓笑道：“你是人事部长嘛，下官岂敢不汇报！”
　　过了几天，最高人民法院来电话说，已将沈毅改判死缓，监外执行，明日要把他送给军工筹委会。
　　那天上午，筹委会派杨川和刘振邦两个人先去最高人民法院接人，法院派了一辆车，又由两名法警押着，把沈毅送到恭俭胡同。
　　沈毅其人五短身材，胖胖的，穿一身黄呢子旧军装，蓬乱的花白头发，面如死灰，他戴着手铐，在两个法警的帮助下，踉跄移步。筹委会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陈赓也闻讯走出办公室。
　　法院的干部在陈赓面前站定，敬礼报告。
　　陈赓扫一眼沈毅，说：“把他的铐子卸下去吧！”
　　法院的同志马上去掉沈毅的手铐，杨川代表筹委会办了手续，以表明正式接管了罪犯。
　　沈毅全身瑟瑟发抖，嘴角嗫嚅半天，吐出个几乎听不见的“谢”字，他老泪纵横，竟想给陈赓下跪。
　　陈赓用手制止他的屈膝，温和地说：“你要好好改造哦，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说罢，示意保卫干部把沈毅带进屋子里。
　　沈毅在筹委会住了两天，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扫院子，生活上由王秉衡管理。就是这个人，吃了豹子胆，竟敢挪用高达几个亿（旧币）的公款，购买进口手表等奢侈品送人或自己挥霍，同时又擅自购买大量先进的法国照相器材和书籍，说是想搞点炮兵工程研究，在“三反”运动中实属杀无赦的大贪污犯，现在捡回一条老命，惊魂甫定，他写出一张书籍和照相器材清单，想请筹委会要回来，带到哈尔滨，贡献给军工学院。王秉衡打电话联系了半天，没有个结果，就对他说：“算了吧，你别想入非非了，这几天要送你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沈毅提出，要他的老婆送点衣服来。王秉衡找到在民航局幼儿园当主任的沈毅夫人，沈夫人来筹委会送了点衣服，冷清清地和沈毅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见过沈毅。
　　第三天，保卫部长陈信决定派沈清波参谋把沈毅送到哈尔滨，陈赓特地把沈清波叫到跟前，当面叮嘱道：“老弟呀，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到。沈毅是个犯人，但他又是个专家，他现在还在服刑，你要特别注意他在火车上的安全！”
　　不知道沈毅从哪里弄到一条旧枪托，当拐杖拄着，跟着沈清波上了火车。在火车上他唠唠叨叨，说他被判死刑有点重，他挪用的钱大都买了器材和书籍，沈清波训了他几句，他才闭上嘴。
　　在建国初期、人才奇缺的年代，陈赓爱才心切，敢于起用一个死囚犯为哈军工的教学服务，这件事在哈军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哈军工的一个历史掌故而流传多年。
　　沈毅到哈军工后，当过一段预科的辅导教员，由于不能上讲台，学院就让他发挥外语方面的专长，在翻译室里翻译外国技术资料，刚开始几年他还挺卖力气，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多年脱离技术，他实在无法胜任翻译之职，有时不得不去找张述祖和杨仲枢等教授帮帮忙。为了照顾他，学院把他的儿子调来，与他一起生活。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鉴于沈毅的表现还可以，学院通过法律程序，宣布赦免沈毅。他后来什么也干不了，学院只好养着这么一位特殊人物，每个月发100元生活费。陈赓逝世的时候，沈毅的两眼哭得通红，应该说，沈毅是个不大争气的人，但良心未泯。“文化大革命”时他被红卫兵撵出哈军工，押解回乡，他不服，老闹着要去北京找周总理。宜兴老家的农村干部抱怨说，一个病老头子，在

hrbeu

的那位狂傲的黄维早已成为陈赓的手下败将当了俘虏，人生真是难料啊。他更想起陈毅市长的接见以及在南京玄武湖畔潜心研究火箭船的日子。“来北京两周多了，”张述祖在心中默算着，“和陈赓院长相识也没有多长……”可陈赓一见面就是“教授长、教授短”的尊称，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还是陈赓称他“述祖同志”，解放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强作笑颜，有谁称过自己为“同志”呢？从将军那求贤若渴的目光和发自肺腑的亲切恳谈中，张述祖认识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带路人。老天有眼，让我张述祖在知天命之年遇到陈赓将军，平生所学可以施展矣，振兴中国国防之志可以实现矣，若能辅佐陈院长建成军工大学，为国家培养大批栋梁之才，我此生夫复何求？
　　想到这里，张述祖热血上涌，快步走回自己的宿舍，同事们都睡了，古城的夜晚十分安静。他怕开了电灯影响大家睡眠，就悄悄点上半截蜡烛头，在昏黄的烛光下铺开白纸，摘下近视镜，再换上老花镜，深深吸了一口气，先写下老朋友曾石虞的名字，想了想，又写下曹鹤荪和卢庆骏的名字。在教育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熟悉相当多的学界俊才。他反复斟酌、比较，一个一个写下去，数了数，一共37名教授和副教授。张述祖一一列出这些人的专长和目前所在院校或单位，他有点累了，看看表，已经是下半夜了，“明天一早就呈交给陈院长”他在心里反复提醒着自己。
　　翌日下午，陈赓把张述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手里拿着早晨张述祖交给他的这份教授名单，十分高兴地说：“述祖同志，你这份名单太重要了，我要感谢你呀！快坐！快坐！”
　　陈赓给张述祖泡上一杯茶，随手拉过一张椅子，与张述祖促膝交谈。
　　“我知道你执教多年，对如何办学有深入的研究，今天咱们不谈别的，我想听听你对办学的见解。”陈赓诚恳地说。
　　张述祖也不讲客套话，他坦率地问道：“不知陈院长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陈赓想了想说：“我们现在要创办一所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军事高等科技学府，总要有教育家来办学才行，我想听听中国当代有名的教育家对办学有什么高见。”
　　张述祖知道自己的南通方言太重，怕陈赓听不懂，就特别注意慢慢讲来：“我最钦佩的大教育家有三位，一代宗师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有开山创基之功，今天不说蔡先生。因为我们军工是工科大学，应以清华、浙大为镜子，说说这两所大学的校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前些年赴美至今未归，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现在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梅先生在清华时讲过一段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过，‘凡是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陈赓拍掌叫好：“哎呀，这段话讲得确实好，有空你把梅校长的这段名言抄给我，我要学习研究呀！”
　　张述祖笑笑，又接着讲下去：“在梅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风开明，学术昌达，教授严于律己，堪称表率。梅先生旗下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吴晗、熊庆来、吴有训、周培源、翁文灏等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给清华带来了声誉，为清华播桃李于天下。”
　　“再说浙大。竺先生讲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倡导‘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那时候，浙大人才济济，学术成果累累，大学者如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束星北、丰子恺等，有数十名之多。所以浙大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名校。”
　　看到陈赓听得津津有味，张述祖又说下去：“以我多年的体会，大学办得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师资与设备，现在看，军工的设备有国家大力支持，问题不大；但是教授不是设备，全国人才有限，不下大力气是不可能邀请到德才兼备的人才的，这是我们当前要务中之要务啊。陈院长如此信任我，让我襄助徐立行和张衍两位同志选调师资，我自会尽力而为。我昨晚写下的37名人选，没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大名鼎鼎者，不是不想请调，实在是调不动他们，且不说这些大学者的个性极强，一所只有蓝图的大学是请不动他们的。即使本人愿意，学校又岂肯放人？所以我建议调动的人多半为青壮年学者，他们正在声名鹊起之时，却又未到事业峰巅；虽是学校的支柱，却又未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例如我推荐的卢庆骏，那是大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的高足，其数学功底恐怕当今无同龄人可比，刚进壮年，正可成大事业。我只怕调这样的教授也费周折呢。”
　　听罢张述祖这一番话，陈赓眉头微蹙，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思忖片刻说：“你刚才谈的意见非常重要，请调教授的工作牵涉面大，政策性强，我们必须慎重，要周密计划，要抓得特别紧才行。边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楼要一砖一瓦的盖，但是边教则刻不容缓地需要教授，没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我们这个军工学院就会误人子弟，我们的办学就会失败。述祖同志，我们的责任重大呢。选调教授，首先要请我们筹委会里的教授们推荐，你开了一个好头，一下子就推荐了37名，现在由你负责汇总，加上任新民等同志们的推荐，整理一份名单，提交筹委会讨论，你看行吗？”
　　张述祖对陈赓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对下属坦诚相待、充分信用的态度，敬佩至极，他高高兴兴地离开陈赓的办公室，找徐立行和其他教授们商量去了。
　　9月6日，筹委会打电话给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约请他来恭俭胡同商谈抽调教授之事，钱部长昨天刚参加过中南海的会议，他很痛快，几个小时后，就带着秘书，驱车来到筹委会。
　　陈赓、徐立行、张述祖和任新民把钱俊瑞一行人让进会议室兼会客室的屋子里，陈赓开门见山，递上拟调进军工的教授名单。
　　徐立行上前解释说：“我们第一批要调的一共80人，其中卢庆骏等18名教授为重点，因为他们都是名望较高的教授专家，另外还有62名教授或副教授，也希望尽快调入。”
　　钱俊瑞看过名单后，态度明确地说：“你们所提的名单我都同意，办一所大学，光这些教授也不够。这样吧，星期一你们去部里找教育司长张渤川和计划司长张钟灵具体商定。”
　　陈赓看钱俊瑞如此痛快，心中高兴，忙让司机开车去买烤鸭，他对钱俊瑞说：“中午别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儿吃顿便饭吧，一会儿烤鸭就到。”钱副部长连连称谢。
　　没想到徐立行和张述祖那天按约定时间去教育部商谈，司长们却说，18名教授的调动还要研究研究，要请示部长以后再说。
　　徐立行和张述祖空手而返，陈赓听罢汇报来了气，大声说：“懋之，你再打电话约见钱俊瑞，就说明天我要与他面谈。‘三反’有一条反官僚主义，什么事都用‘研究研究’来对付，这也属于官僚主义呀。我们现在调教授，就像打仗搬救兵，军情急如火！不能因为扯皮，打官腔，贻误了战机！”
　　李懋之电话一拨，问题就迎刃而解。当时，“陈赓打电话”这一招儿还真是灵，不久，任新民和许鸣真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调罗时钧和庄逢甘，所里人事处处长说什么不肯放人，任新民回来向陈赓汇报，陈赓紧绷着嘴唇，在办公室里踱了两圈，对任新民说：“你给那个处长打个电话，就说我明天登门拜访，当面请教。”
　　任新民有点犹豫，憨憨地笑着，没敢碰电话。
　　“就这么打！”陈赓用手指指电话。
　　任新民照办了。第二天，力学所来了电话，客气地说，罗时钧和庄逢甘将按规定时间去筹委会报到。
　　事后任新民听说，那位人事处长听说陈赓要来找他，可吓坏了，立马“投降”。任新民感触良深，常对同事们这样说：“哎，没有陈赓院长坐镇，调人的事就不好弄，北京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哪。”
　　在陈赓亲自督催下，请调教授的名单终获教育部通过，陈赓又去找周恩来和彭德怀，重点对象的调令是以中央军委或政务院名义发出的，需要他们签字。
　　9月8日晚上，陈赓驱车回到筹委会，进了院子，听到徐立行办公室里传来阵阵说笑声，便和秘书刘云一起推门进屋。
　　“嗬！好热闹！一大屋子人嘛！”陈赓笑道。
　　大家都站起来，今天刚到北京的张衍忙向陈赓敬礼说：“陈院长，张衍向您报到！”
　　陈赓握着张衍的手，上下打量着说：“几年不见，你有点发福喽！不容易啊，我听说程倩住院很长时间，你又当爸爸又当妈呀！真能干！今天去医院看看没有？孩子们安顿好啦？”
　　张衍说：“下午我带孩子去了医院，徐副校长让莫瑞贞同志帮助照看一下小孩子，我得赶快投入工作啊！”
　　徐立行插话说：“小莫心细，我让她帮忙带带两个小家伙，张主任不能老当‘家庭妇男’呀！”
　　陈赓满意地说：“这就好！二高步校的同志们是打前站的，大队人马的万里大搬迁从大西南到大东北，你们组织得很好。张衍来了，先听听你的吧！”
　　领导要开会，屋子里的工作人员都起身离开办公室，刘云又去找来张述祖和李懋之，陈赓就让张衍把二高步校的搬迁和干部调动情况汇报一下。
　　张衍说，除留给西南军区少部分团职干部外，二高步校共来排以上干部1400余人，其中有准军级干部2名，正师级干部4名，副师级干部3名，准师级干部11名。加上家属孩子，共2000余人搬迁哈尔滨。另外还有练习团1200余名干部和战士，是参加学院基建的好部队。自8月底起校部和五个大队已分批出发，张文峰已到哈尔滨，11月中旬，全部搬迁完。
　　陈赓说：“让干部部长曾焜把干部名单和简历造册后报上来，等编制定下来即可以考虑任职问题，二高的干部素质是好的，对极个别作风不好或者能力太差的干部要么调出去，要么放在一般岗位上，不能影响军工干部队伍的质量。另外，这么多人到哈尔滨，必须安排好住处，东北一到10月初就冷了，全体人员要换冬装，懋之，你去总后找杨立三部长，早点准备，二高的人员路过北京，就让他们换上冬装，暖暖和和地出山海关。”
　　大家议论了一会儿，陈赓又接着说：“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延聘教授，述祖和新民同志推荐的那批教授们，我已经找总理签字批准了，过些日子我想先派景文同志南下，打开局面；张衍你也准备去武汉，立行和述祖同志在家继续跑高教部。聘请知名教授，我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啊！工作中大家要注意多说好话，商量办事，切不可拿着中央的‘圣旨’压人哟。”
　　志愿军三兵团司令部军务处处长黄景文是陈赓最早从朝鲜前线调回来的老部下，他参加筹委会工作已经40多天了，每天一大早他就骑着自行车到灵镜胡同请示工作，是陈赓的得力助手之一。9月底的一天早晨，他匆匆赶到灵镜胡同，陈赓刚洗漱完，笑着看一眼黄景文说：“我要先派你南下调教授，你知道为什么吗？”
　　黄景文一时语塞，陈赓指了指黄景文的肚子说：“你这里面有墨水嘛，去请调教授，我得先派个知识分子干部出马呀！”
　　黄景文心头一阵发热，凡是陈赓的部下，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陈赓对自己那种透彻的了解和细心的体察。就说先派黄景文南下调教授这个决定吧，陈赓深思熟虑，因为黄景文的品格和才干，都让陈赓满意。现在，笔者就该详细说说一年前在昆明机场跟着陈赓上飞机的这位英武的中年军人了。
　　黄景文是广东惠阳人，生于1914年1月26日，父亲黄伯群是留学日本的热血青年，早年参加了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黄景文小时候就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他从香港一所有名的英文中学英华书院毕业后，面对东洋鬼子的侵华野心，年轻人毅然北上从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黄埔海军学校，学习舰长指挥专业。翌年，他秘密参加由共产党员陈黄光组织的海校“读书会”，接受了马列主义。陈黄光遇害后，黄景文继续参加并最终领导“读书会”的活动。1936年，毕业留校任教官的黄景文积极寻找党，全面抗战爆发后，思想进步的黄景文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暗中资助几名学生北上延安。1938年，国民党发现了黄景文的革命活动，正欲抓捕，黄景文只身逃出险境，从此走上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在广东地下党的指示下，共产党员黄景文参加了滇桂黔边区抗日武装的组建，抗战八年，作为粤西抗日老一团的团长，他一直带领部队出入深山老林，坚持敌后游击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的部下们不仅佩服老团长的智勇双全和百发百中的枪法，更敬重他爱兵如子的高尚品格。那个时候部队缺粮，只能喝粥，饭做好后，黄景文亲自掌勺，他自己永远是最后一碗。往往最后分光了，黄景文就倒点水刮锅底，用涮锅水充饥。老一团的干部和战士都熟悉厨房里传来的刮锅底声，那声音总是让大家热泪盈眶。
　　抗战胜利后，我党香港分局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的精神，指示黄景文所部进入越南休整，其间黄景文帮助越南同志建军，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培训人民军干部，所以黄景文和胡志明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关系熟稔，情谊甚笃。
　　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奉命归国，老一团向滇桂黔方向发展，不久黄景文升任滇桂黔纵队参谋长，当时纵队已有正规部队四万五千人，游击队十万人。陈赓兵团进军云南时，滇桂黔边区纵队与大部队会师，配合四兵团解放昆明，从此黄景文就成了陈赓的部下。陈赓奉命进入越南时，黄景文主动请缨：“我去过越南，情况熟。” 在越北前线，黄景文被陈赓委以重任，他出生入死，克敌制胜，有一次他的掩体被炮弹炸塌，险遭不测。越北抗法战役后，胡志明主席曾两次向陈赓提出，要把黄景文留下来，陈赓笑笑，婉拒道：“老黄回国还有任务呢。”
　　黄景文有战功而不自傲，洁身自好，淡泊名利。本来是个军职干部，他却热心筹办军校，甘愿到军区军政大学当个副师职的教育长，这些都给陈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刻，陈赓和黄景文坐下来，一起研究南下延聘教授的问题，把可能出现的困难做了一番分析。最后，陈赓把装调令的大信封交给了黄景文，叮嘱道：“关于首批请调的教授，有的是总理签的调令，有的是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应该让有关大学和教授本人充分理解中央的重视程度。总而言之，这次南下，任务重，时间紧，我派赵子立做你的助手，赵教授工作细心，为人厚道，你们一定会配合好的。”
　　送走了黄景文，陈赓按着工作计划，亲自带人去清华大学，认认真真地参观学习，向清华的领导同志请教办学经验。当周培源、何东昌等人陪同陈赓参观各个实验室时，清华的师生惊讶地注视着光着头，一身旧军装的陈赓，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啊！
　　再说黄景文一行人于国庆节后来到大上海，在静安寺的招待所住下。当时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已基本结束，黄景文和赵子立带着助手，奔波于华东教育部、人事部和各有关高校之间，他们了解到各高校的人事关系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浙大理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理学院合并，军事工程学院要调的浙大教授卢庆骏已随浙大教务长苏步青教授调到复旦，另一位浙大教授梁守槃也被调往华东航空学院。黄景文知道，地方高校对即将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缺乏了解，主动向他们介绍军工的性质和成立的意义，消除人们的误解，是争取地方高校支持的第一步。果然，黄景文的坦诚，赢得上海各高校领导的敬重。
　　黄景文十分注意调查研究，那天他对赵子立说：“通过和南方知识分子的初步接触，我看他们主要的思想顾虑是害怕东北的严寒天气，怕生活不习惯。”
　　赵子立点头道：“听说在教授们的家属中传说到了哈尔滨会冻掉鼻子的。”
　　黄景文笑道：“东北就那么可怕？也有人担心军队办不好大学，影响了专业，所以我们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
　　令赵子立钦佩的是黄景文求贤若渴、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对拟调教授，他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拜访，把思想工作做到本人和家属的心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景文的工作颇见成效。
　　但是从复旦大学调走卢庆骏却遇到不小的阻力。黄景文与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友好地商谈过几次，复旦提出一些具体困难，强调卢庆骏担任的两门课找不到人替代。
　　黄景文特地到复旦数学系，拜访了卢庆骏，一见面，黄景文就觉得卢庆骏教授气度不凡，他中等身材，留着短而浓的平头，说话语气平和；对于卢庆骏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与解放军高级干部接触，显然，这位平易近人、全身透着书卷气的首长令他十分好感，两个人挺谈得来，卢庆骏表示，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卢庆骏是江苏省镇江县人，生于1913年3月。幼时家贫，在父母的教育下，他胸怀大志，功课极好；1936年夏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翌年秋回浙大工作，在抗战中随校西迁，贵州办学8年，每晚在两根灯草照明下备课，其志益坚，学问大进。1946年，浙大选派卢庆骏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苦读两年，获数学博士学位，最后一年在该校当研究员。1949年5月2日，在杭州解放的那一天，他回到祖国，仍回浙大任教，他是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的高足，在学术上颇有建树。
　　黄景文认准卢庆骏正是创建军工学院所急需的名师，他知难而进，尽力想解开与复旦大学之间的疙瘩，在他的耐心解释下，复旦的领导不再怀疑军工学院的办学水准，也承认调卢庆骏不是“大材小用”，但鉴于几位老教授的反对，谁也不好拍板放人。
　　从外表上看不出黄景文内心的焦急，他依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一天晚上他对赵子立说：“我想卢庆骏的调动问题能否先缓一下，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下面，我看应该请复旦的曾石虞教授了，我离开北京时，张述祖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当初南京军事科学研究室成立时，他还来南京看过，听说你是他的学生？”
　　赵子立说：“我在兵工大学读书时，曾先生教我们化学，他学问很好，人嘛有点怪僻，我们都称他曾夫子，他不愿意到军方工作，可这一回又找到他的头上了。”
　　“这就是和咱们军工有缘分嘛，”黄景文开怀笑道：“明天我们就登门求贤，拜访曾夫子！你这些天辛苦了，今晚早点休息吧。”
　　黄景文回到房间，翻开笔记本，在灯下仔细研究起有关曾石虞的材料，让我们也跟着黄景文的思绪，认识一下这位个性十分鲜明的老知识分子吧。
　　曾石虞是湖南省汉寿县人，生于1902年10月。其父曾毅是大清王朝最后一批秀才，与同窗宋教仁结为至交。民主先驱宋教仁惨遭暗杀后，曾毅受宋教仁生前之托，在武汉主办《民国日报》。幼时的曾石虞因母丧而跟着为革命奔走呼号的父亲，生活漂泊而凄苦。1921年，他考入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专业，父亲此时又东渡日本，他全凭自己的奋斗完成了学业。
　　曾石虞德文甚好，1929年，军阀重开战，曾石虞被聘为国民党政府的德国首席顾问的翻译官。他居然能在战事间隙中整理出德国顾问关于化学战的多次讲稿，编成影响很大的《化学战之原理及实施》一书。
　　曾石虞讨厌军队生活，1935年，他自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修火炸药学。利用他当年结识的德国顾问的关系，曾石虞进入普门德教授的实验室，打下坚实的实验基础后，他又到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学习，顺利拿下博士学位。
　　抗战爆发后，曾石虞报国心切，他视德国的高薪职业为粪土，急匆匆踏上归途。然而等待他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大学教授们随难民潮西撤的悲惨情景，曾石虞跟着兵工署一路撤退，一直退到陪都重庆。已过而立之年的曾石虞，在岁月的磨砺下少了几分青年时代的清高自傲，静下心来教书了。他先在张述祖任教的兵工专门学校教授化学，又兼任重庆大学物理化学系教授。当时的中央陆军大学慕名聘请他出任少将教官，专教化学战史，深知国民党军队内幕的曾石虞对此职不屑一顾，便以工薪少为由婉言谢绝。1946年，他回到上海，执教于暨南大学，并兼任已迁回上海的兵工专门学校的化学系主任，不久又出任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
　　上海解放前夕，曾石虞不受国民党的高薪引诱，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然而他又是个性特强的人，他曾和张述祖等人一起联名上书陈毅市长，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成立时，他只是去南京看了看，仍返回上海教他的化学。曾石虞是化学界的资深老教授，他喜欢自由自在地做学问，尤其对重视德语教学的同济大学情有独钟，自然，老夫子也不太想和军方沾边。
　　可是出乎曾石虞的意料，一位仪表堂堂，谈吐儒雅的军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跟在后面的是他熟悉的河南籍学生赵子立。
　　“半百之人，要迢迢千里去北满，实出我的意料，”曾石虞朝黄景文点点头，眼睛微闭，清瘦的两颊没有一丝笑容，声音也平淡舒缓。“既然高教部已下了调令，那只有从命喽！”
　　摸透老知识分子秉性的黄景文不急不躁，态度谦和，他详细介绍军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和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和蔼地询问曾教授有什么困难，夫人徐曼英要不要一起搬迁。
　　曾石虞终于展颜一笑，他淡淡地说：“没有什么困难，我的太太不会随我北上的，她是数学教授，离不开南京大学。”
　　后来，黄景文和赵子立又去看望曾石虞，老夫子与黄景文渐渐熟悉起来，话也多了，他挺关心黄景文延聘教授的事，还会主动出点主意。
　　现在，黄景文和赵子立的主要目标是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西郊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当年称南洋大学堂，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南北呼应，均由李鸿章所创办。交大面积不大，然而绿草茵茵，疏林摇曳，红砖洋楼，一派江南的花园别墅风格。交大在中国理工科大学中举足轻重，因数十年间培养众多的科技精英和治国安邦之才，在中外教育界久负盛名。
　　黄景文步履沉稳地走进朱红色的交大校门，他首先要想聘请的人是交大教务长曹鹤荪教授，关于曹教授的个人情况他早已熟记于心。
　　曹鹤荪是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1912年9月。早年在南洋大学附中直升大学时，由于成绩优秀，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1934年毕业后，他考取留欧公费生。当时，意大利政府援建南昌中意飞机制造，曹鹤荪作为该厂未来的工程师，被派往意大利都灵大学学习空气动力学，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又被选派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学习刚刚开始，卢沟桥事变爆发，26岁的曹鹤荪满腔热血，抱着抗日救亡的决心，日夜兼程地赶回祖国，直奔南昌，被任命为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教授。
　　不久南京沦陷，学校迁往成都，曹鹤荪在成都继续执教。兵荒马乱的年月，学校经费难以为继，办办停停，教员吃饭都成了问题。恰好交通大学邀请曹鹤荪参与筹办交大重庆分校，所谓分校，实际上，包括曹鹤荪才两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他在两幢简陋的木板房里办学，几经波折，总算开了学，曹鹤荪任航空工程系代理主任。1944年，他赴美考察学习一年。1945年8月22日，他回到重庆。
　　抗战胜利了，交大也迁返上海原校址。曹鹤荪升任教务处长，他以办事果断，敢于负责，深受交大师生的好评。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上海的大学都处于半关门的困境之中。曹鹤荪联合复旦大学的陈望道先生、暨南大学的刘大杰先生等学界领袖前往南京政府申请学校应变经费，当年威风凛凛，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已空空荡荡，门可罗雀了。曹鹤荪等人在郊外李宗仁寓所找到这位代总统，好歹给批了1亿元金圆券。然而，李宗仁的批文不过是张空头支票，教授们的薪金依然无处可领。为了维持学校的生存，曹鹤荪四方求援，奔波于沪上。正是此时，他与张述祖来往甚多，大家心照不宣地迎候江北的炮声……
　　交大的领导热情接待黄景文，他们告诉他：“曹先生已经调走了！现在正在南京筹办华东航空学院呢！”
　　黄景文说：“那我可要唱‘萧何月下追韩信’了，今天就去南京！”
　　交大的领导被黄景文逗乐了，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黄景文与他们一起研究刘景伊、顾懋祥、陈含奎、张良起等人的调动问题。
　　黄景文当天赶到南京，住进华东航空学院，他要请调的曹鹤荪和梁守槃恰好都在这所大学里。
　　曹鹤荪，中等个儿，瘦长脸，有点秃顶，戴着金丝边眼镜，嘴角挂着矜持的微笑。似乎前生就有缘，曹鹤荪和黄景文一见如故，像老朋友一样谈起来。
　　“我这是一个月内第二次接到调令了。”曹鹤荪笑道：“之前张述祖先生给我来过信，劝我去哈尔滨干点我们当年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业，我是学航空工程的，可惜荒废多年。我去参加军工学院的建设，必定全力以赴就是了，只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北方，加上孩子都小，一个读四年级，一个在幼稚园，我爱人是学化学的，希望组织上考虑孩子的就读和爱人的工作安排。”
　　黄景文觉得曹鹤荪很实在，虽为名牌大学的教授却没有架子，修养极好，他仔细记下曹鹤荪的要求，正色道：“照顾好每一位教授的生活，让他们安心治学，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任务，这一点务必请曹教授放心！”临走，他又叮嘱几句：“请曹教授抓紧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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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员静心听讲，紧张地记着笔记。不时因思想上的强烈共鸣而向邓政委报以热烈掌声。邓小平最后对学员们说：“学习以后，大家要背上背包，到大西南去！”
　　10月中旬，二野军大奉命组织了以徐立行为首的行军指挥班子，根据进军西南的战略部署和西南解放战争的形势，制定了三个梯队的周密行军计划。这些来自鱼米之乡又没受过苦的城市青年学生第一次随大军斜穿半个中国，经过八省的崎岖山川，全程七八千里，恰如一次“小长征”。沿途气候恶劣，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又不时会受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的袭扰，艰苦之状，不言而喻。然而，二野军大万余健儿，一路行军，一路高歌，在漫漫征途中磨炼了钢铁意志。
　　1950年3月，二野军大总校全部人马进入四川重庆，这么一支大队伍在哪里安营扎寨呢？
　　仍兼任军大校长和政委的刘伯承征求邓小平的意见：“让军大去个好地方办学吧，歌乐山怎么样？”
　　“要得，让军大住在山清水秀的歌乐山和林园，学员们好静心读书嘛！”邓小平笑着点头同意。
　　于是，二野军大的万余人马驻扎歌乐山，校部设在林园。不久，二野军大又与西北军政大学的大部合并，改称西南军政大学。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兼任军大校长，政委邓小平兼任军大政委，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赓、周士第、李达兼任副校长，徐立行任教育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张衍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设五个分校（后称大队）。
　　1950年秋至1951年底，独臂将军余秋里政委主持学校的工作，此时西南军大奉命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简称二高步校。当时，从各部队调来了大批连、营、团级干部，使二高步校人强马壮，在余秋里的领导下，二高步校成为全军有名的好学校。
　　1952年春天，中央军委在酝酿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过程中，二高步校副校长徐立行赴京参加全军院校会议，最早得知军委拟调二高步校去哈尔滨市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消息，非常高兴，并打电话告诉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张衍，鉴于军委尚没有正式下令，此时这个消息仍处于保密状态。5月，陈赓从朝鲜打来电话，要徐立行立即率人到哈尔滨看地形，选择校址，徐立行带着军务科科长肖连山和军务参谋沈清波，悄然登上东去的江轮。
　　6月末的一天傍晚，二高步校教员吴兆光和刘子铎在北京前门外偶遇已经调离学校的老政委余秋里。
　　“怎么，你们在总政的教员训练班结束了吗？”余秋里关切地问。当时军委总政举办“历史唯物主义教员训练班”，他们俩是二高步校选送来京学习的政治教员。
　　吴兆光说：“7月才结束呢，我们前几天向学校领导写了学习总结，汇报我们的巨大收获。”
　　余秋里点点头，沉吟一下说：“好好学习吧，马上你们要有用武之地喽！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二高步校成建制调往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这是一座专门培养高级军事工程师的正规大学，你们知道中央让谁出任这所大学的院长吗？”余秋里神秘地笑笑，小声说：“陈赓！”
　　两位年轻人兴奋地跳起来，谁不知道常胜将军陈赓司令员呢？
　　临分别时，余秋里小声叮嘱他们俩：“先暂时保密哦，等学校接到正式命令后你们再说。”显然，余秋里对军委挑选了二高步校是颇感自豪的。
　　7月初，军委正式的命令下达后，林园沸腾起来了。二高步校毕竟是一个大单位，在重庆两年多，经过正规化的建设，请来了苏联顾问，学校又吸收不少四川籍的知识分子，多年戎马倥偬的老红军、老八路们总算有了静心办学的条件，因而热情甚高，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建国以后，战事锐减，生活安定，该成家、该添丁的干部、教员们，也喜气洋洋地忙活着小家庭，日子过得挺滋润。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两年安稳日子，怎么突然又要打起背包，奔赴万里之外、冰天雪地的哈尔滨？
　　“听说哈尔滨是个冰雪的世界呢，冷极了！”
　　“嘿，说起来要吓死你，在外面呆久了，一摸鼻子，掉啦！一摸耳朵，也掉啦！”
　　“还有呢，听说夜里出外撒尿要带根棍子，一边尿，一边敲冰，要不全冻成冰棍喽！”
　　“我的妈哟，有那么冷吗？”
　　种种关于寒冷的话题在炎热的季节里飞快地流传，倒没有让人们感到一丝凉快，从来没有见过冰雪的南方人，却由这个话题引来不少忧虑。
　　山路上，张衍倒背着双手，沿石阶向家里走去，他走得很慢，耳际满是下午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发言的声音。徐立行副校长已经在北京面见陈赓院长，并参加筹委会工作，张衍代理校政委和党委书记之职，负责主持二高步校的工作。下午的会议主要是听取五个大队和校部各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军委命令下达后，群众中思想问题较多，南方同志怕去北方，年轻干部怕艰苦、怕打仗等，说明有人对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意义认识不足，对献身国防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的自觉性较差，尽管这是少部分人的情绪，但是必须及时引导和教育他们。而大多数干部情绪是高涨的，令人满意的。戈果和杜鸣珂两同志还反映了部分同志存在的糊涂认识，例如“军事工程就是和黄土打交道”，则应该解释之。张衍一边走一边想，不觉到了门口。
　　服务员抱着一岁的儿子，领着三岁的女儿迎出门来，自从爱人程倩赴京治病，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直由服务员阿姨帮着带。张衍伸出双臂，抱过儿子亲了一下，又立即还给阿姨，匆匆进屋，女儿在身后喊“爸爸”，他也没回头。
　　张衍是安徽省灵璧县人，生于1917年，学生时代就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满腔愤怒在学校宣传抗日，领导学潮。卢沟桥炮声一响，张衍再无心闭门读书，他和几个进步青年结伴，跋山涉水，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他参加了八路军，组织上让他填写一张表格，那上面有一栏是“你读过什么书”，张衍如实填上《共产党宣言》，于是，他被送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20岁的张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进了学院一看，吓了一跳，原来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中有著名的红军将领王树声和李先念等人。从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党组织分配他去抗大当政治教员，教马列主义课，从此，张衍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人总想上前线杀敌，与日本鬼子刀对刀、枪对枪地拼上一拼。身体结实的张衍也不例外，他人在课堂教书，心可常飞到抗日前线。1944年，总算有了机会，时任抗大六分校政教科科长的张衍调到八路军总部，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下工作，任前方指挥部情报处三科科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1945年9月，国民党新八军高树勋部在邯郸火线起义，中央派张衍到起义部队去，朱总司令面授机宜，张衍和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对起义部队的教育和整编工作。他先后任民主建国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947年11月，张衍主持豫陕鄂第五军分区党政军工作，任地委副书记和军分区副政委等职。风风雨雨的军旅生活，把张衍锻炼成果敢刚毅的军事指挥员，他身体健壮，国字形的方脸盘黝黑透红，总挂着自信的笑容，毕竟他是抗大教员出身，口才之好已闻名军中，战士们一听他的政治报告，没有不着迷的。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把张衍找去。
　　“张衍同志呀，”邓小平对他说：“我不想让你带兵打仗了，要派你去办学校噢。”
　　张衍说：“邓政委，我没办过学校呀，没经验，我愿意带兵啊。”
　　副政委张际春说：“你在抗大当过多年教员嘛，熟悉学校的工作，办学还要靠你这样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吸了一口烟，沉稳地望定张衍，语气坚定地说：“我们现在挺进大别山，斗争形势十分复杂，部队急需干部，建立地方政权也急需干部。干部从哪里来？要从学校里培养出来嘛。毛主席最近要求我们做好两件事，一是办报，一是办学。现在我们想以陈赓同志办的豫陕鄂军大为基础，再组建中原军政大学，我们的刘司令员兼校长和政委，组织上决定你作为军大的主要领导之一，参加筹办工作，你抓紧准备吧。”
　　没有二话可说，张衍坚决服从刘邓首长的命令。1948年9月，张衍出任中原军大政治部副主任。由中原军大到二野军大，他一直负责宣传教育工作， 是刘华清的老搭档。到了重庆，他仍任政治部副主任，余秋里、刘华清调离二高步校后，他和徐立行一起，主持学校的领导工作。
　　张衍坐在办公桌旁，下意识地扫视着宽敞高大的房间，这栋大房子就是当年蒋介石住过的“蒋公馆”，二高步校进入林园之后，余秋里住在“林公馆”，刘华清住在“蒋公馆”，两位领导调离后，徐立行和张衍分别搬进这两栋大房子里。
　　“别了！蒋公馆！”张衍一笑，自己开句玩笑，忙着铺开稿纸，开始准备明天全校动员大会的报告提纲。
　　电话铃声响起，张衍抓起电话，是西南军区副政委王新亭打来的。
　　“张衍呀，军委命令下达后，干部和群众中有些什么反应啊？”王新亭单刀直入，大声问道。
　　“王副政委，总的来看反应是积极的，坚决拥护军委的决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嘛。但是也有不少思想问题哩。”张衍答道。
　　“主要是什么思想问题呢？”
　　“主要是南方同志怕冷，说到了哈尔滨，鼻子要冻掉了。”
　　“哈哈！”王新亭在电话那头儿忍俊不禁，“那都是瞎说，你忘了吗？我们过江之前，部队里流传这样的说法：江南的蚊子比麻雀大！北方人不是也吓了一跳吗？传说不可信。不过，学校一定要做好御寒的充分准备，到了哈尔滨，天气就很快转冷了，要多想想困难哩。”
　　放下电话，张衍继续伏案写报告提纲，多年政治工作的经验，他知道报告一定要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由浅入深，摆事实、讲道理，切中要害，不能讲泛泛而论的空话。张衍文思快捷，不到两个小时，他已准备好了明天的报告，他站起来，想去看看孩子睡没睡，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
　　“是张衍同志吗？我是陈赓啊！”张衍刚把听筒放在耳朵边，就传来北京灵镜胡同的声音。
　　张衍的手轻轻抖了一下，他已经多年没有听到陈赓的声音了，记得是1942年初春，张衍在太岳军区第一次见到全军闻名的“陈胡子”司令员，他被陈赓的儒将风范深深折服了。在武乡县举行的抗大六分校开学典礼上，陈赓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都讲了话。解放战争时，张衍在河北邯郸遇见陈赓，陈司令员见面就开个玩笑：“张衍，你现在这个样子，有点像博古同志呢！”陈赓像一团火，干部们一见了他，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
　　张衍握紧电话连忙答道：“哎呀，陈司令员呀，你好吗？我是张衍，我是张衍啊！”
　　陈赓在电话里照旧是轻松幽默的口吻：“张主任呀，多年不见，有点想念呢！这一次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一块儿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徐副校长已经在北京了，你还要在重庆辛苦一段时间呢。二高步校是我们军工学院的基础之一啊，如果西南军区要从你们那儿调干部，你可千万不能同意呀！特别是师以上的干部，一个都不能放，这是中央军委定的。其他的事，比如思想动员、搬家准备，我相信你们都能很好地完成，我不多说了，重大事情，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同时注意取得西南军区的支持，你们还在军区的领导下嘛！”
　　听到陈赓亲切的声音，张衍的心情不禁激动起来，扼要地汇报校党委关于执行军委命令的具体工作安排，他最后说：“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二高步校的同志们一定会按着军委的决定，准时赶到哈尔滨。”
　　张衍在全校作了总的思想动员报告之后，校部、五个大队以及练习团又分头召开动员大会。此时余秋里政委已调到西南军区任财务部部长，他也被学校请回来，对排以上干部作动员。当时层层开大会，人人表决心，党团员带头，对思想有顾虑的同志则由干部包干，登门谈心，一次不行两次，直至思想通了为止。这些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部队学校所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没有多久，全校出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局面。“向苏联学习”、“为了国防现代化”、“迎接抗美援朝的胜利”，这样的大标语几乎布满了全校。凡是正式编制内的干部和教员，都为自己能有机会进入一所大学而且为国防现代化服务而兴高采烈，不属正式编制的人员只能以羡慕的目光看着。
　　8月初，各个单位都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准备搬迁工作，收拾办公物品，钉好包装箱，登记造册，忙得不亦乐乎。张衍、张文峰等领导同志每天都下基层检查进度，要求大家发扬当年二野挺进大别山时，那种能打硬仗、团结协作、雷厉风行的光荣传统，出色完成全校的万里大搬迁。至于干部自身倒好办，当兵的嘛，打起背包就出发，谁家也没有多少细软家当好带。
　　二大队三中队指导员林铁锋两口子都是老八路，爱人李锐是位医生，临盆在即，就是不肯请假，天天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在医院里忙碌着，为了北上，医院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她都舍不得丢下，终因劳累过度，孩子早产了，抱着才四斤重的儿子，李锐还是挺高兴的。
　　她对丈夫说：“老林啊，给孩子起个啥名呢？”
　　林铁锋说：“咱们就要去哈尔滨建设军工学院了，就给孩子起个‘小滨’吧，大号叫‘林晓滨’，纪念哈尔滨。”
　　林铁锋夫妇带着先天不足的孩子到了哈军工，在建院初期的繁忙工作中，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托给一家市民看着，没想到孩子发高烧，得了小儿麻痹症。林铁锋夫妇一辈子养着这个残疾儿子，这是后话。
　　二高步校成建制地调往万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这在重庆的军政各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三反”“五反”的时候，二高步校曾派出数百名干部到重庆各大单位担任工作组负责人，领导运动，因而名声在外，颇有影响，这次说什么也要好好欢送一下。于是，林园每天晚上都歌舞不断，不是演川剧、京剧，就是放电影，办晚会，好不热闹。西南军区话剧团还专门演了新编话剧《在新事物面前》，讲的是解放军干部转业地方，当了工厂厂长，在经济建设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再立新功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非常适合二高步校当时的形势要求，大受全校师生员工的欢迎。
　　从8月底开始，二高步校人员分批向哈尔滨开拔了，首批人员由主持训练部工作的副部长张文峰带队。在朝天门码头，张文峰正在指挥大家登上民生轮船公司的江轮，他中等身材，其貌不扬，却以沉稳机智，精明干练，口才一流而闻名于二高步校。
　　张文峰是山西夏县（原沁水县）人，1919年10月28日生于普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战乱中度过的，1938年3月，为了抗日救国，张文峰参加革命，同年6月入党，不久出任沁水县县委宣传委员。1941年12月，22岁的张文峰调任士敏县（现沁水县）县委书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太岳纵队10旅教导大队政委，成为陈赓的部下。1947年初，张文峰奉调太岳纵队随营学校，任政治主任，随营学校的校长和政委由陈赓兼任，从此他和陈赓的接触就更多了。现在陈赓点将张文峰当先锋官，是基于对这位老部下的了解。
　　在那个夏秋之交的大热天里，重庆的市民常见到一队队军容整齐的年轻军人有说有笑，奔向江边，他们响亮的歌声，随着浩荡东去的大江，飘得很远很远。这就是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二高步校万里大搬迁。
　　船过水急滩险、峭壁千仞的三峡，直奔武汉三镇。在汉口，二高步校的师生们常常要等上几天火车，当时哪有舒适的客车送他们北上，大凡军事行动，都是坐闷罐车。在京汉线上，时常要停下来等待，为别的车让路，一路上的辛苦不言而喻。一出山海关，身着单军装的人们很快就感受到秋风瑟瑟，寒气逼人了。大批同志不适应气温骤变，感冒发烧。但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建设军事工程学院，仍让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一扫旅途疲劳，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
　　张衍天天都与陈赓和徐立行以及北京筹委会的同志们保持电话联系，特别是干部的安排问题，张衍要随时听到陈赓的指示。二高步校有个200来人的高级研究班，学员都是国民党起义或投诚部队里的将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教导总队，则全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出于军事工程学院必须严格保密的要求，学校决定：将这两个单位留在重庆市另作安排。张衍认为高级研究班中有三位原国民党起义将军，教导总队里有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他们都是思想追求进步、学有专长的军事教官，他想把他们带到哈尔滨，请示陈赓，陈赓当即拍板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位起义将领和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在哈军工的建设中表现是很好的。
　　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在恭俭胡同成立后的一周，即9月7日晚上，西南军区正举行欢送二高步校离渝北上的联欢会，会餐结束，举行舞会，二高步校的领导同志自然躲不过女战士们的盛情邀请。张衍刚刚跳了一个曲子，秘书王秉衡就把电话打进来。
　　张衍去接电话，心里还挺纳闷，这个王秉衡真有办法，怎么这里的电话他也知道呢？
　　要说张衍的这位秘书可是个不错的年轻干部，他原是河南大学的大学生，1948年5月作为学生领袖去南京请愿，回校后面临被捕的险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王亚寒等四个大学生穿越战场，向豫西的第五军分区领导张衍报到。张衍一眼就看中这个面带微笑，举止稳重的“学运领袖”，“你就在我这儿干吧！”张衍扔下一句话，王秉衡从此就跟着张衍了。
　　王秉衡是个细心人，为了让一天四处奔忙的张衍不致中断与北京的任何通讯联系，他和张衍的警卫员私下约定，只要跟着首长，随时把电话报给他。今天舞曲一响，王秉衡已经有了找到张衍的电话号码了。
　　张衍抓起电话：“我是张衍，你是？啊！陈司令员！”张衍高兴地昂起头，一边擦着脸上的汗珠。
　　陈赓在电话里说：“还是叫我院长吧，我已经走马上任了嘛。我说张衍呀，你快来吧，筹委会成立一周了，快要忙死人。你熟悉情况，你快来！”
　　张衍说：“那好，我明天准备一下就出发。”
　　“准备什么呀？”陈赓有点急了，“让秘书收拾一下就行了嘛。”
　　“我还得向军区首长辞行吧。”张衍说。
　　“不用了，我给贺老总打个电话，你快让秘书买飞机票，我们明天在北京见。”“咔”的一声，陈赓挂机收线。
　　舞也别跳了，张衍匆匆返回林园，对王秉衡说：“快给我买一张明天飞北京的机票，一早就走。”他望一眼孩子的房间，问王秉衡：“你说这两个小东西带不带？”
　　王秉衡帮助拿主意：“带走，北京有好几位女同志，让她们先帮帮忙，我随后带保姆就到。”
　　张衍不再犹豫，补充道：“再买两张十分之一的小孩票吧。”
　　第二天凌晨，王秉衡帮助张衍抱着孩子，带着简易行装，直奔机场。张衍连警卫员也没有带，抱着儿子，领着女儿就匆匆上了飞机。飞机钻进厚重的云层里，吃力地向上爬升，颠簸得很厉害。密封很差的机舱里，冷飕飕的，女儿有点害怕，小手紧紧抓着张衍的衣襟。儿子倒很乖，已经悄悄睡着了。张衍用毛毯把女儿裹紧，又紧紧把儿子抱在怀里，爱人重病住院后，张衍是又当爸爸又当妈。他看看表，再有两三个小时就能看见陈赓司令员了，他要是看见我这个拖儿带女的样子，不知又要说什么逗趣的笑话了，想到这儿，张衍自己先抿嘴乐了。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1)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
　　求贤若渴 黄景文倾心聘名师
　　打了一辈子仗的陈赓，要静下心来办大学，的确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此时的陈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将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而又是十分复杂的大课题——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陈赓向来就十分器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他把引进知识分子当成提高部队素质，克服草莽习气的重要工作而予以重视。陈赓豁达豪爽的军人性格，博学多才的儒将风度，礼贤下士的君子品格，使许多知识分子慕名而来。
　　抗日战争的时候，陈赓属下的决死一纵队，来了许多初、高中毕业学生，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的好儿男，也有一些大学毕业生或肄业生去不了延安的，也来投奔决死队，陈赓非常喜欢这些年轻人，把他们提拔为基层干部。百团大战一打响，头两个战役决死队伤亡五分之二，一些知识分子干部阵亡了。陈赓心痛得吃不下饭，他去找彭德怀，建议让决死队少参加一些“啃核桃”的战斗，好多保留一些知识分子骨干。彭德怀叹口气说：“我也珍惜我们的文化人，但部队不打硬仗，怎么能培养出战斗作风来呢？”陈赓虽无言答对，仍不愿意让知识分子干部去硬拼。后来，他巧妙指挥了关家垴战役，打了胜仗，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骨干，陈赓爱护知识分子的故事也传遍了抗日根据地。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陈赓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处理军政大事的繁忙中，陈赓竟能亲自登门拜访一家私人牙科小诊所，当面诚恳邀请留美归国的牙科博士郭乃全医生参加军区医院创建工作，令郭乃全医生感激涕零。
　　现在是在和平条件下创建大学，陈赓深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寻找足够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让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并留住他们的开门钥匙。
　　全国选址归来以后，陈赓几乎每天都泡在恭俭胡同，南京来的教授们共占了四合院的九间房间，这里成了知识分子集中的大院子。陈赓先把许鸣真参谋找来，嘱咐道：“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大家都在恭俭胡同吃饭，你每天搞些鸡鸭来。”
　　陈赓吃了几顿饭后，感到不满意，他又派许鸣真专门找来更好的厨师。
　　陈赓特别喜欢和教授们聊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嘻嘻哈哈地聊起来，南京来的这批出过国、留过洋的学者们很快就被陈赓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一吃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围坐过来。
　　那天晚饭后，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人围着陈赓聊天，任新民说起几个月以前，在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三反”运动中，有7位研究员因为揭发问题不实，糊里糊涂地签了名而被上级关了一周多的禁闭，最后每个人挨了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才放了出来。说起这件事儿，都成了笑话，陈赓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他认真地说：“这件事要是在我这里，就绝不能这么处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专家关起来呢？”
　　陈赓接着就向大家谈起自己的经历，并讲到毛主席、刘少奇在历史上受过的委屈，启发大家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周祖同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陈院长呀，军工学院要设许多军事机密专业，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能够接触机密吗？”
　　虽然其他教授们没有插话，陈赓也看得出，周祖同的问题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心中共同的顾虑，这就是担心共产党不信任自己。土改之后，全国城乡普遍划分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以及资本家均是人们侧目而视的剥削阶级，已被打入“另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年能出国求学，多数家中殷实，无衣食之忧，有求学之资，所以大多数人不是工农子弟，他们的忧虑就不足为怪了。
　　陈赓看看大家，笑道：“周教授啊，请你来筹办军工学院，当然能够接触机密专业了，你们在南京时不也是搞机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吗？要说剥削阶级出身，不瞒你说，我跟你一样，我出身大地主家庭呢。要讲个人经历，社会关系，那我就更复杂了，我当年在黄埔军校跟随蒋介石东征，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我岂不成了大大的反革命？出身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党是信任大家的。”
　　陈赓一席话，说到教授们的心坎里去了。
　　陈赓知道，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老干部都是打天下的“老资格”，所以，和老干部共事，多少有点敬畏局促，谨小慎微。陈赓说：“你们总觉得我们是老资格，什么算老资格？人到七老八十才算老资格？老资格是指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早或长，对革命、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大或多。如果老资格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你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奋斗了几十年，搞出了成果，对人民不也是贡献吗？我们打仗无非是解放全中国，有益于人民，你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同样是有益于人民的啊，你们在科学领域里就是老资格，真的，你们也是老资格呀！你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要有自卑思想。”
　　陈赓谈兴甚浓，他又说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你们都是在欧美留学的，过去我们骂蒋介石认美国为干爸爸，现在我们学习苏联，与蒋介石依靠美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以后他们中有人欺侮我们，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中国有中国人的骨气，我们会一脚把他踢开。”
　　夜深了，大家恋恋不舍地送陈赓出大门，陈赓上车前又回过头对大家说，眼下最急迫的是缺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家熟悉教育界，请多推荐人才来军工。
　　今晚陈赓与教授们的促膝谈心，张述祖一直坐在陈赓身边默默倾听着，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陈赓走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慢慢散步，院子角落处传出秋虫欢快的吟唱，几枚秋叶轻轻落在他的身上，张述祖想起当年与兵工校友亡命川江，抗战胜利后报国无门，无端受凌辱的往事，而当年辱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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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艰巨和复杂的。如果讲军事战略战术，我们有一套成功的经验，那可不是吹牛皮的；可是搞军事工程技术，那是擀面杖吹火炉——一窍不通。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政务院又请苏联政府派大批专家顾问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批知识分子，在座的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的各位专家就是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主力军，我们还要在国内各名牌大学里抽调一批教授、讲师。办好这个学院，光靠我们原来的老干部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方面的优越条件，特别是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各军兵种的大力支持。我们的校址已经确定了，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我和徐立行同志陪苏联专家去看过，好大的一片地方。毛主席说，搞国防现代化的任务是紧迫的；周总理说，军工学院要赶快上马，早出人才。为此，我们的总理决定将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址4万平方米房子全部让给我们作扩建的基础，哈医大再选地点另建。根据军委加速培养技术干部的精神，我们确定了边建边教边学的方针，我叫它‘三边并举’。”
　　陈赓又详细介绍了8月份与奥列霍夫一行在全国考察时讨论过的建院方案。与会的人员都低着头，尽可能详细地记录陈赓的讲话。好在院子里几株高大的老槐树为大家遮着阳光，人们全神贯注地听陈赓讲话，竟感觉不出头顶上一片烦人的蝉鸣声。
　　稍事休息，陈赓又宣布继续开会。他拿着几页文稿和主席台上的张述祖、徐立行、李懋之三个人小声讨论着，尽管筹备委员会事先已就各项工作计划征求过有关人员的意见，但民主作风甚好的陈赓还是想多听听大家的反映。
　　陈赓又站了起来，这一次他没有脱稿，而是一字不差地宣布文稿上的内容：
　　“同志们，8月22日，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获得中央军委的正式批准。筹委会委员由如下这些同志组成：
　　陈赓、徐立行、张述祖、李懋之、张衍、胡翔九、黄景文、任新民、沈正功、赵子立；我任主任委员，我提议由徐立行、张述祖、李懋之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
　　工作人员有：周祖同、马明德、岳劼毅、钟以文四位教授，还有许鸣真、傅德林、吴兆光、高庆魁、徐文林、党中才、苑野君等同志。
　　我和三位副主任可以经常接头，解决一些问题。以后，一个月开一次大会，检讨和研究工作。这样，筹备委员会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
　　下面我说一下工作分工问题。关于校舍，军委已做了决定，但该单位还不太愿意搬，这样不行，我们必须亲自去跑，还要提出修建计划，明年一开春就开工建筑；其次，审查组织系统表格并加以确定，根据编制制定预算概数，报军委批准；另外，教授的聘请，本月3号就提出，再晚了人家都开学了，就不好办了；招收助教问题，也应立即动手，去各军区物色……学校由几个部分合起来，组织很容易庞大，没有用的人员不要带来，而决定来的人员的家属应早做准备，如何安置；教材收集应很好地去进行，一脚踢开旧的是不行的，必须从这些教材中挑选、节录，哈尔滨工大完全用俄语教材，我们目前还办不到。我们应该马上组织人员去各个大专院校参观、接洽，以便收集教材。最后，还要准备好到各个兵种参加会议，向他们提些什么问题。具体来说，解决上面这些问题的分工是：
　　校舍问题由徐立行同志去催办，胡翔九、沈正功同志去看房子，决定将来如何使用，并把房子图样制出来；
　　组织系统表的审查，起草预算编制表，由徐立行、李懋之、张衍、马明德四人负责；
　　教授聘请，由张述祖同志主持；
　　招收200名助教和学员招生问题由张衍负责，和黄景文、马明德、岳劼毅、周祖同等组成招生委员会；
　　整理机构，处理干部问题，由李懋之、张衍、胡翔九同志负责；
　　教材、教学设备问题由李懋之、张述祖同志负责，一方面到各个大学参观，一方面到教育部了解。
　　到空军、海军和装甲兵参观要指定组长，目前先到海军，由黄景文同志任组长，参观要细致，要带回东西来……
　　以上分工有交叉，这样便于互相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密切配合。大家要辛苦一点，各组牵头干部要自找助手，组织开会，研究问题，经常碰头，遇紧急事情可随时开会讨论。”
　　陈赓就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作战那样，向部下下达了战斗命令，果断、明确、周详，这种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给与会的人们以极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南京来的学者们，他们是第一次聆听陈赓的报告，如醍醐灌顶，春风拂面，只觉得有一股暖流冲击着胸襟。从委员们的分工可以清楚看出陈赓团结来自三大山头干部的宽阔胸怀，特别对来自南京的教授们委以重任，这样大刀阔斧的重用知识分子干部，在建国初期是十分罕见的。
　　在布置了具体工作任务之后，陈赓用斩钉截铁的口气结束他的讲话：
　　“以上各项工作都要抓紧进行，对上对外都用筹委会的名义办事。筹备工作在北京要办的，比如批准计划，确定原则，争取三个月基本办完。5月初迁往哈尔滨办公，北京只设一个办事处。”
　　筹委会恰似一列已经启动的火车，开始在轨道上加速，陈赓就是火车头，他放手让大家工作，自己则以主要精力抓师资和校舍两件最紧迫、最棘手的大事。以他在中央上层的影响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寻求中央对筹委会的支持。
　　9月2日，各个工作组分头准备工作方案，徐、李、张三位副主任委员自然最为紧张和忙碌，不时出入各个房间。这座昔日显赫的大清王朝皇亲国戚的大宅院，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满腔热忱，一丝不苟地投入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办工作中。
　　9月3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全委会，委员们畅所欲言，普遍的意见是：筹备工作事关重大，特别是请调教授、专家，几乎都是跨省市或者跨部门的事，所拟调之人又都是各自单位的栋梁之才，如无国家一级领导发话，断难调成。其次，光向国家申请建校的资金还不够，建筑材料要特别供应，才能保证施工进度，这方面也得中央讲话。于是委员们自然想到要请周总理出面，召开一个有关部委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同志参加的高层次联席会议。
　　陈赓认真听完大家的意见以后，立即拍板：“这个建议很对，我们官儿小，就调不动各路诸侯，这样的会非得总理亲自召开才行，我明天就去找总理去。”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一直重视军事院校的建设，或许这与他年轻时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有关。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专门研究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以解决教育和训练全军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学会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长等军委领导和有关高级将领出席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决议之一是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远在四川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闻讯后主动请缨，要求辞去现职，专门办学。中央批准他的请求。根据刘伯承的意见，陆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向刘伯承授军旗。此后，全军第一高校——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时隔一年多，1952年3月，周恩来又开始为成立另一所特殊的大学而亲自操劳。现在，多次进入西花厅与之商谈办学大计的人则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同样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家陈赓。
　　9月4日一大早，陈赓没吃早餐，匆匆进入中南海，等在西花厅。周恩来一露面，他就实行“跟人战术”，笑嘻嘻地坐在周恩来的身边。
　　“阿赓，奥列霍夫等专家回莫斯科了？”周恩来在餐厅一边喝麦片粥，吃早点，一边问，他与陈赓之间从没有什么客套话。
　　“前天送他们回去的，奥列霍夫蛮高兴的。”陈赓说罢，也从桌子上抓起一个馒头，吃起来，邓颖超走进来，笑笑，操起一只碗，给陈赓盛了一碗大米粥。
　　“筹委会开始正式工作了，要请总理您召集个联席会议，请各路诸侯给点支持。”陈赓望着周恩来说。
　　周恩来似乎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吃完早餐，边向办公室走边对陈赓明确地说道：“我已经向有关部委打过招呼，正好陈毅同志刚从上海来京，这个会就定在明天开，陈老总也参加。你回去准备一下，介绍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成立军工的意义，三位筹委会副主任也列席会议。”
　　9月5日上午，平静的中南海在初秋的艳阳下泛着点点金光，在居仁堂前，停满了小汽车和吉普车。
　　会议室里，周恩来面向着大家，他的身边是有点发福的陈毅。坐在会议桌前排的，都是新中国初期的军政要员，其中政府系统的有：
　　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
　　中央组织部兼政务院人事部部长安子文；
　　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
　　建筑工程部部长陈正人；
　　还有十多位政府部门领导和现管司局长。
　　军委方面的人士有：
　　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粟裕；
　　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
　　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
　　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
　　炮兵司令员陈锡联；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
　　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
　　陈赓和筹委会三位副主任以及工作人员也在后排就座。
　　这么多部长、司令员们济济一堂，会议前总要聊上几句。周恩来入座后，一开口，会场便安静下来，周恩来明亮而睿智的目光环顾会场，他向陈赓招招手：“陈赓，今天是为你召开的联席会，你坐到前边来！”
　　会前刚和陈赓亲热交谈过的陈毅哈哈笑道：“哎呀，陈赓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嘛，要请上座嘛！”
　　大家一齐朝陈赓鼓掌，陈赓从后排座位站起来，朝大家拱拱手，坐到周恩来的旁边。
　　周恩来用他那温和平缓的、带着淮安腔的口音说：“同志们，经毛主席批准，中央调陈赓同志回国担任即将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今天政务院召开有关部委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会议，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协调关系，落实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陈赓同志，你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你先谈谈体会，这对我们加深理解中央的决定很有必要。”
　　陈赓简短地介绍了入夏以来，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形成僵持局面的态势，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同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到牙齿的强敌作战，敌我双方技术条件相差悬殊，尽管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昂，不怕流血牺牲，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美国人，取得小胜，并逐渐积累为大胜，但是我们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朝鲜战争逼着我们必须迅速改变技术落后、装备落后的状态，因而建立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势在必行的。
　　周恩来接着陈赓的话题，进一步说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现在，我们的国防建设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就是搞正规化、现代化，提高技术兵器的水准。朝鲜战场给我们血的教训，加速了我们搞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感。党中央和毛主席正是从国防现代化这个历史要求出发，下决心建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并点将陈赓同志挂帅筹建。建立这样一所各军兵种综合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是世界上首创的，各大国都是按军兵种分建的。大家知道，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没有驾驭这些东西的技术干部，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等于死东西。朝鲜战争还在打，国防建设也急需，所以创建军事工程学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军事工程学院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将是我军技术院校的最高学府，现在要尽快建立。朝鲜战争一开始，斯大林同志就向毛主席建议创办这样一所学院，苏联政府愿意派大批技术专家来协助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更应该协助陈赓同志尽快把这所大学办起来，使她早出军事工程师，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输送人才。对于军工学院要人、要钱、要东西，有关部门要尽可能慷慨支援。我们已通知东北人民政府和松江省，要求省委大力支援军工学院的建设。陈赓也要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开展工作。”
　　周恩来讲完话，陈赓就站了起来，微笑着向大家一抱拳，环顾一周，娓娓道来：“各位政府大臣，各位将军元帅，兄弟我才疏学浅，诚惶诚恐接受了中央决策的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实在寝食难安，压力很大，竭诚祈求各位军政首长，大力扶持兄弟一把。”
　　从周恩来到各位与会首长，都被陈赓逗乐了，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当年在太岳军区就是陈赓老搭档的薄一波笑道：“老陈啊，你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说几句俏皮话。”陈赓的老战友，与陈赓有亲戚关系的陈锡联也乐呵呵地插话说：“这可是咱们陈司令员的老习惯喽！”
　　陈赓收敛笑容，又接着讲：“我不是说俏皮话，的确是肺腑之言。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军工学院筹委会就完不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苏联派来的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建议，学院的规模暂按在校学员5000人考虑，校舍建筑面积为60多万平方米，有不少是特需建筑，例如各种实验室、实习工厂、试验试制工厂、各种兵器装备陈列室、风洞群、船模试验池、停机坪、坦克场和野营训练场等等，我们初步匡算一下，光开办费就要1000个亿（注：当时的旧人民币，一万元合新人民币一元），吓死人呀！明年建筑费用估计为2000个亿，后年建教学大楼等教学用房，需要资金更多，这是一个花大钱的学校啊。遵照总理的指示，我们要尽快建成，明年秋天开学，尽早培养出人才来。总理已经决定把哈尔滨医科大学4万多平方米校舍全让给我们，作为立足之地。在这个基础上再扩大建设。当然，哈医大校舍要拨款另建。这说明了中央要求我们快点上马的急切心情。根据这个精神，我们确定了边建边教边学的指导方针，就是说各项工作要齐头并进，全面铺开，哪一个环节跟不上都会影响明年开学的教学进程。我们计划在北京筹备三个月，能把各项工作渠道打通，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定下来，例如请教授、调干部、招生、要经费、要器材设备、要设计施工队伍、要建筑材料、要武器装备等等。苏联首席顾问讲了，作为军事工程学府，部队有什么武器装备，学院都得有一套。我想，我们‘关老爷’关云长的青龙大刀也应该陈列出来吧，让学员们知道中国武器的发展史嘛。”
　　会场里又是一阵笑声。
　　“今天总理亲自主持这个联席会议，是给我们搭个台子，让我们筹委会亮亮相，会后，筹委会各个口的负责人就直接向在座各位首长当面汇报请示工作了。我们虽说是直属军委的院校，但也是直属各军兵种的院校，除了军委赋予我们的任务外，每个工程系都要向自己的军兵种首长汇报请示工作，接受领导，希望各军兵种首长多加指导，陈赓我先向你们致敬了！”陈赓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在热烈的掌声中重又坐下来。
　　快人快语的陈毅先开了口，他瞅瞅陈赓，笑道：“你陈赓的演讲硬是精彩得很！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刚上任就成了军事教育专家喽！是不是？总理？”
　　周恩来抱着双臂，开怀地笑了起来，看来，他对陈赓在短时间内就熟悉了工作并快速推进军工学院的筹办进度深感满意。
　　陈毅眉峰扬起，继续说道：“建立这个军事工程学院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迫切的，是建设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我想中央这个英明决策，我们大家都会理解和拥护的。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的台湾省，妄图扼杀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我们决不能走列宁的老路，无力进行卫国战争，不得不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土地求和平。我们是敢于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朝鲜战争证明了我们是能够打败现代化敌人的，如果我们也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早就把美国这个龟儿子赶下海了。总理指示得很全面，我完全赞成。我看陈赓院长提出的‘三边并举’的建院方针很实际，很好嘛，要快上马就得这个样子干吗。建校舍，请教授的同时就着手招生，我建议，第一期学员要从部队中挑选，部队南下时有不少随军的大学毕业和肄业生，还有高中生，这些人都是我们部队的秀才哦，宝贵得很！不少在机关里当参谋、干事、秘书，他们文化底子好，我看复习一下功课就可以上本科。我们全军选拔尖子送给军工学院，就能保证早点出高质量的人才，打响第一炮。教学大楼一时没建完，可以在树林里上课嘛，发扬我们当年抗日军政大学的那种精神，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都来助陈赓一臂之力，我们华东军区就把张述祖教授等20多名专家统统送给军工学院了，陈赓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没办法，军委命令不敢违呀！我们粟司令员顾全大局，我陈毅可不敢有本位思想……”
　　大家让陈毅的讲话逗得前仰后合，陈赓也连连拱手说：“谢谢陈老总和粟司令员的鼎力相助！”
　　陈毅却不笑，他挥了一下手，瞪大眼睛，认真地说：“诸位老总，我还有一条建议，今后，我们的子女高中毕业了，要带头报考军工，这样就会影响社会，使青年学生们也跟着报考军工，让全社会都知道建设现代化国防的重大意义。当然喽，也不能光靠影响，主要还要靠军工学院自己能够培养出军政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技术军官来。”
　　周恩来带头为陈毅这一条建议鼓掌，在座的军政首长们也报以热烈掌声。
　　陈毅讲话之后，薄一波发言。都说山西人会理财，新中国第一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就选了“老西子”薄一波当副主任，当时的财经委主管财政部和工、交、农、林各部，权力很大。薄一波还兼任财政部部长。
　　薄一波说：“我们全力以赴支援老陈办好这所军工学院。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国内有的东西，优先调给你们，国内没有的，去国外订购，虽然国家外汇少得可怜，还是要保重点嘛。总之，国家财经委会尽最大努力来满足你们的要求。”
　　看看时间不多了，肖劲光、刘亚楼、陈锡联、陈士榘、许光达等军兵种首长们争先恐后，作了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他们表示，全力支援办好军工学院，已有的武器装备要多少给多少，现在没有的，一从国外进口就满足军工的需要。
　　陈赓再三表示感谢，他说：“各位首长的慷慨支援对我们是有力的鞭策。要多少给多少，其实呢，多给也不要，只要每样两套就可以，一套做实物教学，一套解剖研究。”
　　时过中午，这次决定军事工程学院地位和前途的重要会议结束了。在中国教育史上，由国家总理亲自主持，召集如此多的军政要员，专门研究一所大学的问题，恐怕至今尚找不到第二例。
　　散会以后，陈赓让徐、李、张三人先回筹委会，他想起一个问题，要单独请示周总理。周恩来被几位部长围在中间，正在讲话，陈赓只好等一会儿。
　　周恩来看见陈赓等在一棵大树下，就迅速回答完部长们的请示，朝陈赓走来。
　　周恩来问：“陈赓，你还有什么事吗？”
　　陈赓说：“总理呀，我忘记在会上提一个问题了，不久以后，军工学院里要来那么多苏联专家，我们应该怎么向他们学习呢？不要让我犯教条主义错误哦！”
　　一个多月来，陈赓和奥列霍夫等四位苏联专家朝夕相处，他感觉苏联专家的话也不全是真理，有些事就无法按专家的意见办。陈赓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他知道军事工程学院预计聘请大批苏联专家，这些人中的多数为苏联各军事院校的教授，资历深，学问大，如何与他们相处，将势必成为一个问题，中央必须拿出一个全面的政策交给军工，这样才能让军工有章可循。
　　听了陈赓的提问，周恩来稍加思忖后说：“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一块儿去请示毛主席吧。”
　　两个人沿着湖畔的林阴道路，走到菊香书屋。刚起床不久的毛泽东，穿着随便，赤着脚，半躺在藤椅上看文件。看见周恩来和陈赓进来，他坐直了身体，半开玩笑说：“陈院长驾到，有何贵干呀？”
　　陈赓敬过军礼，向毛泽东说明来意。
　　毛泽东一边招呼周恩来和陈赓坐下来，一边点燃香烟。他吐了一串烟圈圈，缓缓地说道：“陈赓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看哪，在军事科学技术教育与科学研究方面要全学人家的，咱们自己不懂嘛，没有办过这样的大学，在学习过程中，随着我军发展和提高，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就是‘洋为中用’的方针嘛，不能说这是教条主义。在军事行政管理与训练方面，主要是学习人家的正规化建设经验与良好作风，军队嘛，自然要有军威，这也表现了国威，不要怕有点形式主义。”
　　毛泽东站起来，在摆满书报的书房中踱了几步，挥挥手，继续说道：“要下决心克服我们多年形成的游击习气，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嘛。但是，在官兵关系上，军民关系上，要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要发扬我军数十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不搞一长制，不搞命令主义、军阀主义。对苏联专家，要不卑不亢，不学的地方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多做耐心解释工作，不能影响团结。”
　　周恩来和陈赓都在认真倾听毛泽东这段精辟的论述。陈赓从朝鲜回国后，这是第二次面见毛泽东，现在毛泽东耳提面命，已经把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问题讲得透彻而深刻，陈赓心里透亮了。
　　毛泽东重又坐下来，笑着对陈赓说：“陈赓同志，我刚才讲的这些原则，是供领导掌握的哟，不要向外传播，以免让苏联专家感到我们对他们不信任，不尊重。”
　　从菊香书屋出来，陈赓信心倍增，心情十分愉快。他匆匆赶回筹委会，向大家传达今天中南海会议的精神，就像过节似的，筹委会里一派喜庆气氛，特别是那些教授们，都把周恩来和陈毅讲话的具体内容，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中。任新民感慨地对陈赓说：“陈院长，9月5日这是我们军工的大喜日子呀，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北京的九月是凉爽宜人的，而筹委会的九月则是火热得让人们永远难忘。


　　哈军工传 二

　　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1)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
　　陈赓急电 张衍携子飞北京
　　重庆市是长江边上“三大火炉”的“第一炉”，夏季热风炙人，酷暑难耐。可在西郊歌乐山南麓却有一处清凉世界，这就是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并以其姓氏命名的“林园”。
　　林园里四面青山，峰峦叠翠，嘉陵江吹来的习习凉风，越过山谷，直透林间，苍松翠竹间的石板小径，曲折蜿蜒，通向林阴深处，清澈的小溪“叮叮咚咚”的低唱浅吟，给幽静的山林带来生气。林园的名声不仅仅因为它的怡人美景，更主要的原因是它与中国现代史中的名人密切相关，抗战时，蒋介石把林园当作自己的官邸，山上许多西式别墅均为民国大人物的公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抵渝后，林园便成为毛泽东的下榻地，住在林森那栋乳白色的公馆里。翌日晨，毛泽东在薄雾缭绕的林阴小路上散步，于曲径通幽处与蒋介石邂逅相逢，两人在一张圆形石桌旁坐下来谈话，拉开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序幕，从此，这张石桌就留名青史，被人们称为“谈判桌”，成为林园一景。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昔日达官显贵占据的林园便人去楼空，秋天的山林中只留下虫鸣鸟啼之声了。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万帆齐发，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两天后解放了南京。5月4日，中原军大奉命从河南许昌迁入南京，改名为二野军大，仍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校长和政委，刘华清为校党委书记，徐立行为教育长。
　　在新的形势下，二野军大的扩编和招生工作迅速开始，江浙和上海地区上万名知识青年如潮水般投身这座革命熔炉，一时间孝陵卫的慕名报考者人山人海。6月16日下午，刘伯承亲自给二野军大学员作报告，他没有讲稿，就像一位宽厚长者对晚辈们娓娓叙谈家常。三个小时的报告让两万名青年师生和干部的思想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刘伯承在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震撼心魄的话：“同反动派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他大声问学员们：“大家怕不怕？”会场上的学员们齐声高呼：“不怕！”刘伯承重申他一贯主张的原则：“我们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如果你走了又想回来，我们还欢迎。”
　　这就是主张“治军必治校，治校必严”的刘伯承在二野军大初建时期那次令人难忘的讲话。
　　9月12日，邓小平政委又来二野军大做“过关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讲到：“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问题，题目叫‘过关’。古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毛主席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我们中国青年，今天革命青年要过三关，比关云长少两关。这三关都叫大关。一个青年参加革命后，要过的关很多，可以说‘大关三个，小关无数’。哪三个大关呢？第一个关是帝国主义的关，第二个关是封建主义的关，第三个关是社会主义的关。这就是三个大关。这三个大关是每个参加到革命营垒的人必须过的关，问题是有的过得去，有的过不去。”
　　邓小平政委的报告从下午5点开始，一直讲到晚上10点多钟。操场上挂满了电灯，1万余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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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哨子’吧，后来大家叫顺口了，我也不改了。”
　　“那你的手指怎么残了？”张述祖看见许哨子食指断了一截。
　　“在山东军区试验炮弹引信，引信突然爆炸，把我手指干掉了。”许哨子轻松地笑道：“你没看祝榆生处长少了一条胳膊？他也是在山东军区排哑炮时炸掉的，我比他还幸运一点。”
　　张述祖从心里钦佩祝榆生和许哨子这样的解放军干部，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刻苦钻研兵工技术。多次深谈，他已经知道了许哨子的经历。
　　许哨子是澳门人，生于1921年。父亲是港澳地区有名的老中医，家庭富裕，许哨子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时代，许哨子结识了地下党的同学，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他开始明白了革命道理。抗战开始，他正在香港华仁学院读书，在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宣传，一天到晚净想着去延安，地下党负责人告诉他，现在去不了，你要好好读书。1940年，他考取中山大学，先学土木工程，后转到机械系。不久，香港沦陷，许哨子和同学们从难民营中找到兵工大学毕业后留美的赵国华，把他接到中大，教授材料力学和工程力学。已对兵工产生浓厚兴趣的许哨子，师从赵国华，学习弹道学，为后来成为兵工专家打下了初步基础。
　　1944年7月，许哨子从中大毕业，辗转来到重庆的兵工厂造马克沁重机枪，可他心里还是想着去延安，几经曲折，他又回到澳门，找到地下党，参加了东江纵队。1946年4月，东纵奉命在大鹏湾集中，乘船向山东解放区转移，到了烟台，许哨子才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成为许世友部下一名炮兵技术干部。不久东江纵队大发展，成立了两个纵队，同时又装备了一批火炮，曾生司令员说什么也要许哨子归队。三野军工部副部长李仲麟知道许哨子的底细，在三野军工干部中，许哨子被大家称为“活字典”，李仲麟找粟裕司令员签字，才又把许哨子要回司令部。上海解放后，许哨子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处工作，专管武器装备。
　　那天，张述祖向许哨子谈起他已经串联了十多位兵工校友和交大教授，明天想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商量兵工大学复校事宜。
　　许哨子极表赞成，听说交大教授赵国华要来，许哨子说：“赵国华是我的老师，我应该先去看看他。”
　　许哨子当天就去了交大，赵国华又惊又喜，看着当年的学生成了一位帅气的解放军“长官”，他说：“你走上了光明的道路，我都跟着光荣。”两人谈了一会儿叙旧的话，赵国华说：“张述祖通知我明天去海门路他屋里厢开会，商量恢复兵工大学的事，你能不能来参加？”
　　许哨子说：“我得回去请示一下。”
　　翌日上午，许哨子早早来到海门路张述祖家中，“你是第一位到。”张述祖高兴地请许哨子就座。
　　陈德华把孩子们赶到弄堂里去玩，又从邻里借来了几把椅子，烧水沏茶，准备客人们来家里聚会。
　　一会儿工夫，来开会的人都陆续进了门，算张述祖一共十个人。张述祖先把许哨子介绍给大家。教授们听说许哨子是三野司令部的，都对他肃然起敬，许哨子客气地称自己是赵国华的学生，今天来见见各位老师，学点知识。
　　曾石虞年长，大家推他坐上首，曾夫子却一定要请“解放军首长”许哨子先坐，客气一番，还是曾石虞先坐下来。
　　当时上海人最痛恨的是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大家先从轰炸说起，一致表示要为发展新中国国防技术和教育出力，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人人好像喝了杯快酒，面色红润。张述祖更是多年没有过的开心，他谈了自己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敬仰之情和近些天与许哨子交谈的体会，他那南通话越说越快，弄得许哨子都听不懂了。
　　大家讲了半天话，又都把目光集中到许哨子身上，“请司令部的许同志作指示吧！”
　　许哨子也不推辞，他先肯定今天这个会很有意义，“你们不去台湾而留在上海，这一点就不容易，就是爱国行为，是追求光明的，我建议你们整理一份报告，报给军管会，不光给陈、粟首长看，同时还应该抄一份给军工部李仲麟部长看看，因为李部长专管这件事。”
　　张述祖说：“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份报告，另外我想再多联络一些人，今天马明德教授就没来，在座各位也要广泛联络朋友，一齐努力，早点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散会前，许哨子掏出一个自己钉装的蓝皮小记事本，对大家说：“请各位教授把自己的名字和专业写下来，我回司令部好向首长们汇报。”
　　大家接过小本子，依次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工作性质。这份宝贵的记录，许哨子精心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如果我们把这次会议称为“海门路会议”，它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第一批知识分子决心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誓师会，历史应记下1949年6月在张述祖家中开的这次会议。与会的人后来大多是哈军工的第一批老教师。
　　后来张述祖又召开了一次聚会，扩大了马明德、周祖同、赵子立、何乃民、金家骏等人。
　　张述祖起草好给陈市长、粟司令员的报告，内容简明扼要，只有五六百个字，表达大家愿以平生所学，奉献给我军建设的愿望，同时希望兴办类似兵工大学这样的军事技术学校，为部队培养技术人才。大家讨论几遍，都说没有意见。张述祖把报告先递给曾石虞，笑道：“曾夫子，你先签个名吧！”
　　曾石虞郑重地说：“遵剑岩兄之命，兄弟就冒昧地带个头吧。”
　　张述祖和大家都跟着签了名。
　　7月1日上午，张述祖和鲍廷钰一起去上海市军管会，呈送了这份报告。
　　出了军管会，望着外滩上熙熙攘攘的景象，张述祖心中突然泛起一丝忧虑，陈毅将军日理万机，他能注意到我们这群旧时代书生的报告吗？再说自己毕竟是国民党兵工署的委员，好歹也算个旧社会的行政官员，共产党真的会相信自己吗？黄浦江吹来的热风使他感到烦躁不安。
　　8月中旬以前，张述祖仍然和朋友们经常联络，但大家嘴上都不再提起给陈毅市长打报告这件事。
　　只有许哨子清楚，张述祖他们这份报告一直送到陈毅市长的手中，陈毅十分重视教授们的意见，他批示道，教授们的意见很好，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兵工学校，但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或三野的事，可以先建一座“庙”，把这一批专家先养起来，组织起来，不能让这一批宝贵的技术专家再走散。
　　陈毅把张述祖的报告转给华东军政大学。
　　8月底，许哨子陪着华东军政大学曾秉权等两位干部来到张述祖的家中，以军大首长的名义诚恳地邀请兵工大学留沪教师们去军大，军大拟筹备军事科学研究机构，经费可尽量供给。
　　张述祖又惊又喜，他给陈毅市长的报告终于有了回音。要知道，华东军大的校长就是陈毅啊。张述祖当即表态，他愿意去南京，听从华东军大的调遣，但他需要向十多名教授们通报这个消息，听听他们的意见。
　　使张述祖不快的是，有些人不太愿意离开大上海，而且对薪金待遇上提出较高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协调关系，张述祖往返沪宁几次，与军大的曾秉权商量。令他深为感动的是，建国前夕，饱受战争破坏的国家经济正处于困难之际，军大领导仍决定对愿意来宁的教授们给予较高的待遇，在薪金待遇上尽量满足要求。
　　那天，张述祖从南京回到上海家中，张禄康和钟以文来找他，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任新民回来了，他可是历经艰险，足可以拍成一部惊险电影片呢！”
　　张述祖对当年兵工大学的高才生任新民印象极深，一听说任新民从美国归来，高兴地说：“那我们要给他接风洗尘呀！”
　　张禄康说：“我们已经摆完酒席啦，那天陈修和从东北来到上海，我们既欢迎陈修和，又请来任新民，为他洗尘，一席两用，皆大欢喜。”
　　接着张禄康和钟以文向张述祖讲起任新民的历险故事。
　　任新民是安徽宁国人，生于1915年12日。1929年10月，年仅14岁的任新民在宣城四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宣城暴动失败，地下党团组织遭到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任新民考取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卢沟桥事变后，又转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1940年毕业后任重庆兵工署21厂技术员，中央工校教员，兵工学校大学部助教、讲师。
　　1945年6月，任新民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聘为讲师。
　　任新民十分关注中国的时局，看到新中国即将诞生，他感到欢欣鼓舞，决心尽快回国，没等到研究课题结束，他就辞掉了布法罗大学待遇优厚的职位，乘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同他在一条船上的还有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翰和中国化学家侯德榜。
　　1949年6月21日，任新民乘坐的那条美国轮船到达吴淞口，眼看要靠岸了，任新民知道妻子虞霜琴已等在上海公平路码头，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凭栏远望，大口呼吸着黄浦江清晨潮润的空气。突然，天空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几架机翼下印着青天白日标志的轰炸机呼啸着飞过头顶，一会儿，爆炸声起，江边升起一股浓烟，远处一条大船中弹了。美国轮船立即掉头，开向公海躲避。任新民愤怒、焦急又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轮船奔香港驶去。
　　滞留在香港的任新民度日如年，幸好找到一位留美同学的哥哥帮忙，他总算搭上一条走私船，先到南朝鲜仁川，再折回天津。任新民一下船就直奔北平，然后又南下赶到上海弟弟家，此时已是8月中旬了，两个月的颠沛流离，任新民面容消瘦，疲惫不堪。兵工校友们的慰问，妻子又匆匆从宁国老家赶来，这才使他心情安定，体力也渐渐恢复了。
　　老同学张禄康请客，任新民欣然前往，当年兵工学校的老校友们欢聚一堂，共庆上海解放。陈修和是陈毅的堂兄，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兵工，沈阳解放后，他受命出任沈阳兵工总厂厂长。张禄康说起华东军大请张述祖组织大家到南京去办研究室，就问任新民愿不愿意参加。任新民说，北大的老师正聘他去北大任教，他不想去南京。但招架不住陈修和与其他兵工校友们的劝说，任新民也就跟着报了名。
　　9月初，张述祖带领十多位教授到南京，这还不算正式报到，主要是让大家和军大领导见见面。
　　军大副校长聂凤智将军和祝榆生代表军大首长热情欢迎张述祖一行，并设宴款待大家，当晚安排大家住在南京饭店。
　　任新民和曾石虞住在一个房间，曾石虞进了房间，眉开眼笑地说：“哎呀，这么高级的旅馆，我从来还没有住过呢！”当年，任新民跟曾石虞学过化学，师生之谊甚笃，一别多年，有说不尽的话题，他们直聊到大半夜。第二天，任新民请假回安徽老家探亲。
　　9月下旬，张述祖等人到了南京，正式在军大报到上班，不久家眷们陆续迁至，大家都住在百子亭一处高级住宅楼里。但是，曾石虞没有来，他喜欢教书，仍留在上海复旦大学；赵国华也因工作脱不开留在上海交大。
　　最早报到的13位高级知识分子是：张述祖、马明德、任新民、赵子立、沈正功、张禄康、鲍廷钰、钟以文、张宇建、何乃民、岳劼毅、周祖同、金家骏。后来又增加了朱正、何承坚等人。
　　华东军大为这些研究人员成立了军事科学研究室，不久，研究室又归属华东军区司令部领导。许哨子到军大拿回了花名册和工资单后，军区参谋长张震将军宣布由作战处处长王德任研究室主任，张述祖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三八式”老干部、军训科副科长胡翔九任主管后勤、行政的副主任。许哨子仍然是司令部和研究室之间的联络员，他自己也参加研究室的科研工作。
　　9月中，任新民的爱人虞霜琴风风火火找到研究室，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任新民在宁国老家被当地公安部门扣留，说是“特务”，虞霜琴千辛万苦前来南京求救。
　　胡翔九和张述祖面面相觑，哭笑不得。“简直乱弹琴！”胡翔九气愤地喊道。全室的研究人员也焦急地找他俩催促：“快想法子呀，救人要紧！”
　　胡翔九赶紧以华东军区名义向宁国公安局发了电报，他安慰虞霜琴别着急，先回去，电报到了宁国，任新民一定能够脱身出来。
　　任新民怎么又遭遇到新的“历险记”呢？说起来真是个笑话。
　　任新民那天请假回宁国探亲，他先去中央大学看个老朋友，没想到聊到天黑，他路不熟，黑灯瞎火走到一个什么仓库，被几个工人堵住盘问，工人们打量这个一身西装，又自称是从美国回来的人，疑窦丛生，不由分说，把任新民押到鼓楼派出所，派出所值班员问了一阵，不肯放人，让任新民在派出所的破长条凳子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派出所找不到什么把柄，才把任新民放了。
　　任新民领教到刚解放的大城市的滋味，他赶快找个卖旧衣服的地摊，先把自己的那身西装脱下来，换了普通衣服，这才匆匆上路，奔皖南宁国县。
　　刚刚到家，见过双亲和四邻，当地公安局就登门传讯任新民。从美国回来的人，八成是个派遣来的特务，任凭任新民说破嘴也没有用，先扣起来再说。民兵天天看着任新民，规定“不能离开，做什么事要报告”。
　　到南京求救的虞霜琴回到宁国，才知道胡翔九的电报没管用，宁国公安局的干部怀疑电报是假的，不过有一点松动，同意任新民取保回家，但不准离开宁国一步。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对于敌情观念甚高的宁国公安局干部，任新民一筹莫展。
　　说来也巧，从村政府借来的几张《解放日报》上，任新民居然发现“陈毅市长特邀一批专家”的消息，在报上公布的名单中赫然有留美博士任新民的大名。拎着这张救命的报纸，任新民连跑带颠地送到公安局。公安局的干部们翻来覆去地翻看着报纸，不敢再说此报有假，只好不太情愿地把这位“美国特嫌”放走了。
　　任新民赶回南京报到，正是满街红旗鲜花的开国大典的前夕。说起这段“历险后记”，任新民和大家嘻嘻哈哈笑了一阵，研究室里充满欢快的气氛。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大家和军区干部、战士们一起上街游行，欢天喜地庆祝新中国诞生。
　　10月初，陈毅司令员参加完国庆大典后，在返回上海的途中，特别在南京停留，接见了科学研究室的全体专家。陈老总谈笑风生，浓重的四川话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他充分肯定专家们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鼓励大家搞一些新的试验，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陈毅讲完话，又设便宴招待研究室全体专家。席间，陈毅称张述祖这批专家是“国家宝贵的财富”，他询问每个人的简历，听说任新民回国后的“历险记”，他乐得开怀大笑，连说：“好险、好险，差一点把我们的科学家当成美国特务关起。”张述祖他们第一次和陈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这位叱咤风云的儒将、中共的领袖人物竟是这么平易近人，热情坦诚，让这些专家们钦佩得五体投地。
　　陈毅告别研究室的时候，再三勉励专家们说：“努力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你们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
　　陈老总的接见，像春风化雨，滋润着专家们的心田。刚开始因为任务不明确，整天学习、编教材而引起的心情不安和疑虑，已被陈老总爽朗的笑声冲得烟消雾散，大家对党和军队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
　　1950年2月，粟裕司令员专门给研究室全体人员作关于解放台湾的形势报告，他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指出逃台的蒋军残兵败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我们只要能成功地抢滩登陆，就能战而胜之。粟裕要求专家们下力气研究登陆抢滩的器材设备，研究经费军区将尽力筹措。
　　陈、粟首长的关怀和指示，为研究室指明了方向，科研课题集中到研究攻台登陆作战前破坏敌海岸防御设施的系列武器上。张述祖组织几次讨论会，集思广益，决定成立三个研究组，即火箭飞轮、无线电控制和小舟。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结束后，根据实战中遇到的复杂情况和部队的需要，研究室又将三个研究组调整为火箭、车辆、化学及无线电控制四个组。
　　为了增加研究力量，许哨子在南京、上海各地又抽调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当中有刘千刚、党伯印、肖金光、薛鸿陆、江瑜（女）、沈庆诚（女）、张世英、王磊夫、唐后启、闫相朝、艾锐等人。
　　任新民多次到上海搞设备仪器，调进一批有经验的技工。每次到上海，他都住在曾石虞那儿。曾夫子的老伴在南京大学任教，他一个人住在上海，正盼有个说话的朋友来，任新民一来，曾夫子必定高兴得合不拢嘴。
　　1950年春天，研究室的八个课题同时铺开。例如：任新民、钟以文负责的“用火箭发动机来推动鱼雷”，沈正功、周祖同负责的“炸药船爆破敌海防工事”，马明德负责的“惯性动力鱼雷”，赵子立、金家骏、许哨子等负责的“102火箭弹爆炸原因研究”等，全室科研工作红红火火。张震参谋长经常来研究室里看看，一高兴还要请专家们吃一顿。
　　研究室最成功的两次试验项目是在长江下关草鞋峡做的，即无线电操纵的炸药船爆破敌工事试验和无人驾驶坦克冲滩爆破敌工事试验。
　　秋水苍茫，群山寂静。试验总指挥、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石一宸冷静地发布口令，军区军以上干部站在参观点的高坡上瞪大眼睛注视着江面那只静止的小艇。不远处张述祖带领研究人员已做好一切准备。石一宸喊道：“开始！”周祖同一按手中的操纵盘按键，只见小艇突然启动，似脱缰烈马冲向预定的“敌工事”，“轰”地一声巨响，满载炸药的小艇把“敌工事”摧毁殆尽。参观试验的干部们大声叫好，石一宸握着张述祖、任新民、周祖同、沈正功等人的手表示祝贺：“太好了！这个火箭船真管用！谢谢你们了！”
　　两次试验成功，让军区首长们十分高兴，陈士榘在电话里对张震兴奋地喊道：“赶快设宴摆酒！”
　　主持科研工作的张述祖和胡翔九合作得很好。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对张述祖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来说，无疑难以适应，胡翔九理解这一点，他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老知识分子，对张述祖的工作一直给予支持。1950年8月，华东军区派张述祖进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张述祖聆听了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的报告。回到南京，他心情激动地向军区领导汇报自己思想觉悟的提高，这一时期，是张述祖心情最为愉快的一段时光。
　　朝鲜战争爆发后，军事科学研究室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不久，上级下达了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中国从苏联购买的“喀秋莎”火箭炮运抵后，试射时发现哑炮现象，而前线急等着火箭炮上阵杀敌，迟误一天就意味着我们的战士多流血。中央军委知道华东军区有一批兵工专家，便急电粟裕，要求组织专家火速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张述祖带领同事和助手们，只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就找到故障的原因在于引信装置有毛病，同时提出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重新试射后，“喀秋莎”火箭炮的巨响震撼着大地。
　　粟裕将军闻讯后以手抚额，高兴地说：“多亏我们的专家们，这一下我们志愿军在前线有了‘杀手锏’了。”
　　客观地说，在建国初期，张述祖和他的同事们政治热情再高，工作劲头再大，也无力克服由于经费缺乏，设备简陋，人员不足的种种困难。不难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事科学研究室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还无法在短时间内变成装备部队的实用成果。
　　在时光不可逆转地流淌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人们已无法寻找到关于当年南京这些故事的史料。一小群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在玄武湖畔钻研火箭发动机原理，在中华门外的金陵兵工厂里自己动手装配火箭发动机，今天来看，他们的工作或许相当简单和粗糙。但是，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20余位专家是新中国军事高科技事业的开拓者，特别是固体火箭工程的开路先锋，在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历程中，南京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是鲜为人知的点燃圣火的地方。
　　在建国初期，在中国科技人才寥若晨星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研究室就像一只纯金的聚宝盆，为新中国储备和培养了一批可贵的军事科技人才。当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工程学院而要成建制地调走这个研究室的时候，一贯爱护知识分子的陈毅毫不犹豫地把这只聚宝盆双手捧给了他的老战友陈赓。
　　1952年8月中旬，研究室的“三反五反”运动终于告一段落。奉军委调令，胡翔九和张述祖带领任新民、马明德等第一批专家北上，当驶向浦口的渡轮汽笛长鸣时，大家望着滔滔东去的大江和郁郁葱葱的紫金山，都在心里深情地道一声：“再见了，南京。”

　　6 群英聚首 筹委会宣告成立(1)

　　群英聚首 筹委会宣告成立
　　总理主持 众将帅慷慨相助
　　8月30日晚，陈赓一行人飞抵北京西苑机场。把奥列霍夫等苏联专家送到宾馆休息后，陈赓打电话给总参值班参谋，落实明日欢送苏联专家回国事宜，最后才叮嘱徐立行抓紧检查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的准备情况。回到灵镜胡同，已经是半夜了。傅涯要给他煮碗鸡蛋挂面，陈赓摆摆手，蹑手蹑脚地去孩子们的房间，看看旧蚊帐里熟睡的孩子们，又笑眯眯地退出来，洗把脸，再用洗脸水洗洗脚，这才和傅涯说几句亲热的悄悄话。
　　9月1日一早，陈赓匆匆穿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黄军装，端起镜子照了一照，傅涯笑着问：“这么打扮，是要上舞台呀？”陈赓一脸认真地说：“今天筹委会正式成立，我们真要登上一个大舞台呢！”说罢，在秘书刘云和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出门直奔吉普车。
　　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1号（后改为59号）原为肖克将军的住宅，后为志愿军第三兵团驻京办事处。此时，四合院里已经坐着30多人，人们看到陈赓迈进朱漆大门，一齐站了起来，陈赓和大家一一握手，简短地交谈几句，他看到李懋之便问：“什么时候回来的？运动结束没有？”李懋之说：“刚来一周，我的工作都交代给留守处副主任和副政委了。”
　　陈赓和张述祖是第一次见面，但早已在电话里认识很久了，他握着张述祖的手，亲切地说：“述祖同志，欢迎啊，您和其他教授们在北京还过得惯吧？”
　　张述祖忙说：“很好，很好，北京天气可比南京舒服多了！”大家都跟着笑起来。
　　徐立行走过来对陈赓说：“陈院长，人都到齐了，是否可以开会了？”陈赓回过身来，点头说：“开会！”他走到主席台前，那不过是铺着白布的两张办公桌子。在主席台后面的大墙上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肖像。
　　陈赓在主席台上坐下，又招手让张述祖、李懋之坐上来，张述祖客气地不肯上去，徐立行过来连劝带拉地把张述祖送上主席台就座。
　　“同志们！现在开会。”徐立行是会议主持人，他说话声调轻柔平和，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今天是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下面我们请陈赓院长讲话。”
　　陈赓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大家，等大家的掌声平息下来才开始讲话，声音洪亮有力，他只看了一眼秘书为他起草的讲话稿，就放在一边，他喜欢即席讲话。
　　“今天是9月1号，而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呢，也是个1号。这叫好事成双，当年这个地方是沾了皇帝的龙脉紫光，解放后，这个恭俭胡同1号，曾经是肖克部长的家，我们打倒了皇帝，所以只能借肖部长的光了，在这里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陈赓说话风趣幽默，旁征博引，妙语连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已经‘怀胎’，明年‘出世’，她将在我军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院名称要隐晦一点，有利于保密，所以我们决定就叫军事工程学院，不用‘技术’两个字，这是周总理的意见，总理想得比我们细。第一个五年计划明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包括国防建设计划在内，建设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来应该按军兵种分别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可是现在国家就这点钱，能力有限啊，没法子，我们只能先办一个‘联合型’的军事工程学院，我们的办学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为各军兵种培养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工程师，学员毕业后就能掌握新式武器装备的复杂技术，会管理、会维护修理，当然啦，能会设计制造就更好喽。”
　　陈赓抓起桌子上的大茶杯，喝了几口，擦擦汗又接着讲下去。
　　“人民解放军有毛泽东思想指导，有共产党领导，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质量，战斗力很强，不仅打败了800万国民党军队，在朝鲜还战胜了最现代化的美国侵略军，所以说我军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问题是我们缺乏技术，武器装备很差，有各个国家的枪炮，在朝鲜战场上我们遇到过很多困难，吃了不少苦头，大的不说了，就拿挖坑道来说，不懂地质学，不懂钢筋水泥，挖着挖着，塌了，走了许多弯路，炮兵也是如此。朝鲜战争说明，打现代化的战争，光凭勇敢不能解决问题，勇敢加上技术，事情就好办了。”
　　“解放军的战斗历程是用大刀、红缨枪，小米加步枪打败国内外反动派的。现在部队要装备飞机、大炮、坦克车，以后还要有火箭、原子弹呢，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解放军就如虎添翼，无敌于天下！所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技术这个东风，掌握技术是当前军队建设的头等大事。创建这样一个高级工程技术学院，对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学院所担负的任务是重大的、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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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秘密几乎是每一所军事院校时刻不得疏忽的严格纪律。
　　其次，两大城市均处于国民党空军飞行半径之内。建国初期，蒋介石趁新中国尚没有制空能力之机，多次派出轰炸机群对上海狂轰滥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杨树浦电厂被炸后，大上海一片黑暗，陈毅市长亲自坐镇指挥抢修，远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为之忧心忡忡，这些惨痛的事件让人们无法忘却。虽然在奥列霍夫一行来到黄浦江畔之时，台湾蒋帮的飞机因受刚组建的解放军空军拦截而不敢北犯，但是，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其舰载机群的攻击力是不能低估的。
　　晚上，“火炉城”南京仍没有一丝凉意。陈赓和奥列霍夫一帮人，穿着背心裤衩，每人手捧甘甜的陵园西瓜，大快朵颐。陈赓一边吃一边对苏联专家说：“等两天我们飞大连，那儿可凉快了，这南京要热死人！”
　　陪同苏联顾问考察的同时，陈赓还不忘为学院选拔急需的高级俄文翻译人才。他向军事学院求援，最后由徐立行落实了“一老一小”，老的叫王剑秋，近50岁，黄埔军校第四期生；小的叫锻钢，21岁，刚毕业的英俊小伙子。
　　在上海的时候，为了让苏联顾问放松一下，陈赓又特别安排，看了一场袁雪芬的越剧，苏联人第一次看到这种音乐优美的“东方舞剧”，虽然不明白意思，也看得津津有味，目不暇接。
　　历史知识丰富的奥列霍夫，自然熟悉海滨城市大连（当时称旅大市）这个名字，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旅顺口和大连等地是俄国军队败北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百万红军出兵东北，秋风扫落叶似的打垮日本关东军，最后，苏军在旅大市驻扎下来。建国初期，旅大市是中苏友好气氛最浓的城市，从城市到乡镇，随时可以看见苏联军人，不少大连人或多或少都会讲几句俄语，形成这座美丽城市的独特文化现象。
　　从酷热的中国南方来到气候凉爽的大连后，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行顿感精神大振。欧阳钦、韩光等旅大市党政领导、苏联驻军首长大宴小酌自不必说，那以斯大林命名的大广场，高耸的苏联红军战士铜像，经常传入耳畔的《莫斯科〖CD*2〗北京》的歌曲声，就足以让苏联专家爱上这颗“渤海明珠”了。
　　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行重点考察的单位是闻名全军的大连海校，这所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任校长兼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委、刘华清任副政委的海军学校是在安东老海校基础上建立的第一所正规的海军院校。张学思是“少帅”张学良将军的胞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向陈赓和苏联专家介绍了大连海校仅仅经过70多天的准备，就在大连老虎滩苏军一个炮团营房和寺儿沟的两所旧学校里开办起来，从1950年2月1日开学至今，克服教员不足，经费缺乏的严重困难，不断为年轻的人民海军输送急需的人才。大连海校电子学副教授慈云桂又向陈赓和苏联专家介绍了教学规划、教员与苏联专家的配合等问题。
　　对大连海校的考察，使大家深受启发，陈赓对奥列霍夫说：“海校的经验对我们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很有借鉴之处，肖司令员说的‘海校要以教学为主，以学生为主体’，我看非常正确。”奥列霍夫赞成陈赓的看法，他对海校教员的水平之高十分欣赏。
　　那么，能否在大连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呢？陈赓和奥列霍夫虽然十分喜欢这座滨海城市，但是临近炮火连天的朝鲜半岛，保密和安全问题仍是大连无法逾越的障碍。陈赓和奥列霍夫站在老虎滩海校的山冈上，眺望波涛滚滚的大海，心中不免有一丝遗憾，他们还是决定再往北去。
　　考察组在沈阳参观了一家军工厂，当天乘火车到了长春市。小汽车在宽阔笔直的斯大林大街上往南岭方向行驶，路过人民广场，车里的苏联专家突然惊喜地喊了一声。陈赓让司机停车，大家走出来，仰脸一看，一座青色花岗岩纪念碑突兀而立，碑的顶端是一架“雅克”型轰炸机的铜雕。这就是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留在长春的苏军烈士纪念碑。
　　作为空军将领，奥列霍夫兴趣盎然地仰望着飞机铜雕，不断发出赞叹的自语。在沈阳，他们看到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是以坦克为顶端装饰雕塑，现在这个飞机最对奥列霍夫的胃口了。他对陈赓说，这些纪念碑是中苏两国军队友谊的象征，非常值得仔细看一看。大家又继续乘车往南走。
　　到了第九航校已是傍晚，吃罢晚饭，奥列霍夫建议考察一下航校教员的业务水平。于是陈赓一行坐在会议室里一张长方形大桌子的周围。一会儿在航校领导带领下走进两位年轻的教员，翻译对他们说：“苏联专家出了几道数理题目，请你们答一下，不必紧张，没有时间限制。”
　　两位教员显然没有思想准备，脸色紧绷绷地愣了一会，这才低头看试卷，会议室里安静极了，陈赓和徐立行并肩坐在长桌最远的一端，四位苏联专家分坐两个长边，两位“考生”面对着陈赓，俨然是古代考状元郎的殿试，气氛十分严肃。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第一位教员交卷了，陈赓看着这个年轻人，身材不高，面容白净，挺秀气的。考卷在专家手中传了一遍，他们议论了一会儿，翻译对这位教员说：“专家说，你所有的题目都答对了，很好！可以回去了！”
　　奥列霍夫站起身来，从桌子上的水果盘中连抓了四个绿里透黄的大苹果，塞给这位先交卷的年轻人。一会儿，另一位教员也交了卷，领了四个大苹果，高高兴兴退出考场。
　　奥列霍夫对陈赓说：“看来航校教员的数理基础不错，这些题都回答对了！”
　　陈赓刚才表情严肃，他是怕那两个教员考砸锅，现在又恢复了快乐的情绪，夸奖起航校领导来。徐立行问了一句：“第一位交卷的小伙子挺聪明，叫什么名字呀？”
　　航校领导忙回答：“叫陈启智。”
　　“调给我们吧！”陈赓开玩笑地站起来，与航校领导一一握手。
　　1953年夏，九名第九航校教员调往哈军工，其中就有陈启智，空军工程系副主任葛燕璋对陈启智说：“你怎么才来？去年陈院长就看上你啦！”
　　陈启智听了一次陈赓的报告，这才弄明白，原来考场上坐在对面那两位戴眼镜、表情严肃、一声不响的首长是陈赓和徐立行啊。
　　几十年后，已是国防科技大学校长的陈启智中将回忆起1952年夏天那场考试，还觉得两手各攥着两个大苹果呢。
　　再说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行在长春休息一晚，翌日一早，奔赴最后一站哈尔滨市。
　　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市，是东北的大都市，雄踞于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平原上。在历史上，哈尔滨就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特别在苏联立国之初，大批俄国贵族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人如潮水似地逃亡到中国东北，大多集中在哈尔滨市。这成千上万的“白俄”带来了东正教堂，俄式面包和俄式红肠。走在哈尔滨街道上，典型的俄国建筑令人感受到异国情调。南岗秋林公司西侧的大街中心，那座哈尔滨人称为“喇嘛台”的黑森森的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以其雄浑壮观、直耸云天的木质结构和精美巧妙、错落有致的建筑艺术，成为哈尔滨市的一绝。
　　已先期来哈尔滨作过各项筹备工作的徐立行，详细向陈赓和苏联专家介绍哈尔滨市的各方面情况，老解放区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生机勃勃的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举足轻重的军工企业以及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代表的高水平的工科大学教育体系等，令苏联专家十分满意。最根本的一条，哈尔滨距离苏联最近，像坐在一张沙发里，四周是苏联广阔的远东地区，在安全和保密方面将是最理想的地方。中央军委选择哈尔滨市为军事工程学院的校址，可能正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综合考虑。
　　考察组对以俄语授课而闻名全国的重点工科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深入考察并与苏联专家和中国教员座谈。之后又访问了几个大型军工企业。此时他们已经得出一致的结论，哈尔滨具备了所有建院的条件，外加水力充沛的松花江，可供海军工程系教学之用，校址就定在哈尔滨了！
　　当苏联专家的专车沿着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缓缓驶过的时候，那些米黄色、果绿色的欧式建筑，那像伏尔加河一样浩荡东去的松花江，使他们油然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行的宴会上，当餐桌上摆满红珍珠般的鱼仔酱、蘑菇沙拉、地道的俄国苏布汤和酸酸的“黑列勃”（俄式烤面包）时，奥列霍夫连称“哈劳少”。陈赓哈哈大笑，不无自豪地说：“怎么样？这跟你们在国内的生活比较也不差吧？”
　　8月30日，考察组从哈尔滨飞回北京之前，苏联专家和陈赓、徐立行等中方同志充分交换了意见。奥列霍夫对20余天的考察很满意，他认为中国已经存在一支可以承担高等军事教育的师资队伍，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之初，教员来源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教授、副教授中抽调老教员，作为教学骨干力量；第二个层次是从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的讲师与助教中抽调，依靠老教授培养这些年轻的“后备教员”，然后投入正式教学。奥列霍夫还说，苏联的军事科学技术学院是由各军兵种独立自办的，各有一支教师队伍，而中国的师资力量不够，只能建立陆海空综合性的军事科技高等学院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使用率。苏联专家不直接讲课，而是帮助中国教师备课，在苏联专家走后，要确保中国教师能够独立授课。
　　徐立行在陈赓的指示下，随时与苏联专家交流，又根据军委聂、粟报告的精神，几易其稿，起草了一个具体的建院方案。
　　方案提出：在军事技术力量缺乏、各军兵种不可能同时开办各自的高等工程技术院校的情况下，军事工程学院应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所综合性的高等技术院校。学院按军兵种设空军、炮兵、海军、装甲兵和工兵五个工程系；按兵器装备设置23个专科……
　　每个系都是未来有关军兵种单独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基础和雏形。
　　毕业生分配去向：一是到各军兵种任军事工程师；二是到国防工厂任验收成品的军代表；三是到中央军委机关负责技术工作；四是留校深造后任教师。
　　方案中又列出组织系统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公共课教授会的名称。
　　奥列霍夫和另三位苏联专家认真听取了方案介绍，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和个别处的修改，方案获得一致通过。
　　奥列霍夫高兴地说：“按照这个方案，我们将建设一座‘院中有院、系中有系’的大学，这种军事技术学府在苏联没有，在世界也不曾有过。”
　　陈赓简短地总结这次全国考察后说：“方案仅是个草案，回北京后要报军委审批。”
　　黄昏时分，当飞机冲上深蓝色的天空时，陈赓在座位上独自沉思起来，明天他要送奥列霍夫一行回国，后天将在北京成立筹委会，准备工作是否都已经落实了呢？

　　5 风雨人生 张述祖喜迎上海解放(1)

　　风雨人生 张述祖喜迎上海解放
　　金盆聚宝 陈市长诚邀专家出山
　　话分两头。当陈赓和徐立行陪同苏联专家在各地考察的时候，奉调来京参加筹建学院工作的各路人马正按陈赓的指示分头忙碌着。人们经常看到一位50岁开外，身材魁梧、额头宽阔，一派学者风度的人，认真地与陈赓的老部下们商量工作。此人就是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著名的弹道学专家张述祖教授。
　　哈军工的早期史料证明，张述祖是协助陈赓创建哈军工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张述祖坎坷的人生苦旅，浓缩着中国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梦幻与追求，奋斗与挫折，痛苦与欢乐。
　　张述祖生于晚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900年，江苏南通人。张述祖9岁时，正逢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创办学校，这个农家穷孩子才得以走进校门。少年张述祖天资聪慧，又意志坚强，尽管国难家忧，却能始终如一地奋发苦读，终于在23岁时考取东南大学物理系。1927年，张述祖毕业留校任教，此时东南大学已更名中央大学。两年后，张述祖报考江苏省的公费留欧生，他选择了科学发达的德国。谁也没有想到一介穷书生竟独占鳌头，张述祖数理基础之好，学问之精，一时在中央大学传为美谈。
　　张述祖来到柏林的时候，已是落叶满地的深秋季节。看到德国发达的科学技术，想想中国的贫弱落后，张述祖满腔愤懑化为“科学救国”的决心，他想学兵器技术和弹道学，或者学高电压技术，然而他过于天真，德国人怎么会允许他自己选择与军事有关的学科呢？几经碰壁，最后只能在柏林大学物理研究所落下脚，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纳恩斯特所长，研究大科学家普朗克教授提出的“电压下不同浓度电解质”的研究课题。他辛苦学习了三年，于1932年11月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此时，日寇强占我东三省的消息传到德国，张述祖义愤填膺，他写信给江苏省政府，请求回国抗战，受到训斥，令其继续学习。深受刺激的张述祖反复思考，认为中国国势不振，主要在于科学落后，尤其是军事科学不发达。物理学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应该改学军事科学，以便将来回国能大量培养军事技术人才。主意一定，他便积极活动于柏林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之中，已是博士的张述祖总算有了点社会地位，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馆愿意出面帮忙。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工程物理研究所，跟著名弹道学家克朗兹教授研究弹道学。工作之余，张述祖曾为德国兵工厂解决若干生产技术问题，中国学子的才华令德国人刮目相看。在克朗兹的指导下，张述祖在内外弹道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不久，他的博士论文《几个重要外弹道解法计算精度的研究比较》顺利通过答辩，并收入克朗兹的专著《弹道学——补充本》之中，他又获得了弹道学博士学位。
　　认准“科学救国”的大目标，张述祖如饥似渴地钻研国防工业技术，他经常去旁听有关装甲、海军和空军的技术课程，一些专为德国军官开设而不准外国人旁听的课，如枪炮制造、弹药、坦克等，张述祖则不惜酬金请德国教员私下教授。1936年，他白天跑兵工厂实习，掌握国防工业实际知识，晚上经常整理实习笔记到深夜。勤奋刻苦的中国博士生引起德国金发女郎的爱慕，邻居一位教授的千金向他暗送秋波。张述祖却故作愚钝，他的心里早有一位深爱的漂亮姑娘，她就是毕业于江苏医学院，在国内苦苦等着张述祖的陈德华。
　　著名的进步作家邹韬奋是张述祖的同乡，1934年，邹韬奋赴欧洲游历考察，在德国期间就住在张述祖的宿舍里，两个人同吃同住，常促膝长谈至夜深。张述祖不仅资助邹韬奋的旅欧经费，而且抽出时间，陪同他参观乌斯太音报业公司和一些工厂。在《韬奋全集》中，邹韬奋详细记述了在张述祖陪同下的参观经过。在旅行途中，邹韬奋和坐在对面的一位德国姑娘聊天，他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趣的一段是这样的：
　　车到了charlottenburg一站，我先下车，她还要再下一站才下车。她听说我有位朋友张博士（张述祖君）要来站上接我，她也要看看她所遇的第二个中国人！所以我下车后，匆忙间还把张博士介绍给立在火车窗口内的她。走后张君说这女子生得很美，可惜稍稍胖了一些。我笑着说，我的印象和你一样。
　　张述祖深受邹韬奋进步思想的影响，把祖国的危亡挂在心上。20多年后，已是哈军工科教部部长的张述祖，仍深深怀念着老友邹韬奋。一次，他领着小女儿张希秦去军工院里的书店买书，发现新版《邹韬奋文集》，喜形于色，马上阅读起来。女儿奇怪地问：“什么书让爸爸这么高兴？”张述祖怀着敬意告诉女儿：“这是邹韬奋伯伯的书，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和记者。”邹韬奋的小儿子邹竞蒙是哈军工第四期学员，张述祖曾去探望，问寒问暖，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邹竞蒙后来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家气象局局长、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一位领导中国气象事业走向现代化而享誉国内外的杰出的哈军工学子竟在1999年2月遇害，举国震惊，这是后话。
　　再说留德期间的张述祖，与自费留德的曾石虞结为莫逆之交，当曾石虞经济拮据时，张述祖必慷慨相助。曾石虞后来成为著名的化学家，而命运又安排这两位老朋友共同走进哈军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述祖再也无心留在德国，况且纳粹党的倒行逆施早已使他厌恶至极。张述祖中断了研究课题，打点行装，先去英国参观飞机发动机厂，随后经法国、意大利，由威尼斯乘船漂洋过海抵达香港，再换船去广州。当邮轮徐徐驶入宽阔的珠江口时，张述祖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乱满头浓发，心中充满游子归来的激情。
　　张述祖北上武汉之时，正值南京陷落，到处是逃避战火的难民潮，沿海各大学纷纷撤往大西南，师生们滞留在长江边。听说留德博士张述祖已到武汉，交通大学等几所名校争相聘任，因为中央大学是母校，又资助了最后两年的学费，张述祖决定去中央大学和原南京兵工专门学校任教授。
　　1939年，武汉失守。张述祖随学校迁往重庆，望着远去的黄鹤楼和沿江逃亡难民的悲惨呼号，张述祖和师生们无不以泪洗面。
　　在重庆期间，南京兵工专门学校已改名为兵工大学，张述祖被聘为该校的主要教授。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量多开一些课程，呕心沥血地培养国防技术人才，以求为战胜日寇，振兴中国国防尽绵薄之力。如今，在航天事业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谢光选院士、化学家郭燮贤院士和弹道专家、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浦发教授、鲍廷钰教授等兵工专家，均出自张述祖的门下。
　　1939年秋天，苦恋了十余年的张述祖和陈德华，终于在山城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兵器专业基础的专家，张述祖的理想是办一个弹道研究所，以发挥留德所学之长。然而，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对张述祖的多次陈情付之一笑，考虑到张述祖的影响，给他个兵工委员的闲职。大后方的国民党政客们大发国难财的时候，张述祖报国无门，他对老友曾石虞说：“我大概是空有抱负了，不能一展所学去制造中国的欧式枪炮。不过我可以把我在德国学的东西，日复一日地传授给学生们，我想或许能由青年一代去振兴我中华之军备。”每谈及政府腐败，国事日非，张述祖和在各个大学任教的朋友们都唏嘘不已。
　　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的大员们都忙着下山“摘桃子”。1947年，蒋介石要办中央军校，想物色一位既了解普通科学、又长于军事技术的学者任普通科学教育处长。经钱昌照推荐，陈诚签署了委任状，命令张述祖三天内到南京汤山向黄维教育长报到。四个宪兵像押解囚犯似的，把张述祖一家人带进一艘开往南京的登陆艇。上岸后，竟无人来接，一家人只好露宿街头，当了难民。两天后陈德华找到亲戚帮忙，才在中央大学附中找到栖身之所。
　　张述祖匆匆去汤山向黄维报到，黄维傲慢地接过委任状，看了看，突然吼道：“这个命令是假的！”他把委任状甩到地上，一顿辱骂，把张述祖赶出办公室。
　　张述祖只得携家来到上海，凭自己在教育界的名望，他受聘在交通大学教授工程物理学，同时又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课。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连吃败仗，兵工署又找上门来，兵工大学也发来教授聘书，让张述祖承担兵工大学的教学领导职务。
　　当初张述祖对国民党政府尚存的一点点幻想，早已经让黄维的凌辱骂得荡然无存。他除了教书，就是到曾石虞、马明德等老友家聊聊天。在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大上海，张述祖尽量帮助生活困难的老朋友们在兵工大学找点兼课的差事，以贴补家用。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百万雄师过大江。5月初，大上海处于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国民党军政要员已作鸟兽散。
　　多年与进步人士和进步学生的交往，使张述祖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共产党要得天下了，何去何从，张述祖在思考，在静观。但是，有一点他早已想好了，就是坚决不去台湾，也不希望兵工学校的学生们去。他宣布学校停课，教员们各自回家，等有复课消息再告诉大家。后来，国民党兵工署多次电催他乘船去台湾，硬顶是不行的，他设法敷衍兵工署，并让军方把一大木箱普通书籍先托运到台湾，以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5月中旬，解放军已经突破了蒋军上海外围防线，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天晚上，上海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找到张述祖的家，希望张述祖能留下来，迎接上海解放。张述祖夫妇俩的心情十分激动，回想十多年来所遭到的种种磨难和屈辱，他们决不会再跟国民党走，共产党礼贤下士，特地登门挽留，这是张述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了预防万一，张述祖决定先躲到朋友家中，迎候浦江的黎明。
　　5月27日清晨，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张述祖从朋友家回到提篮桥海门路的家中，他把沿途看到的解放军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情景告诉陈德华。这是张述祖第一次亲眼看到解放军，他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军呀！”张述祖感慨不已：“真是仁义之师！国民党不垮台才怪呢，中国真的有希望了。”他在屋子里踱来踱来，浮想联翩。
　　这一天下午，有几个身穿土黄色军装的解放军找到门上，让张述祖全家不胜惊诧。
　　为首的两位是干部，年龄稍大的30多岁，右臂的袖管空空，垂于身体一侧，他身材高大、仪表不凡，两道剑眉间漾着一股英武之气。
　　“我叫祝榆生，”那独臂干部一口川音，语气亲切，他自我介绍道：“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干部，今天特地来拜访张教授。”他又指指年龄稍轻一点的干部说：“这位是许哨子参谋，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
　　张述祖望一眼许哨子，小伙子身材不高、长相英俊、举止潇洒，显得很干练。
　　陈德华忙着上茶，招呼几位不速之客。
　　大家寒暄一会儿，祝榆生说明来意：“张教授，我们非常高兴认识您，知道您不怕国民党的压力，拒绝去台湾，这种光明磊落、追求进步的精神可敬可佩。现在上海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上海军管会非常希望社会上各方面的人才都能出来工作，支持我们恢复经济建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张述祖听罢，感慨良深地说：“敝人一介书生，在旧社会，空怀报国之志，到头来四处碰壁，只能靠教书糊口。国民党是腐败透顶了，我对它的幻想早已破灭，我从心里盼望新中国的诞生，愿为新中国效力。只是，我一个教书匠，不知干点什么才好？”
　　祝榆生坦诚地说：“我们知道张教授在兵工界德高望重，希望您能把留在上海的兵工界的专家们组织起来，让大家为新中国出力。”
　　“这绝无问题，”张述祖爽快地答应道：“我在兵工学校的朋友和学生不少，大家都闲在家里，我去找他们谈谈，如果可能，也盼军管会支持我们复校。”
　　“目前先把人找到，稳定人心最重要，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商量。”祝榆生和张述祖又交谈了大约1个小时，临走的时候，他指着许哨子说：“今后由许哨子同志作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就跟他说。”
　　送走了客人，张述祖坐不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解放，解放军同志就登门拜访，看来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而且办事认真，效率极高。“真是天亮了！我们读书人报国有门了！”张述祖喜不自禁，那埋藏在心底的荧荧星火被祝榆生重新点燃，他感到心明眼亮，似乎一下子年轻起来。
　　当时张述祖并不清楚，祝榆生和许哨子来看望他是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一解放，陈毅就指示三野司令部派出干部，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广泛收罗上海的专家、教授，请他们出山，别让他们跑到香港或台湾去。陈毅的远见卓识，为新中国的科教事业留住了一大批人才。
　　6月里，张述祖一边和许哨子保持联系，一边四处奔波，寻找散落在沪宁一带的兵工学校的教员和教育界的朋友。
　　他先去找曾石虞。兵工专门学校迁到上海吴淞口后，曾石虞兼职兵工的化学教授，讲授炸药原理。国民党方面很看重曾石虞，多次劝他赴台湾，汤恩伯最后一批残兵撤往台湾时，台湾的国防部门还不死心，来电报称，曾先生凭此电报可搭乘任何一艘轮船赴台湾。
　　曾石虞还是留在了上海，目睹着十里洋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虽几个月赋闲在家，却不急不躁，稳坐钓鱼台。
　　“剑岩兄，”曾石虞习惯称张述祖的字，“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和平在望，百废待兴，可是老蒋不甘心，又派飞机来轰炸，国民党真是人心丧尽了。我看陈毅将军出任大上海市长之后，废寝忘食，日理万机，真乃人民公仆也！我们这些读书人理应为新中国出力，但我们能干点什么呢？当了一辈子教书匠，办学校还有点经验，我看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尽快恢复兵工学校吧。”
　　张述祖总是尊称曾石虞为“夫子”，他说：“曾夫子的高见我极为赞成，可否择日在舍下商量商量。”说罢又匆匆跑到别的朋友家里游说。
　　许哨子经常到张述祖家来，他对张述祖家的藏书着了迷，一有空就来借书，然后和张述祖探讨技术问题。张述祖对许哨子的谦虚好学甚为赞赏，许哨子主要是靠自学获得了兵工知识，靠实践积累了兵器维修和炸药研制的经验。两个人有了共同的语言，成了一对关系亲密的忘年之交。
　　张述祖问许哨子：“许参谋，你怎么起了哨子这个名字？”
　　许哨子说：“我原名叫许啸松。东江纵队北上时，为了保密起见领导让我起个化名，我看领导身上挂了把哨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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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明亮的双眸望着满面红光的陈赓，亲切地说：“陈赓同志，军委根据朝鲜战局的情况和当前我军建设的需要，把你从前线调回来。彭总回国治病后，你代理志司领导工作快三个月了，我看还是先听听你的汇报，主席、二位老总，你们看行吗？”
　　毛泽东靠在沙发上，轻松地吸了一口香烟，朝陈赓点头说：“好嘛，先听听你的最新报告。”
　　陈赓早已准备好这次汇报，他概括地总结了当前朝鲜战场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和敌我双方的态势，条理清楚，具体而生动。毛泽东和周、朱、彭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
　　陈赓说：“我们的战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面对敌人的火海战术和饥饿严寒，视死如归，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战士们说，我们是用手榴弹打敌人的榴弹炮，用炸药包打敌人的坦克车，用缴获日本鬼子的三八式把美国鬼子赶回三八线。如果我们也有飞机、大炮、坦克车，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能把美国鬼子赶到大海里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激动地挥了一下手臂，大声打断了陈赓的话：“有人说美帝国主义是不好惹的，其实呢，我们中国人民也是不好惹的呀，美国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拉了15个国家入伙，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嘛。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军事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
　　陈赓又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我军政治上很强，但要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自己没有技术装备不行，技术、兵器的确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我军无法包围团以上的敌军并迅速吃掉，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跑；缴获的坦克、大炮也开不走，眼睁睁看着敌机炸毁，其原因正在于此。
　　毛泽东听到这里，把没吸完的香烟摁死在烟灰缸中，看着陈赓，斩钉截铁地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决心解决这个技术装备落后的问题。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必要建立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培养技术军官。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我们商量了，由你来当这个院长兼政委。”
　　毛泽东转过头，向周、朱、彭三人问道：“你们的意见呢？同意不同意啊？”
　　周恩来说：“我完全同意。”
　　朱德和彭德怀也表示赞成。
　　虽然事先有点思想准备，但陈赓还是心中无数，他连忙摇头，真诚地说：“哎呀主席，办教育我可隔行哩，我恐怕干不了。”
　　毛泽东一摆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干不了，谁能干得了？你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提一个懂得高级工程技术的人来。”
　　陈赓想了一下，笑道：“我提不出来。”
　　毛泽东挥着手说：“你就应该干！有困难总理给你解决，还有苏联顾问帮助，凭你陈赓的才干和冲劲，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了！”
　　陈赓还要推辞，周恩来开口了：“你住过黄埔军校，办过红军步兵学校，还带过红军干部团，你要是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啊！”
　　陈赓不再吭声。毛泽东却谈兴正浓，他又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下去：“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同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的同时，就提出要我们赶快办一所培养技术军官的大学，我们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朝鲜战争可能成为持久战，相持多久还难预料，我们毕竟不是杜鲁门的参谋长哟，我们不能够长期处于武器装备的落后状态，一定要在战争中不断改善，所以急迫需要大量的技术干部。国防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大批技术军官。办这样综合型、多兵种的大学，我们的确没有经验，好在我们可以请苏联派出各种专业的专家来协助我们办学院。具体的一些问题嘛，由总理安排吧，总理心细，本来这所大学想叫军事工程技术学院，总理说为了保密，去掉‘技术’两字，我看去得好，就叫军事工程学院了。”
　　陈赓生怕漏掉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他低着头认真地做记录。
　　周恩来看看时间，单刀直入地说：“军委主持的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已开了一段时间了，差不多要开完了，主席今天刚刚签发了命令，军事工程学院拟设在哈尔滨市。 你们先成立一个筹备机构吧，考虑一个建院方案并报军委审批。为了学校尽快上马，早出人才，政务院决定，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舍拨给你们作为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建；新的哈医大拨款另建。军事工程学院与南京的军事学院同等地位，党中央和政务院会大力支持你办好这所高等军事技术学府。”
　　毛泽东站起身来，握着陈赓的手说：“俗话说，千兵易得，良将难求。我看，你这良将就知难而进吧！”
　　陈赓只觉得一股热浪涌到胸口，他声音洪亮而急促：“请主席放心，请总理、总司令、副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落日的霞光撒在中南海的湖面上，涟漪徐来，揉出万朵金花，晚风带着夏日的热度和合欢树的花香扑面而来。车出中南海，陈赓感到有点燥热，他解开风纪扣，摇下车窗，扭头注视着长安大街上倒退的景物，可他很快就意识到，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耳畔仍响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声，他的眼前仍是朝鲜前线那血与火的惨烈场面。
　　此时的陈赓，心绪沉重而纷乱，他还来不及体察即将面临的是一场何等艰巨的特殊任务，他更不可能意识到，他从此将走进中国的教育史，他的双手将为中国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巍巍长城铺下一块永垂不朽的奠基石。

　　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1)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
　　全国选址 奥列霍夫驻足松江
　　陈赓刚从朝鲜回到北京的那天晚上，老部下李懋之来到灵镜胡同。
　　李懋之，山西省襄垣县人，生于1910年，抗战初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游击第一团副营长、代营长，二一六旅参谋主任，太岳纵队第二十五团参谋长，抗大太岳分校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纵队参谋处处长，豫西军区参谋长，河南军区副参谋长。时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参谋长。年初，陈赓派他回国，到河北邢台去领导驻在那里的各军随营学校、炮兵部队、家属学校和补充团的“三反五反”运动。
　　听说李懋之还没吃晚饭，陈赓让傅涯炒一盘菜，端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上来。
　　“懋之呀！你这个老西子还要点醋吗？”
　　“不要，不要！”李懋之端起碗，低着头“呼噜呼噜”地喝粥，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身体结实、圆圆的脸盘挂着汗珠儿。他在老首长陈赓面前，就像小弟弟似的毫无顾忌。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陈赓穿着一件露洞的旧背心，摇着一把大蒲扇，望着狼吞虎咽的李懋之问。
　　“我去总参打听过，说你这几天回来。”李懋之低头吃饭，山西口音越发不清楚：“我想把邢台那儿的‘三反五反’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什么？‘三反五反’呀？”陈赓听明白了，“你先别忙着汇报，我要准备向军委汇报朝鲜前线的事儿呢，等几天再听你的汇报吧。”
　　李懋之吃完饭，站起来要告辞，陈赓问：“你住在哪儿呀？”
　　李懋之说：“我住在酒醋局胡同三兵团留守处。”
　　陈赓打趣说：“老西子就是离不开醋，连住的地方也叫酒醋局胡同。”
　　6月25日，李懋之又来见陈赓。一见面，陈赓劈头就问：“打了多少‘老虎’？”
　　李懋之回答说：“‘大老虎’24个，甄别后剩下两个也不可靠，‘中老虎’和‘小老虎’就更多了，甄别量太大，现在还没有完呢。”
　　陈赓摇摇头，盯着李懋之说：“两万人的留守部队，能搞出那么多‘老虎’？是不是太有点‘左’啦？”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思忖一会又说：“我临离开朝鲜时，听人说昆明军区闫化祥部长贪污了五汽车金子，可能不可能？三兵团机关的同志告诉我，绝对不可能。部队一直很艰苦，从来也没有五汽车金子呀，发点人民币都是有账可查的。闫部长是个老同志，还有三兵团驻京主任高庆奎，是个老兵站站长，他们决不会贪污的。”陈赓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说：“‘三反五反’当然要搞，但是有些人发高烧，说胡话，宁‘左’勿右，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群众运动，不知道要冤枉多少好人啊。”
　　李懋之点点头，无奈地说：“我们的运动受华北军区党委领导，抓得很紧，打‘老虎’是指定数目的任务，必须完成。7月中旬军区党委要对运动进行总结，总结完了，安排一下善后工作，我就回朝鲜前线去。”
　　陈赓连忙摆手说：“你不要回朝鲜去了，我另外给你安排个工作，怎么样？”
　　李懋之感到很突然，愕然地望着陈赓问：“让我干什么去呢？”
　　陈赓故意望定李懋之，笑眯眯地不说话，憋了片刻，才神采飞扬地说：“帮我办学校。”
　　陈赓把前天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情况向李懋之说了一遍。
　　“任务紧迫啊，前线等着要技术干部，”陈赓收敛了笑容，眉头微微皱起，又在踱步，像是自言自语：“我们现在是两手空空，一无师资，二无校舍，三无教材设备，四无大学的管理经验，总之是啥也没有！连学校设在何处还没有最后敲定呢，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是不是？世界上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呢？”
　　陈赓话锋一转，看着神色严肃的李懋之，像在战场上下达命令似的，语气干脆果断：“我决定用边建边教边学的办法，就是说，建校舍、请教授、招生开课同步进行，尽快上马，要先调一批教授来，学员也立即从各大军区选调。前天我离开怀仁堂时，简单地向总理讲了这个想法，总理同意。昨天，我又去看了彭老总，彭老总很快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他说支持我的这个‘三边并举’的方案。现在主席下达全国军校调整的命令，就是6月23日军委那个命令。军委已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和志愿军三兵团部分干部为基础，尽快建立军事工程学院，校址初定在哈尔滨。三兵团司、政、后干部要尽量多调一些到学院工作，所以，你懋之是一定要到学院的呀。三兵团各军也调一批师团营干部，你写个名单给我，我好向军委总干部部提出来。”
　　李懋之说：“三兵团司、政、后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工作能力都不错，可是现在还在打仗呀，全调出来兵团党委也不会同意，可以争取多抽几个。至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干学校工作恐怕不行，司令员，你还是让我回朝鲜吧。”
　　陈赓有点热了，抓起大茶缸来“咕咚咕咚”喝了半缸子茶水，擦擦嘴，大声说：“你别想打埋伏，你住过西北军士官教育团，当过太岳抗大分校的教育长，肚子里墨水不算少啦！总有点学校生活体会吧，不会就学，大胆去干。我马上调第二高级步校徐立行副校长先来，总理已写信请苏联派首席顾问来，等苏联顾问一到，我们一块去各地选选校址，调研一下。回来成立个筹委会，你就来参加筹委会的工作。你赶快回邢台吧，把甄别工作抓好，不要留后遗症。让人家当了一回‘老虎’，还得重新变回个人嘛！”
　　陈赓慧眼识英才，他很欣赏徐立行的内秀，他不仅深知徐立行政治上可靠，为人正派，也了解到这位戴着眼镜、满身书卷气的干部有学问，能力强，认真执著，是个办学校的好材料。
　　1948年5月，陈赓创办豫陕鄂军大的时候，他就想到徐立行，便决定把徐立行从陈锡联的三纵调出来，不久二野军大在南京成立时，刘邓首长就任命徐立行为教育长，从此，徐立行和军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话再说回来。陈赓和徐立行通过电话的第二天，徐立行带着军务参谋沈清波，风风火火赶到灵镜胡同。
　　6月末的北京，干热得一丝风也没有。刚下火车的徐立行满身大汗，军服都湿透了。陈赓摇着扇子，招呼道：“喝水，喝水，脱了衣服说话。”
　　多年没见，徐立行见老了，他脱下军帽，露出过早歇顶的宽大的前额，陈赓注视了好一阵，看着徐立行在擦汗，陈赓凑近小声问道：“听说你结婚了？找了个好看的小媳妇？嗯？”
　　徐立行脸一红，“嘿嘿”笑了两声，吞吞吐吐地说：“50年秋天在重庆和刘华清一起举行的婚礼。她是二野军大第一期学员，叫王雅琴，比我小16岁呢。”
　　陈赓乐了，“好嘛！好饭不怕晚！你快40岁才讨老婆，还能找个老太婆？听说挺漂亮？干什么工作？”
　　徐立行说：“在校部当打字员。”
　　陈赓说：“赶快调来！我们正缺打字员呢。”他对坐在一旁的沈清波说：“老弟呀，你记着，明天上街找找打字机行，挑选个合适的打字机，没那个玩意儿咱们没法子办公呀！”
　　徐立行喝完水，把这次奉陈赓之命，到哈尔滨调查的情况扼要汇报一遍。
　　徐立行带着助手肖连山和沈清波，持中央军委的介绍信于5月上旬抵达哈尔滨，松江省军事部江部长负责接待，并陪同徐立行一行选择建院地址。先看柞树林，后去沙曼屯，徐立行都认为不合适，最后来到文庙街。这里虽然立着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五六栋小楼，但基本上是一片空旷的荒野，离火车站也不算远，徐立行看中了这片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侧面打听一下，哈尔滨医科大学领导不愿意离开文庙街。
　　徐立行刚汇报到这里，沈清波插话说：“东北卫生部卢副部长已来北京，住在天坛那边。”
　　陈赓拧着眉头，用大蒲扇点点沈清波：“老弟，你等一会儿要个电话，告诉卢副部长，请他不要走，明天我同他一起到政务院打官司去！”
　　原来陈赓认识这位卢副部长。既然政务院已把哈尔滨医科大学搬迁新址的指示下达到东北人民政府，卢副部长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不做工作？
　　陈赓的火气开始上升，他喘着粗气，问徐立行：“你们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干什么呆那么长时间？”
　　徐立行说：“选好校址，又起草报告，送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他们让我们等批复，可等了一个月也没有回话，我去沈阳催过两次，就是迟迟不答复。”
　　陈赓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转过身朝着沈清波说：“老弟，再去给我要个长途电话，我要找东北军区贺晋年副司令员讲话。”
　　沈清波到外屋要通了电话，请陈赓来接。
　　陈赓抓起电话，嗓门挺高：“老贺啊，中央决定，我们军队要办一所技术院校，在你们地盘内要块地皮就不给呀！再不给要闹出个国际问题啦！苏联专家很快要来看，你跟你们的高主席说，就说是我陈赓讲的！”
　　电话那头的贺晋年很客气，陈赓听完电话时，气已消了大半。
　　听完徐立行的汇报，陈赓把中央军委有关指示和“三边并举”的方针又简要讲了一遍，他要徐立行先做两件事，一是落实筹备处办公地点，二是准备接待苏联顾问。“就这么分工吧，你在北京给我管全面工作，等李懋之来了，让他跟我跑腿，张文峰去哈尔滨打前站，张衍在重庆断后，调工作人员，要越快越好！”陈赓说完，打电话要车，送徐立行去招待所休息。
　　夜深了，胡同口卖小吃的小贩子们也无心吆喝了，古城慢慢安静下来。
　　傅涯打来洗脸水，看陈赓还在汗流浃背地忙活着，心痛地说：“从前线回来没几天，又忙得吃不好、睡不好，工作也不是一天干得完的，你这么拼命怎么行呢？”
　　陈赓说：“按军委的计划，明年秋天要开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建起一座大学，不争分夺秒不行呀！我的同志！”
　　7月11日，军委电话通知陈赓，毛泽东主席刚刚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任命书将由机要参谋送到灵镜胡同。
　　到8月底，陈赓身边有了三位得力的助手，也是组建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即徐立行、李懋之、张述祖，他们走马上任，让陈赓松了口气。此外，在陈赓身边的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中，还有二高步校的傅德林、王秉衡、许鸣真等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干部，有军务处长黄景文和高庆魁、徐文林、党中才、苑舒君等；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两位副主任胡翔九和张述祖等。30多名工作人员在短时间集中到灵镜胡同10号，每天出出进进，使这条原本清静的小街热闹起来了。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他们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在这种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新中国不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不“一边倒”，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同样的道理，当斯大林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座军事工程技术学府的时候，中国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
　　1952年6月3日，在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回国的同时，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顾问的报告》，在周恩来的嘱托下，粟裕代为草拟周恩来总理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的函件，当日，周恩来审批签发。为了成立一所大学，由国家总理亲自写信向友邦求援，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恐怕是惟一的函件。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我国现在筹备创办一个军事工程学院，主要是培养我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部队的军事工程的高级工程人员，求得逐渐能够修理和装配各特种武器的各种机械，以减少和避免像现在所常发生的故障及损失……学院拟设五个系、26个科、72个班，计划招收1100名学员，第一期计划三年毕业，待取得教学经验和各方条件具备后，再酌量延长至每期五年毕业。
　　我们因无创办此类学院的经验和教育干部的缺乏，因此院部及各系科均需有顾问同志的帮助，才能办好。为此，请您能够根据这样的组织机构，或看还需增添必要的系、科，派遣足够的专家并准备课程前来帮助。我相信和感谢您能够热诚地给我们以如愿的答复。
　　周恩来的信通过信使队送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外交渠道再送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元帅的办公室。显然，在斯大林享有绝对权威的苏联，布尔加宁不可能直接回复中国总理的要求，于是，周恩来的信很快被送到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公认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宽大结实的橡木办公桌上。
　　客观地说，此时的斯大林对中国持相当友好的态度，尽管在潜意识中，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但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山地与美军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阻挡美军北进的强大炮火，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东翼的安全，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这一点又使斯大林深为感动。斯大林认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太过羸弱，如不改变落后的工业和国防，仅凭其充足的人力是难以抗衡美、日及韩国、中国台湾构成的军事威胁。给予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援，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改善军事装备，是符合苏联利益的。通过派往朝鲜军事顾问的汇报，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军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中国军队极其缺乏有文化素质的青年，特别是掌握军事技术的文化青年。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议，原由正在于此。所以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信颇为重视，而且很快作出反应。
　　7月的莫斯科，天高云淡，气候宜人。克里姆林宫高耸的红色塔楼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壮宏伟。
　　秘书把一位身穿笔挺空军军服的中将军官带到斯大林的面前。年迈的斯大林面色苍白，显露病态，但是两只灰色的眼睛仍然闪射着犀利威严的光芒。
　　“你好！奥列霍夫同志！”斯大林与中将握手，声音低沉沙哑，“派你去中国，帮助他们建立一所军事技术大学，中国人太缺少军事工程师了。具体的工作你与柯托夫上将商量吧。”
　　斯大林没有说得太多，他有些疲劳。他瞥了一眼向他敬礼告辞的奥列霍夫，重又坐回椅子里，缓慢地从桌面上摸起他的大烟斗，半闭着眼睛，不知在思考着什么。然而，历史没有给斯大林留下太多的时间，他没有看到中国这所军事工程学院的建立和发展，8个月以后，这位20世纪威震全球又毁誉参半的历史大人物就与世长辞了。
　　7月底的一天下午，陈赓和徐立行一行人在西苑机场等了好久。干燥的热风让人们烦躁难耐，汗水早把人们的白衬衫打湿了，陈赓刚刮过胡子，汗水一泡，有点火辣辣的滋味，可他还是谈笑风生。不知什么时候，远处的天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到了，苏联顾问到了！”年轻的参谋人员兴奋地喊起来。
　　“把鲜花准备好！”陈赓吩咐几个女战士，回头招呼大家向停机坪走去。
　　飞机停稳了，机场地勤人员把扶梯搭向打开的机舱门，只见一位瘦削秃顶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陈赓迎上去，扶住刚走下扶梯的“老人”，用俄语大声问候道：“斯特拉斯维杰！”（俄语“您好”）
　　“老人”有点惊诧地看看陈赓，又看看翻译，小声问道：“怎么，陈将军会俄语？”
　　陈赓笑道：“1926年9月，党派我去苏联学习了半年，那时候学了一点俄文，可几十年不用，我那点俄文底子早就当饭吃掉喽！”
　　陈赓豪爽坦诚的风度给“老人”留下极好的初步印象，在陈赓的陪同下，他坐进小汽车里。
　　“老人”就是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四人专家设计组组长，列宁格勒莫热斯基军事航空学院副院长瓦?依?奥列霍夫中将。说他是位“老人”，其实还没满50岁，只是说他面相老，他比陈赓大两个月，生于1902年12月28日。早在奥列霍夫一行来华之前，陈赓已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柯托夫上将那里了解到奥列霍夫的个人履历。这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征战沙场多年，然而，性格耿直的奥列霍夫没有因为赫赫军功而得到提升。直到1927年奥列霍夫才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不甘心一辈子当“老粗”，他刻苦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六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以俄国航空科学家茹柯夫斯基命名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他在校期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员，担任学习排长和党支部书记，每年两次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他总是担任分队长或大队长职务。五年的刻苦攻读使他成为航空科技方面的专家，1938年，他作为优秀毕业生离开莫斯科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被选送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幸运的是，已经成熟起来的奥列霍夫，没有在当时“大清洗”的恐怖岁月中遭遇不测。卫国战争时，他作为高级参谋人员，随最高统帅部坚守在莫斯科，参与指挥苏军与法西斯德军空前残酷的大搏斗。
　　1942年，久经考验的奥列霍夫被苏军大本营提拔为空军干部部副部长，不久又升为部长。1949年，军衔为空军中将的奥列霍夫任列宁格勒莫热斯基军事航空学院副院长。
　　在奥列霍夫的职业军人生涯中，他曾获得库图佐夫勋章，库图佐夫是击败凶悍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的俄军统帅，奥列霍夫为获得这枚勋章而深感自豪。他后来因在空军干部部任内政绩突出，又获得两枚列宁勋章。应该感谢苏联政府选拔奥列霍夫这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家来华，五年以后，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献出后半生的奥列霍夫，病逝于哈军工，从而使他的英名永远与哈军工同在，这是后话。
　　奥列霍夫一行共五人，包括炮兵少将、内燃机专家、海军上校和一名翻译，他们稍事休息，就热情地投入工作之中。奥列霍夫认为，建立一所高等军事学院，选校址，搞基建，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师资来源，而这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制定教学规划，但不能包办代替，这所大学的主人是中国人。
　　陈赓十分赞同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他们一连几天在一起讨论，互相建立起信任和友谊，虽然军委已经初步选择哈尔滨为军事工程学院的校址，但陈赓认为必须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让他们去各地具体考察一下，最后再确定校址。
　　陈赓急匆匆去见周恩来，请示陪同苏联专家小组赴各地考察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他对陈赓说：“让专家们多看看我们的军校和地方大学，评价一下我们的教学水平和师资力量。阿赓啊，现在正值盛夏，南方很热，苏联专家可能不适应中国的气候，你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千万别让他们中暑、生病啊！”
　　8月5日，陈赓和徐立行带领几位工作人员，陪同奥列霍夫专家组先飞往南京和上海。金陵城虎踞龙盘的气势、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都令四位专家叹为观止，上海几所有名大学的无可挑剔的教学水平，南京军事学院成功的办学经验，又让四位专家赞不绝口。在与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教员及驻院苏联顾问的几次座谈中，奥列霍夫进一步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创建军事院校方面的能力绝不亚于别的国家，他对陈赓说，他进一步增强了办好军事工程学院的信心。
　　那么，能否考虑把军事工程学院建在上海或南京这两个大城市中呢？若论经济发达程度，文化氛围和交通、城市基础等条件，当时的中国尚难找到超过这两座名城的地方。
　　陈赓和奥列霍夫之间没有费什么口舌，几乎同时否定了在上海和南京建院的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和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城，是旧政府军政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社会关系之混乱复杂，敌对势力之盘根错节，将为高度机密的军事工程学院带来保密工作上的困难，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保密工作对于新生的政权是何等重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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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办法首要是办好学校。”在几次重要的会议上，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都与粟裕议论过军队院校的问题，粟裕觉得，必须尽快了解目前我军院校的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新的建议。
　　我军的各种技术学校是在解放战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成立于1946年3月，地址在吉林省通化市。这所东北航空学校，又称“老航校”，初建时，仅有抗战胜利后所接收的日军旧飞机和通化飞机场、修理厂等设施，条件十分简陋。航校的组成人员来自延安的原新疆航空队人员、山东抗大第一分校、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干部，此外还有汪伪和国民党的起义人员，甚至还有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校长为常乾坤将军。
　　“老航校”以培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为主要任务，一架机身打了125块补丁的教练机是该校惟一的教学装备。尽管如此，1948年底，“老航校”已经培养出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和一大批机务、仪表及参谋人员，总计530余人。1949年11月，该校奉命扩编为七所航空学校。
　　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主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舰长邓兆祥的领导下集体起义，蒋介石闻讯气得半死，遂派飞机轰炸“重庆”号，全舰官兵555人，自沉军舰后经沈阳抵达安东（丹东）；不久，国民党海军“灵甫”号官兵74人由香港来到安东。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这批起义的海军官兵，为尽快建立人民海军，同年5月在安东建立了海军学校，邓兆祥为校长，朱军为政委。8月，华东军区也在南京创办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张爱萍任校长兼政委。
　　解放战争开始至建国初，我军已陆续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技术学校，主要的有：炮兵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防空学校、坦克学校、防化学校、汽车学校、高射炮学校、军需学校、测绘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各大战略区所辖的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及四级军区也都先后建立了教导团、教导营、随营学校、军政干校等机构。各野战军也大多建立了随营学校和军大分校，各大军区还办起侦听等特种技术学校。
　　上述各种军事教育机构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指挥和技术干部，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人才，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粟裕在充分掌握全军院校情况之后，与聂荣臻、肖克等军委领导同志专门讨论院校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自从1950年刘伯承司令员在南京把军事学院办起来，全军有了培养高级指挥人员的高等学府，我军的院校工作也有了学习的榜样。要很好总结南京军事学院在坚持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办好学院方面的经验，指导我军院校的建设工作。当前我军院校的薄弱环节是各种技术学校，它们大多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性质，数量多而质量不高，没有典型的好学校。有的学校领导和师资力量不强，规模也不大，对于培养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高级技术人才，是难以胜任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所综合型的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大学，专门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建议。陈赓生前曾多次向哈军工的领导同志说起过这个“斯大林的建议”。
　　聂荣臻和粟裕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决心把“斯大林的建议”付诸实施，迅速着手组建军事工程方面的综合大学，这所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能够使用和维修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工程师，以后再提高到设计和制造的高度，使它成为我军培养各军兵种高级军事技术干部的摇篮。粟裕专门找苏联驻中央军委副总顾问柯托夫将军商量过，柯托夫对筹建这样的大学极表赞成；之后粟裕又向周总理当面汇报，总理的态度自然十分明确。
　　1952年3月18日，一份书写的总参报告摆在聂、粟两人的面前：
　　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朱、周、林副主席审阅后报
　　主 席：
　　两年多以来，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成绩亦大。其装备正日益增加和复杂。惟在技术上面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满足部队的要求，以致屡次造成不应有的损毁，以空军来说，不仅在夜间及恶劣气候不能起飞应敌，且因操纵不良致空中停车或编队互撞等原因而发生事故者甚多，重则机毁人亡，轻则飞机报废不能修复。舰艇、战车及各种火炮和工兵机械等机件发生故障后，不能及时修复而影响战斗，甚至根本不能修理。虽然某些较复杂的修理技术有苏联专家热情帮助，但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特种兵部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高。且各特种兵武器的供应，不能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求得逐渐能够自己修理与装配，以至于将来培养起军事工业设计工程人才。为此，曾经两次和副总顾问柯托夫同志研究，认为有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较各特种兵自办技术学校更经济）借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之必要。前曾面报周副主席，并蒙原则上同意。兹将研究初步结果所拟方案报告如下：
　　一、 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设院长、政治委员各一人，为全院首长，另设副院长三人，以分别主持掌管关于学术研究，部队掌管及物资技术保证等工作。
　　二、 院部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及若干处，另辖：炮兵工程系、装甲工程系、普通工程（工兵及通讯）系、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等五个系，系辖若干科，每科设二、三班，每班十五至廿人不等。
　　三、 开始一期可定三年毕业，以应急需，至第三期时，为求得深造，则可延长为五年毕业。第一期计划设七十四个班，一千一百名学员，以后则逐年增加。至学员与工作人员之比例为一比二点五。此学院开办，需请苏联顾问同志约五十人（包括翻译打字员在内）。
　　四、 为求得工业技术的帮助和学习的便利，院址拟设在哈尔滨。柯托夫同志已和东北军区首席顾问研究过，认为设在该处较好，且房舍大部亦可将就原有调剂。
　　五、 详细组织系统及说明书待译出后再呈。
　　以上请予审查，如蒙批准，则可着手筹办。此报告，是否妥当，请予示遵。
　　致以
　　敬礼！
　　聂荣臻
　　粟 裕
　　三月十八日
　　聂荣臻早已看过报告的草稿，并认真修改过，可正式文件誊写好后，他仍然仔细地默读一遍。
　　聂荣臻看罢报告，拿起毛笔，在文件最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又递给粟裕，看着他签名。
　　秘书进来了，聂荣臻把装着报告的牛皮纸大信封交给秘书，叮嘱道：“马上派人送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林彪同志，请他们先批阅，然后尽快送到丰泽园，呈送毛主席阅批。”
　　粟裕又补充了一句：“要快啊！”

　　3 日夜兼程 陈赓奉召担重任(1)

　　日夜兼程 陈赓奉召担重任
　　运筹帷幄 主席点将定大计
　　“翡翠层楼浮树杪，FR小殿出波心。”这是古人对中南海园景的描写。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与北海旧称“三海”，又名“西苑”、“太液池”，有八百亩陆地，七百亩水面，始建于辽、金，经历元、明、清各朝，是天子们的行宫和宴游之地。菊香书屋是丰泽园中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北房五间是毛泽东和家属的卧房，东房五间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会客室和餐厅。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经常在此开会，在京的中央领导人也常常在这里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1952年3月26日的夜里，菊香书屋小院里静悄悄的，两大盆棕榈树在路灯的映照下，幽绿闪亮。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正在书房办公，他慢慢悠悠地点燃半支香烟，吸了一口，眉头聚拢，仔细阅读那份总参送来的报告，报告上面，朱德画圈并写“同意”两字；周恩来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或约粟裕同志一谈，如觉可行再送主席批办。3月19日。”林彪提出具体意见，画圈签字表示同意。
　　毛泽东站起来，走动几步，复又坐下，飘散的烟圈儿把他的思绪带回1950年那个肃杀的秋天。周恩来从莫斯科回来后，向中央汇报时谈到斯大林那个建立军事工程院校的建议，毛泽东极为赞成，但是，我志愿军几十万大军枕戈待旦，马上就要跨过鸭绿江，大战在即，实在顾不上这件事。与美国人血战了一年半，毛泽东深知我军对军事工程技术干部的需求到了何等急迫的程度。现在朝鲜战局基本平稳下来，可以腾出手来办这件事情了。聂荣臻和粟裕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令毛泽东十分满意，他认为总参这个报告指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我们太需要军事工程师了！一定要建立一所全军最好的大学，今后，要源源不断地为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部队输送国防科技人才。
　　毛泽东的思绪似乎跳跃到中国近代军校发展史上，他深吸了一口烟，任记忆在百年史海中泛舟……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首创船政学堂，专门培养海军技术人才，中国第一代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大都出自这所学校。继左宗棠之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又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军校。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晚清重臣们都纷纷效仿，形成“治军必先办学”的套路。可办来办去，还是挡不住西洋人的“船坚炮利”。北洋政府期间，各派军阀也闹着办军校，大多不成气候，只有保定军官学校还有些名气，出了个有名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大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搞得最好，要承认蒋介石这个军校校长还有点办法呢，他编织了一个庞大的“黄埔系”，没有“黄埔系”他就控制不了军、政各界。当然，黄埔军校也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敢做前无古人的大事，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打赢现代化战争，我们一定要有大批懂得现代军事科技的干部啊。
　　毛泽东吮一吮下唇，摁死烟头，拿起毛笔，在砚台上润润墨，把聂粟报告展平，写下“同意。毛泽东 三月廿六，退粟裕办”。
　　话分两头。1952年2月下旬，陈赓因病回国治疗，没想到他刚离开不久，彭老总的身体也出了毛病。3月19日，志愿军副司令员宋时轮等领导联名致电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日章】，并请转呈毛泽东主席。他们在电报中汇报彭德怀左额长了个瘤子，经常胀痛，影响工作和睡眠，根据医生的会诊意见，应尽快回国治疗。
　　毛泽东看到电报后，于3月20日批示：“请聂荣臻代总长商傅连【日章】提出办法。”周恩来也于同一天在电报上批示：“请聂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可否再派一人去前方接替彭的工作，让彭回京治疗。”聂荣臻于次日提出报告，毛泽东在22日批示：“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
　　3月27日，军委命令一到，陈赓即刻离家，他在日记中写道：“坚决执行命令，不讲一分价钱。涯及建等送别车站，令人依依。”第三次入朝的陈赓，风餐露宿，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穿越弹痕累累的封锁区，于3月31日黄昏时分抵达桧仓的志愿军司令部，那天的日记中记录道：“黄昏时到达志司。与彭谈，告以主席意志及我来意，促其归国休养，彭未表示意见。谈约两小时。”
　　彭德怀戎马生涯36年来，从来没住过医院，一听说要让他回国治病，老大的不痛快。4月1日他致电毛泽东，说额头上的小瘤子无关紧要，他想在4月下旬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并到金日成首相处交谈几天再回京。对彭的固执态度，陈赓又敬佩又心急，他拉过宋时轮、甘泗淇两人一合计，决定立即向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参彭总一本！”一会儿，陈赓就拟好电报，嘱秘书以“加急”发出。
　　陈赓三个人的联名电报说：“医学专家认为彭应马上回国治疗，他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5月份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
　　中央同一天接到志司两封电报，周恩来深知彭德怀的脾气，不下命令他是不会休息的。于是周恩来亲拟电稿并急送毛泽东批发。翌日，中共中央复电彭、陈，要求彭马上回国治疗，规定动身时间不要迟过4月上旬。
　　陈赓拿着电报，笑嘻嘻地踱过来，递给彭德怀，又故意拉长腔调说：“中央催你马上回国治病哦，老总呀，我看你还敢抗命不遵否？”
　　彭德怀低头看电报，撅着嘴，半天不吭气。
　　4月6日，志司召开党委会，接到陈赓电话通知的洪学智匆匆赶到桧仓彭德怀的住所，看见彭总正和陈赓谈话。彭德怀对洪学智说：“我回去以后，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同志代理，他是1922年的老党员，资格比我还老，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配合好。”
　　陈赓说：“我在志愿军的资格可没有学智同志老哦，我是后来的。”
　　洪学智立正挺胸，严肃地说：“请彭总放心，我坚决服从陈赓同志的领导。”
　　彭德怀点头笑道：“好，好。”
　　陈赓冲着洪学智大声说：“什么服从不服从的，你把后方那摊子抓好了，就行了！”
　　4月7日，陈赓率志司领导们把彭德怀送上吉普车，望着车影绝尘远去，陈赓长长吁了一口气。
　　第二天，陈赓召集党委会议，志司领导重新分工。担起百万大军统帅之职的陈赓，又恢复了废寝忘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他最关心的是如何粉碎敌人的“绞杀战”，所以，他上任后听取的第一个汇报是关于全军的运输情况，“钢铁运输线”是事关战争胜负的大动脉啊。他把主管“钢铁运输线”的刘居英调来，一边听汇报一边详细记录，年轻英俊的铁道兵司令员讲得头头是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4月9日的日记中，陈赓写道：
　　“听取刘居英报告运输情况。在严重的轰炸封锁下，我仍保证了供给，这是奇迹。为了祖国的国防，我们必须研究这次朝战经验，发扬并光大之。”
　　此时的朝鲜战局，处于相对平稳阶段，根据彭德怀临走前留下的指示，陈赓把工作重点放到指挥全军构筑坑道工事上来。
　　对坑道战术，陈赓可是个专家了，淮海战役期间，陈赓所部四纵普遍采用壕沟战术，夜里战士挖坑道和壕沟的声音震得国民党部队心惊胆战，最终全歼黄维兵团。陈赓结合当年的作战经验，又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先指挥三兵团的12军动手，在阵地上挖坑道，遇到坚硬的石头就用炸药炸，很快12军就实现阵地坑道化了。
　　4月下旬，陈赓主持召开各兵团、各军参谋长的筑城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志愿军全军构筑坑道工事的高潮在统一的要求和组织下，蓬蓬勃勃地展开了。陈赓得知15军接防的阵地连一条坑道也没有挖，便立即命令12军和60军分别抽调部队，帮助15军赶挖坑道工事，陈赓又请国内工业部门解决炸药和各种挖掘工具，经过几个月的时间，15军阵地上挖成了完整的坑道体系。
　　后来的史实，证明了陈赓作为杰出军事家的远见卓识。是年秋天的上甘岭战役，15军和12军的阵地经受住了世界战争史上空前集中火力的最严酷的考验。虽然此时陈赓已不在朝鲜，但是他精心领导和组织的坑道作业，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他的部下三兵团的广大指战员也以赫赫战功雪洗了第五次战役失利之辱。
　　再说军委这边。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聂荣臻和粟裕把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工作纳入总参四五月份的重点计划。关于确定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人选问题，经过几番酝酿，中央最终选定了陈赓，虽然笔者尚无法找到确凿的文字史料，但通过采访，可以大致推断中央的这一重要人事决定应是在5月份。中央为什么要选定陈赓？这是因为陈赓革命资历深、文化水平高，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陈赓身经百战，善于治军，特别是他曾经主持过军政学校，有办学的经验；还有重要的一点，他是我军惟一同法军和美军都交过手的高级指挥员，对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和技术装备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把筹备工作交给陈赓，党中央是放心的。
　　1952年5月30日，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张文峰奉命到北京，见到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肖克，肖部长告诉他，中央决定成立“军工学院”，并明确了二高步校要搬到哈尔滨筹建这所大学。肖克把苏联顾问提供的关于建立学院的编制关系表交给张文峰带回重庆。
　　既然中央军委从全军挑选了一所好的学校作为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基础之一，那就得先介绍一下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的历史：1948年春，由豫陕鄂军区司令员陈赓倡议，以抗大为模式，以四纵随营学校为基础，组建成豫陕鄂军政大学，陈赓兼校长。豫陕鄂军大开学后，中原局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把它扩建为中原军区军政大学，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军大校长和政治委员。1949年春末过长江，中原军政大学在南京办学，改名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11月份随二野进军西南，又与西北军政大学的主要部分合并，改名为西南军政大学，由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兼任校长，邓小平政委兼任政委，陈赓、周士第、李达兼任副校长，徐立行为教育长，刘华清为政治部主任，张衍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1月，西南军政大学改建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下设五个正规大队和一个练习团。不久，二高步校由政委兼代校长余秋里主持工作，经过严格的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比较过硬，1952年夏天，各类干部和教员有800多人，第一期上千名学员即将毕业。
　　即将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是一所综合型工科大学，必须得有教授，特别是精通军事技术的专家，这一点二高步校恐怕力不从心。恰好华东军区司令部在前几年组建了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室，实际上是一个研究所。这个军事科研单位有40多人，集中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是兵工系统的专家和教授，军委领导显然不会遗忘这个重要的单位。
　　6月初，中央军委已把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和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列为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两支先头部队，调陈赓回国挂帅，自然就提到中央军委的工作日程上了。
　　6月的朝鲜战场，那经过血与火洗礼的阵地上，金达莱从满是弹片的焦土中顽强地钻出来，绽开一串串粉红色的小花朵，烧焦的树木也不甘寂寞，从根部伸出细细的新枝，嫩绿的野草悄然速生，把志愿军每个坑道口装点得生机盎然。
　　陈赓仍日夜忙于工作。为了对志愿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进行初步总结，他在4月份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工作会议，5月份，他向各兵团发出关于防原子弹的命令，要求作战部队认真研究坑道工事防原子武器的问题。白天他常接待祖国各地派来的慰问团和朝鲜高级军政人员的访问；晚上还要和新近任命的干部，或者因病调回国内的干部谈话；各兵团司令员、军长们冒着危险前来志司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亲自吩咐管理处长，尽量搞点好吃的，犒劳犒劳这些领兵杀敌、置生死于度外的将军们。
　　6月11日上午，在桧仓志司驻地，志愿军党委会还在进行中。会议由陈赓代司令员主持，会议议题是研究在当前敌我双方对峙的局面下，如何调整部队的部署，加强以五百里“地下长城”为依托的积极防御，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问题。
　　陈赓的乐观情绪、平易近人的作风、风趣幽默的谈吐，使会议气氛热烈而轻松。
　　邓华刚从沈阳返回志司，他汇报此次回国就如何加强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与东北军区协调的结果，正在发言之中，机要参谋走进来，悄悄地对代参谋长张文舟耳语几句，递上一份电报，等签收后，就退了出去。张文舟连忙站起身来，把电报送到陈赓的面前。
　　陈赓接过电报，迅速读了一遍，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他轻轻地把电报对折一下放到桌子上，又专注地听邓华发言。
　　“同志们，有一个新情况，”陈赓等邓华发言完了，笑盈盈地扫视了一下会场，把手中的电报扬了扬说：“刚刚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我要下野了！”没等大家回过神来，陈赓就把电报递给邓华，并宣布道：“同志们休息一下吧！”
　　大家都围拢到邓华那里，争看电文的内容，知道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调陈赓回国述职，同时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陈赓一边踱着步子，一边看着大家读电报，仍不忘开个玩笑：“老邓啊，你走马上任吧，党委会交给你主持了！”
　　“哎呀，我的陈司令员，这可不行！”邓华认起真来，“只要你在志司一天，我们都听你的指挥！”
　　在大家的笑声中，志司党委会继续开会，陈赓开始向邓华交代工作。第二天，陈赓又参加政工会议，在会议的间歇或是在晚上，他又与各兵团司令员谈话告别。
　　6月13日傍晚，晚霞把桧仓的莽莽群山抹了一层金黄。陈赓和志司领导一一握手道别，他深情地望着这片熟悉的山野和经常在晨昏散步的小路，直到参谋小声提醒他，他才向大家使劲地挥挥手，钻进了吉普车。
　　陈赓一行向平壤方向前进，随行的参谋向他报告，根据朝中联合指挥部的事先安排，金日成首相明天将在平壤会见他。是夜，陈赓一行抵平壤，宿朝鲜政府的战时办公地，朝方招待甚周。翌日，金日成身着便装和马裤，皮靴擦得闪闪发亮，笑容满面地前来会见陈赓，标准的中国话洪亮清晰：“辛苦了！陈司令员！”
　　“哎呀，首相同志接见，实不敢当啊！”陈赓握着金日成的手，用力摇了几下。
　　金日成和陈赓多次见过面，陈赓乐观豁达的性格，妙语连珠的口才，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让金日成由衷地敬佩。
　　整个上午，陈赓与金日成首相以及劳动党和人民军的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金日成再三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鲜血和生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午宴前，金日成主持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朝鲜党政领导和苏联驻朝大使参加，金日成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陈赓司令员是我们十分敬仰的革命家、军事家和统帅，是朝鲜人民忠诚的朋友，为了表彰他为朝鲜人民的救国战争所立下的不朽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委会决定，授予陈赓司令员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在热烈的掌声中，金日成把勋章别在陈赓的胸前，两个人紧紧拥抱，金日成很动感情地说：“陈司令员啊，真舍不得您走呀，我想请求毛主席把您留下来。”
　　“金首相呀，我们不久还会见面的！”陈赓满怀着惜别的情感说，“请首相放心，有邓华司令员他们在前线指挥，我们中朝战友们一定会打败敌人的！”
　　晚上，陈赓一行赶到西海岸指挥所的朝鲜人民军第四军团司令部，他不顾疲劳，同人民军高级干部谈了话。15日一早与韩先楚面谈之后，匆匆离开西海岸指挥所北上，沿途多次遭遇敌机，走走停停，一天的归国路程竟走了三天。望着天空呼啸而过的美军战机，看着交通线上累累弹坑旁，战士们抢修公路和铁路的紧张作业情况，陈赓叹了一口气，他心中渴望的只有三个字：“现代化！”
　　6月16日，夜幕降临在鸭绿江畔，墨绿色的江水打着旋涡，浩浩荡荡，向大海奔去。司机兴奋地向陈赓报告：“司令员，我们要过江了！马上就到安东了！”
　　“好哇！”陈赓高兴地拍拍司机的肩头，“小鬼，别光顾高兴了，把车开进江里可不是闹着玩的！”
　　陈赓平安地回到了祖国，作为职业军人，视军令如泰山，他已经知道军委此次急调他回国，是安排他筹办一所军事工程技术大学，临行前他还给重庆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打过电话。可此刻他的心里还是装着朝鲜战场，脑海中充满了志司那些老战友们的面容。陈赓一面脱衣服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说：“明天到了沈阳，又要去见高大麻子了，这个麻子该不会又让我去跳舞吧。”
　　陈赓钻进被子里，极度的疲倦，使他顾不上向他请示明日行程的参谋，“嗯嗯”了几声，倒头就沉沉睡去。
　　6月20日，陈赓一回到北京，只和妻儿说了几句话就立即奔中央军委报到，要求安排时间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聂荣臻打电话告诉陈赓：“好好休息三天吧，和老婆孩子们团聚团聚。”
　　灵镜胡同的小院里，传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刚从中央组织部下班回家的傅涯，看见陈赓像一个娃娃头，和两个孩子在小院里追逐打闹，她嗔怪道：“哎呀，刚回来，也不好好休息一下！”女儿跑来告状：“妈妈，爸爸用胡子扎我的脸。”陈赓乐得哈哈大笑。傅涯深情地望了陈赓一眼，心里涌起阵阵甜蜜的情感。
　　6月23日下午，陈赓按着军委事先的通知，乘上军委接他的小汽车去中南海。下了车，陈赓特地整整军容风纪，正正军帽，他抬头看了看横匾上康熙皇帝御笔“怀仁堂”三个镏金大字，便拾阶而上，进入怀仁堂里的小会议室。
　　陈赓刚刚坐下，就听到走廊里传来由远到近的脚步声，间或有他耳熟能详的浓重的湖南话和爽朗的笑声，“是主席和总理来了！”陈赓心里一热，连忙站起来，迎到门口。
　　“噢！我们‘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辛苦了！”毛泽东一进门，就伸出双手来，抓住刚刚敬过军礼的陈赓的双手不放。
　　“主席好！总理好！”陈赓一边紧紧地和毛泽东握手，一边向毛泽东、周恩来问候。这时候，朱德和彭德怀也跟在后面进了屋，陈赓连忙说：“总司令好！彭总好！”
　　“坐下来谈吧！”周恩来摊开双手，安排毛泽东先落座，然后大家围绕着毛泽东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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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大义凛然，临危受命。
　　10月19日上午，静静流淌的鸭绿江水泛着白光，拂晓才从北京乘专机飞抵安东的彭德怀正盯着鸭绿江大桥沉思，他面容憔悴，两眼红肿。刚刚做过部队入朝后先在江南待命的部署，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就急急忙忙过江来见彭德怀，他说朝鲜已万分危急，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军队火速过江支援他们。彭德怀坚定地告诉朴一禹：“今晚出兵。”朴一禹感动得流下热泪，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黄昏时分，彭德怀来不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就匆匆跳上吉普车，吼一声：“开车。”我们几十万大军的统帅，仅带着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身先士卒，第一个过江，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去会晤金日成。在彭德怀的身后，志愿军25万人马兵分三路，从辑安、长甸河口、安东三地出发，在夜幕下悄然无声地涌向江边，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迅速隐入朝鲜崇山峻岭中那成片的松树林里。
　　此时，远在越北指挥作战的陈赓，虽然隔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心中却非常关心朝鲜战局的发展。进入越南之后，陈赓与中央军委保持密切联络，军委电报中也将朝鲜战局通报给他，尽管对法军作战军务倥偬，陈赓总能挤出时间来与韦国清等同志研究一下朝鲜战局，陈赓多年来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也能平心静气地写上几段话。他对北朝鲜的顺利推进心存疑惑，难道美军是那么不堪一击吗？9月7日，陈赓为说服越南人民军将领制定积极攻打东溪法军据点的计划，直说得口干舌燥，法军飞机8架，两次在他的头上盘旋，可他的心里还想着朝鲜战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虽然节节胜利，但仍有一场或两场的艰苦恶战，敌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对朝鲜的侵略的，只有凭着我们的力量，将它赶出去。……”
　　美军仁川登陆得手并大举北犯之后，陈赓闻讯，夜不能寐。9月28日，越军夺取了东溪，法军准备反扑，前线炮火连天，身患疟疾刚刚痊愈的陈赓还是挂念着朝鲜战局，沉思良久之后，他在日记上写道：
　　“朝鲜战争可能受到挫折，甚至是大挫折。半月来我即担心此事。朝战一起，毛主席即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速胜，一个是持久，并说须做持久准备。新华社评论也如此说。但不管怎样，朝鲜战争必有最后胜利之日。此役完全揭穿了美帝是纸老虎，美帝并不是可怕的东西。”
　　陈赓帮助指挥并取得胜利的边界战役，使越北根据地的形势根本改观。鉴于越南战局趋于平稳，法军一时难以反扑，中央军委征得胡志明主席的同意，决定调陈赓回国。
　　11月1日，越北山区已有几分凉意，在开满红色杜鹃花的山路上，陈赓拄着竹杖，同送行的武元甲等越南领导同志依依惜别，互道珍重。陈赓一行从越南高平回到中国广西境内，在南宁小住几日，即经梧州、广州、武汉北上，马不停蹄奔赴北京。在路上，陈赓仍挂念着朝鲜战局，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失眠，总是思考着朝鲜战事。……工作是艰苦和残酷的，我准备贡献我的一切。”
　　11月29日，陈赓回到北京，稍事休息，便请求军委安排时间，他要向中央汇报在越南五个月的工作情况。
　　陈赓在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汇报之后，便请缨入朝，当时陈锡联也提出同样的请求。陈赓争辩说：“你是炮兵司令员，建设炮兵很重要，你要走还得交代工作；我刚从越南回来，国内工作还没接手，不存在交代工作问题，自然我去更合适。”
　　后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的一次谈话中曾说起过当时的陈赓：“陈赓从越南回到北京，向我汇报援越抗法的事情，他提出要求，想去朝鲜。我说，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和美帝打，他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我说，那你要感谢杜鲁门喽！”
　　12月，陈赓没有和妻儿团聚几天，就带领一个考察组，冒着刺骨的寒风，急如风火地奔赴朝鲜战场。惨烈的战争已经把北朝鲜的城市和乡村夷为平地，凡是可以行车的道路都逃不过敌机的轰炸。陈赓在吉普车里看着沿途来往的军民，心情沉重。到达志愿军司令部（下简称志司）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等志愿军领导同志已在矿洞口迎接，陈赓同大家一一握手，亲热地寒暄着，边说话边进洞，潮气给眼镜片蒙上一层霜，他摘下来用手指擦拭着，还没等看清这个废弃矿井的模样，就听见一声低沉而有力的吆喝：“陈赓！你来干什么？”陈赓连忙戴上眼镜，嗬，彭德怀就站在面前，光着头，叉着腰，眯着眼，脸上挂着一丝笑意。“哎呀！彭总，你好呀！小将陈赓这厢有礼了！”陈赓嘻嘻哈哈地给彭德怀敬了个军礼。“你陈赓好大的胃口，”彭德怀也开起玩笑，“收拾完法国佬，又来收拾美国佬？”陈赓笑道：“老总呀，好吃的也得留点给我呀！”充满霉味的坑道中一片欢笑。
　　那天晚上，陈赓和彭德怀谈了很久。几年不见，陈赓感到彭德怀明显见老了，尽管第三次战役我军不惜代价，冲过片片雷区和层层火力网，勇往直前，经过激烈战斗，已攻占汉城，但是，彭德怀仍是一脸的阴郁，他重重叹口气说：“你都知道了吧？在大榆洞，岸英牺牲了……”彭德怀两眼看着摇曳的烛光，眼角闪着泪花，他想向陈赓这位知己的兄弟倾诉压抑在心里的话。陈赓也跟着叹气，想尽办法安慰彭老总。
　　“这个仗打得太苦了，别的不说，整个志愿军的运输汽车，只相当于美军两个步兵团的运输工具，我们装备落后，对付高度机械化的美军，只能维持一个星期的优势，美国人说我们是‘礼拜攻势’，他们则采取‘磁性战术’，用现代化装备紧紧咬住我们，消耗疲惫我军。第三次战役，我认为带有很大的勉强性，现在虽然打到了三七线，我们决定停止进攻。”彭德怀一边讲，一边让陈赓看地图，陈赓一边听，一边往小本子上记，要不是邓华来干预，他们俩得谈上一个通宵。
　　1月25日到29日，陈赓在君子里出席由彭德怀主持的中朝两军高干会议。会后他带领随行人员赶赴前线看望部队，并到东线宋时轮司令员的指挥部住了几天，和宋时轮、王建安、谢有法等兵团领导同志见面。宋时轮是湖南省醴陵县人，黄埔军校五期生，与陈赓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历来关系密切。宋时轮向陈赓详谈了入朝作战的经验和教训。
　　陈赓在前线和后方兜了一大圈，他发现，缺少冬装、吃不饱饭，一口炒面一口雪的现象在志愿军中相当普遍。由于没有制空权，又缺乏交通工具，鸭绿江边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却运不到前线，敌人依仗钢铁多，用雨点似的炸弹和炮弹反复切断我们的运输线。物资弹药只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到达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掉。
　　陈赓在考察中，想出一个对付敌机的点子，他叫战士爬到山头，飞机一来就放枪，你一枪，我一枪，连续不断，这叫设“防空哨”，放“防空枪”，于是，汽车部队在没有枪声时开大灯前进，白亮亮一片；司机一听到枪声，立即关灯，黑漆漆一团，形成了朝鲜战场的独特景观。
　　陈赓在朝鲜前线考察的两个月中，经常拧着眉头，仰望青天，盯着轰鸣而过的美军战机，紧抿着嘴唇沉默着，他心里有一团火：现代化，我们中国军人多么需要现代化啊！
　　2月初，陈赓结束战地考察，告别彭德怀等志司首长，乘火车返回东北。当时铁路沿线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敌机投下许多定时炸弹，迫使火车不断停车，经常有志愿军战士在排除炸弹时英勇牺牲，志愿军铁道兵将士以血肉之躯，铸就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陈赓一行历经艰险，平安抵达沈阳，短暂逗留后回到北京。
　　陈赓顾不上休息，马上起草前线考察报告，上报中央军委，并面见军委各总部领导人，详细汇报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和彭德怀的意见。为了促进第二批志愿军早日入朝参战，他再次向军委请缨，争取尽快到朝鲜助彭老总一臂之力。
　　3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赓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接到命令，喜出望外，马上坐飞机前往昆明，从云南军区选调一批军政干部后，迅速组成第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后勤部等领导机关，然后又去重庆，面见邓小平政委，向老首长汇报赴朝作战的准备工作。
　　返回昆明后，陈赓忙于找随他赴朝的干部们谈话，他对刘有光、张子明等老部下们说：“中央决定由西南军区部队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我向中央请求随三兵团入朝作战。我刚从越南回来，还没有插手国内的工作，参加入朝作战最方便，中央就同意了，毛主席还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好战分子’。”大家都笑了。听陈赓讲完话，一个个摩拳擦掌，都要跟陈赓上前线。陈赓又说：“这次回云南是将过去的工作做个交代，和省委、省政府告别。你们要随我到三兵团，都抓紧准备吧！”
　　3月中的高原春城，天空湛蓝透明，见不到一丝云彩。在昆明机场，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正站在一架老式军用飞机前面为陈赓一行人送行，傅涯带着两个孩子，六岁的儿子知建和两岁的女儿知进，先上了飞机。刘有光等三兵团干部也上了飞机，只剩下陈赓还在机下与送行的领导同志握手道别。
　　飞机要准备起飞了，陈赓拱拱手道：“大家请回了，再见，再见啦！”他慢慢爬上窄小的梯子，站在机舱门口，略微停了一下，突然转过身来，向送行的人群里张望着，他在找一个人。
　　“黄景文！黄景文来了没来？”陈赓眯着眼睛一边看，一边大声喊道。
　　“来了！”在人群后边挤过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军人，他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军容整齐，快步走到飞机跟前，向陈赓敬了礼，声音洪亮地报告：“司令员，我是黄景文！”
　　陈赓乐了，他用手点点黄景文：“好哇，你躲到后面去了。听说你从越南回来，又去步校当你的教育长啦？”
　　黄景文站得笔直，大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是回军区步校干老本行了！”
　　陈赓笑道：“我知道你爱当教育家，可你是个打仗的好手啊，怎么样，想不想跟我到朝鲜打仗呀？”
　　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景文腰板笔直，大声说：“当然想了！”
　　“好！”陈赓一摆手，“那就跟我上来吧！行李让警卫员随后送到，再给家里报个信。”
　　就这样，在飞机起飞前，陈赓又临时从机场欢送的人群中“逮”了个赤手空拳的黄景文。因为陈赓很了解这个大个子广东佬，一位放到哪儿都是块好钢的优秀军事干部。
　　到了北京，陈赓在西城区灵镜胡同安了家。那是一处古老而普通的二进四合院，黑瓦青砖，简朴的门楼，大门上的红漆早已在风雨中斑驳脱落，显得年久失修。小院里，春意初露，老槐树吐出翠绿的嫩芽儿，迎春枝条上绽开黄澄澄的小花儿，引来几只嗡嗡叫的小蜜蜂。
　　陈赓经过充分准备，一切就绪，整装待发。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临行前的两天，陈赓的左小腿突然剧烈疼痛，踝关节处又红又肿，“这是怎么了？撞了鬼啦！”陈赓急得直拍巴掌，傅涯连忙打电话请医生，经医生会诊，确认为左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陈赓几次和医生们商量，能不能在几天之内把这个病治好，只要能拄着棍子走路，他就要随第三兵团入朝。可医生的态度也很坚决：“陈司令员，你必须认真治疗，治好才能行动。”陈赓连连叹气，只好入院治疗。第三兵团由王近山副司令员率领，第12军、第15军和第60军迅速开拔，分批进入朝鲜境内。
　　陈赓人在医院，心在战场，时时关注着战局。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特别让陈赓也来听汇报。毛泽东看着一瘸一拐的陈赓，叮嘱道：“一定要先把病治好，不要那么性急嘛！”
　　6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月中旬，病情稍有好转的陈赓在傅涯的陪同下，带着孩子，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住进老虎滩工人疗养院，继续请医生治疗。医生采用俄罗斯的泥疗法，颇见疗效。
　　陈赓这次突然发病，是因为在越南工作期间超负荷的压力，他经常顶风冒雨，翻山越岭，使伤残的双腿无法承受，刚回到北京，又赴朝鲜考察，从酷热的雨林到严寒的山野，就是铁打的硬汉也要累垮。在傅涯的照料下，陈赓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病情逐步缓解。
　　老虎滩是大连市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渔港，工人疗养院依山势而建，飞檐斗拱，俯瞰碧蓝的大海，风景优美，环境幽静。难得团聚的陈赓和傅涯经常凭栏眺望大海，群群海鸥逐波翱翔，山间的洋槐树缀满一串串白花，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清香。多少年来，戎马倥偬的陈赓没有这样放松过，穿惯军装的傅涯也刻意打扮一下，两条长辫子挽成环状，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恰巧周恩来总理来大连视察，在欧阳钦的陪同下，他和邓颖超特地去看望陈赓夫妇，五个人合照了一张照片，看得出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愉快。
　　此时的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已胜利结束，迫使敌人来谈判桌上讲和。但是这次战役也充分暴露出志愿军技术和装备的落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战役临近结束的时候，第三兵团所属的第60军180师在后撤转移中，遭敌机和敌机械化部队的袭击和包围，师领导惊惶失措，指挥不力，使全师将士伤亡惨重。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陈赓接到战报，心急如焚，8月中旬，腿部刚刚消肿，就离开大连，前往朝鲜。此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8月16日晚，陈赓在沈阳火车站送傅涯和小建、小进返京，襁褓中的小进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哭喊着不肯放爸爸走，陈赓强作笑颜，把热泪挂腮的娘儿三个送上火车，一小时后，他毅然登车直奔鸭绿江。在次日的日记中，陈赓记述昨夜与家人惜别时的心情：“各事东西，不胜依依。”
　　陈赓一行沿途常遇敌机轰炸，加之洪水泛滥，倍尝艰险。他在8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抵志后。过平壤，见被炸甚惨，残墙断垣，满目疮痍，但人民仍操作自若。朝鲜民族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尽了如此巨大之贡献，至今虽困苦不堪，但其志甚坚，从不叫苦。此种伟大之国际主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8月22日，陈赓到达三兵团指挥部，下了吉普车，人们看到他拄着拐杖，腿还是一瘸一瘸的。他不顾腰酸腿痛，洗把脸、擦擦眼镜片，马上会见王近山、刘有光等各部门干部，听取汇报，调查研究敌情我情，深入思考我军的战略战术和训练部队的方法，他在8月24日和2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全军干部对我回来，寄托甚大希望，人皆有喜色，这样使我更感惶恐和责任重大。”
　　“美军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我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干部。”
　　《孙子兵法》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陈赓多年的用兵之道，也在于此。
　　9月2日，陈赓到志司报到，那时志司驻地在伊川西北的空寺洞。这里原是一座金矿，陈赓曾在日记中描绘过：“洞深数里，两千磅的炸弹，也打它不穿。住甚安全，但潮湿特甚。”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在洞外山坡的树林中搭了许多草棚，彭德怀和陈赓等领导人，也都住在简陋的草棚中，除了一张行军床和挂满板壁的军用地图外，草棚中几乎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志司搬迁到平壤以西的桧仓金矿。矿洞很深，到处滴水，迷宫似的洞里伸手不见五指。陈赓和彭德怀、甘泗淇、邓华一起，住在距离洞口20多米的矿洞里面，薄木板隔了四个不大的房间，每人住一间。
　　那时陈赓身体一直不好，洞子里缺氧，呆的时间一长，必然头昏脑涨。在陈赓的日记中，经常有这样的记载：
　　“洞居，潮湿又黑暗。曾几次想出洞换换空气，终因警报，不能远离。”“洞中氧气缺乏，使人头痛欲裂，窒息得呼吸不来，但仍是开会。”“会完结。人在病中。”“昨夜失眠，下夜一时尚不能入睡。……”
　　尽管工作条件恶劣，生活苦，病痛多，陈赓的心情是愉快的，他的乐观活泼的天性，深入基层、平易近人的作风，给紧张而严肃的志司机关带来一股新风。
　　陈赓在全军高干的第一次亮相是在9月9日那个著名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
　　为了总结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召开各兵团司令员、政委、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彭老总首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他讲评各兵团、各军的作战情况，高度赞扬了第三兵团第12军第31师第91团，该团打得最远，到了37°线，在困难的情况下，团领导坚毅沉着，机敏灵活地带领全团，胜利地从敌后安全撤回。当讲到第60军时，彭德怀表情严肃了，当场喊道：“韦杰、袁子钦来了没有？”第60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从后排站了起来，回答道：“我们来了。”彭老总来了气，大声责问道：“你们军长、政委是怎么指挥的？把一个师都丢了，造成我军建军以来极少有的惨重损失……”
　　彭老总越说越来气：“……郑其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惊惶失措，耽误25日一个夜晚的宝贵时间，竟然砸电台、烧密码，放弃指挥，把一个师近万名战士都不要了，一个人跑回来了……”彭德怀气得脸色发紫，两手发抖：“像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会场的空气都凝固了，谁也不敢吭气，都低着头，绰号“王疯子”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也沉重地低下了头，除了彭德怀粗重的喘息声，会场一片寂静。
　　邓华等几位副司令员很想缓和一下气氛，但又不敢劝说盛怒下的彭老总，邓华望着坐在门口的陈赓副司令员，悄悄靠过去，扯了一下陈赓，又悄悄说了几句话，谁都知道，陈赓同彭老总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只有陈赓敢和彭老总开玩笑。
　　这时，陈赓慢慢地站起来，声音柔和，笑嘻嘻地说：“老总呀，开了大半天会了，大家动都不敢动一下。我看他们脸都憋红了，想出去小便都不敢，现在肚子里又提意见了，饿得不行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一定也累了，我建议是不是休息一下？让大家小便、吃饭，吃饱后再开会，你再接着批评，好不好？”
　　彭德怀扭过头去，紧绷着脸，撅着个嘴，眼睛瞪着陈赓，陈赓还是笑眯眯地看着他，沉默好一阵，彭德怀才说：“你陈赓肚子饿了，那就吃饭吧！”说完站起来走了。
　　彭德怀离开会议室，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七嘴八舌地对陈赓说：“陈司令员，你可救了我们了，我们真是憋着尿也不敢出去。”
　　陈赓笑着说：“你们赶快去尿尿，不然一松气，就尿裤子了！”
　　凝重的气氛消失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热闹起来。许多过去不认识陈赓的志愿军将领们大多是通过这次会议对这位新上任的和气幽默的副司令员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60军和180师领导的错误，陈赓决不姑息，他多次指出，必须严肃处理，并在部队中进行教育，吸取教训。会议结束不久，根据陈赓的意见，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处置，转业到地方工作。
　　作为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陈赓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彭德怀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上。志司副参谋长王政柱将军后来回忆道：“经常见陈赓手里拿个棍子，在树林里面到处跑，下雨了，他用棍子敲敲树干，‘哗’的落下一阵雨水，看见鸟儿、虫儿，也乐得像个孩子。他没什么架子，遇到什么人都能聊聊，同谁都谈得来，他地位仅次于彭老总，可经常开玩笑，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连彭老总都说：‘我们的陈赓同志是个乐天派将军哟。’可是在研究作战问题时，他这个人可是顶认真的，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作战参谋们要准备充分，否则陈赓要批评的，工作如果没告一段落，他连饭也不吃，常常饭菜凉了再热，端上端下几次。对于工作，他是急性子，这一点和彭老总一样。”
　　1951年的秋季来得早，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枯草萋萋。我军连续粉碎敌军局部进攻后，战线仍基本上胶着于三八线南北地区。为了破坏我军防御的稳定性，美空军对我实施“绞杀战”，力图分割我军战场和后方，切断我军运输补给。同时，敌人又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妄想陷我军于瘫痪之境。
　　陈赓并不怕穷凶极恶的敌人，他最感到心情沉重和压抑的是，我军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由于部队既缺乏现代化装备，又缺乏文化素质高、精通军事科技的人才，许多本可以打胜的战斗却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掉；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只能挖坑道先躲起来，这些情况一次次地刺激着陈赓。如何改进我军的技术装备，如何培养前方急需的能维护和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事工程师，这些成为陈赓朝思暮想的问题。他在是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十三号起，敌在我六十七军正面展开了四个师……经过八天作战，敌虽攻占了我一些高地，前进约五公里，但死伤惨重，我阵地前敌遗尸累累……阵地化成焦土，树林不翼而飞，但其结果亦不过如此而已。
　　在这次战斗中，证明近代作战，阵地是可以攻下的，但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另外证明我军若是装备改善，能操有制空权，美国是完全可以击败的。在现在情况下，敌要把我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但我想把美敌赶下海去也是不容易。这证明战争将是持久的与艰苦的。我们准备长期坚持吧！逐渐改善我们装备与交通，争取最后胜利。”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志愿军指挥机关里经常议论的题目自然是如何对付敌人技术装备上的优势。人们最恨的是横行霸道的敌人空军，有一次，作战参谋们又在争论，有些同志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空军，“训练几万名驾驶员”，一些同志则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我国经济现状不允许，有个同志不以为然，抢着说：“我们就是卖了裤子也要大搞空军！”在一旁静听的陈赓幽默地反驳道：“裤子还是得要，那个东西露在外边也不好看。”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1951年9月30日，当听到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初战告捷，陈赓喜上眉梢，他在日记中热情欢呼：
　　“三次空战均获得胜利。初出茅庐的我空军一开始就是在战斗中锻炼，前途不可限量。”
　　陈赓认为，发展空军很重要，但需要一个过程，他主张在发展空军的同时，要强调炮兵的作用，他说过，只有炮火占压倒优势时，才能保证步兵的进攻。
　　转眼到了1952年3月，古城北京的积雪融尽，杨柳树悄悄吐出毛茸茸的叶芽，尽管天气乍暖还寒，可一群群冲向云天的欢快的鸟雀在提醒人们：春天来了。
　　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办公地，刚到任不久的副总参谋长粟裕将军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伏案办公，他瘦弱的身体几乎被桌子上堆满的公文遮掩起来。几十年艰苦的战争环境，使用兵如神的粟裕将军积劳成疾，1950年，他不得不在南京的医院里躺下来。那时候，毛泽东面临朝鲜战争的急转逆势，首先想到派足智多谋的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带兵赴朝作战。当毛泽东得知粟裕患病住院，才电召林彪北上，结果让毛泽东深感失望，林彪怯战托病，推辞带兵入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仍不忘专门写信问候粟裕。此后，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和朱德到南京探视粟裕，把拟调粟裕进总参的意见当面告诉他，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位井冈山老战友的过人才智，总参谋部的工作快把聂荣臻压垮了，正需要粟裕这样身经百战又善于思考的将才来分担。
　　1951年10月，毛泽东签署了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副总参谋长的命令。
　　年底，粟裕偕夫人楚青和年幼的孩子，带着简单的行装，乘火车北上赴任。
　　没有想到，火车刚进山东省，粟裕的右臂突然疼痛欲裂，他咬紧牙关，汗水一会儿就湿透了内衣，楚青急得手足无措，连声问：“没事吧？”
　　粟裕痛苦地紧闭双目，轻声说：“不要紧，老伤口又发作了，1934年，在闽东，敌人打伏击，留给我的纪念。”
　　一到北京，粟裕立即被送进北京医院，不久，那颗在粟裕身上呆了17年的弹头终于被取了出来。
　　病愈后，粟裕立刻向聂荣臻报到。两位在中央苏区时就相识相知的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毛泽东亲自给粟裕安排了工作，他对周恩来和聂荣臻说：“华野在组建华东军区空军的工作上很有成绩，粟裕同志对空军和海陆空联合作战有研究，就让他负责海、空军及多兵种作战事务吧。”
　　当时的总参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且不说要随时处理朝鲜战场上送来的各种紧急军情，就全国而言，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向西藏进军，准备解放沿海的重要岛屿，等等。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和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基本结束，军队需精简整编，众多成建制的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战线中去。
　　在这种高度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粟裕和聂荣臻、罗荣桓等总部领导密切配合，高效率地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在集中精力考虑海、空军及多兵种建设问题时，粟裕深感亟待扭转我军极为缺乏专业技术干部这种现状。他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完全统一的现代化国防军，必须从培养干部做起。他说：“只有勇而无谋不能成为将才，现代战争要求各级指挥员不仅有勇，还要有谋，谋要有各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