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风：印尼“9·30”事件

菩提无树

血雨腥风：印尼“9·30”事件
2005年01月04日11:14 作者：梁东屏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一场疑云重重的流产“政变”，使得印尼的命运为之扭转，也拉开了军事强人苏哈托长达32年执政的序幕。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场至今真相混沌未明的“政变”，和两年后因之而起的“清共”运动及其大规模排华事件，也在根本上扭曲了印尼华人的命运。

　　长久以来，在印尼政府的刻意掩盖下，“政变”及“排华”事件一直是当地的禁忌，几乎没有人敢去触碰，相关的史料也都付之阙如。除了极少数当事人（如前总统苏哈托和刚刚去世的纳苏辛将军）外，很少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红碗事件”

　　不过，苏哈托下台两年以来，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迹象及证据显示，35年前的那场“政变”应该是苏哈托为夺权“制造”出来的；33年前的“排华”（红碗事件），则是苏哈托为了落实真有“共产党叛乱”的说法而发动的。

　　更有甚者，印尼的许多排华法令都是在这个事件后陆续颁布的，因此可以说这次子虚乌有的“政变”是印尼华人命运趋于悲苦的重要分水岭，印尼华人几十年来不断受排挤，也都是从这个排华高峰延续下来的。

　　根据印尼官方的说法，35年前印尼共产党主导，由拉提夫上校及乌坦上校率领一批军士，逮捕并谋害了6名军事将领；时任印尼精锐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则当机立断，立刻发动反击，平息政变——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9·30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据称是总统苏加诺（事实上当时已被软禁）签署的信件，内容是苏加诺同意赋予苏哈托所有必要的权力，以便保卫印尼国土完整、政权持续。

　　根据这封“3月11日命令书”，印尼军方拥戴苏哈托成为“代总统”。拥有军权的苏哈托接着宣布印尼共为非法组织，同时展开“清共”运动，从1966年开始，总共持续了3年之久。所谓“清共”，其实就是屠杀。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时间的茚 尼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估计有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另有60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

　　这一串针对华人的行动，自1967年10月展开。印尼当局将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交界处一片广袤的土地划为“红线区”，强迫居住在该区域内的华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迁移；更有甚者，印尼军方散布摇言，指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的长老被华人所杀，借以挑拨原本与华人关系不错、但想法却相当单纯的大雅人。

　　当时，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了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族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进屋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排华事件又称为“红碗事件”。

腥风血雨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除了“哎呀，太多了”之外，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

　　不过，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是他们描述当时惨状的话。

　　大雅人杀人采取最原始的“砍头”方式。幸存的庞春香女士当年就亲眼见到丈夫萧水淋被大雅人砍杀，她自己的头部以及3岁大女儿的手臂都被砍伤，留下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这些华人在当年的事件中，死得真是很冤枉。

　　35年前的流产政变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人物的故去及文件的消失，可能永远无法真相大白。但从目前已知的事实以及仅存的一些线索大致可以推断出，所谓政变其实是炮制出来嫁祸给共产党的，然后顺理成章成为夺权的借口。

　　35年前的印尼有两股重要力量互相抗衡，一是以时任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苏哈托马首是瞻的印尼军方；另一方是印尼共产党。

　　这两股力量势同水火。而当时的总统苏加诺与共产党走得较近。因为他必须借共产党的力量压制苏哈托。

百密一疏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苏加诺比较亲近共产党，共产党又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来推翻他？此其一。

　　印尼官方的说法是，印尼共企图发动政变，所以把6名将领集体杀害。那么，印尼共为什么百密一疏，独独“漏掉”最重要的将领苏哈托，反而让苏哈托有机会在印尼共解决6位将领后，顺利平息政变？此其二。

　　苏哈托平定政变后，从来就没有证据把所谓的“政变领袖”与共产党联系起来。当年被指为政变领导人之一的拉提夫上校，被囚禁了三十多年，于1999年出狱。

　　今年73岁的拉提夫提到苏哈托还是满腔怒气。他在2000年5月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访问时，直指所谓“9·30事件”根本就是苏哈托制造出来的。他说：“苏哈托是个骗子，我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是一名军人，亲苏加诺的军人。”

　　更启人疑窦的是，苏哈托在次年祭出“3月11日命令书”这件“法宝”，然后顺利取得政权。然而这么重要的文件，却神秘失踪了；换言之，除了苏哈托，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内容。

　　苏哈托下台以后，苏加诺的旧部曾经指出，所谓的“3月11日命令书”，其实根本就是命令军队改善治安的普通文件，完全无关乎政权转移。艾尔兰加大学的政治分析家奥托莫则表示：“官方的说法是那份文件不在任何人的手上，而实际上可能是被军方灭迹了，因为他们无法对苏加诺的交权自圆其说，干脆就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霸王硬上弓。”

　　如果真相的确如此，那么印尼在1967年10月间全面展开的“清共”，就完全是铲除异已，也是用这种手段转移视线。

人间炼狱

　　许多印尼华人死在了大雅族人的野蛮屠杀之下，而印尼军方的监牢则是残害华人的另一处人间炼狱，许多当年的幸存者和知情人至今仍心有余悸。

　　65岁的萧佛火说：“我所居住的万诸记村共有一百多户华人，分成两条路线离开，一半人去孟加影，另一半人则去拉力。结果去拉力的人被大雅族骗入森林里屠杀，总共有四十多人。我听说拉力、昔焦窝、打腊、沙那京这几个地方是最惨的，被杀的华人都手无寸铁。“我虽然保住了命，但不久后就被抓去，关进山口洋监狱。那时在监狱中的华人常有上千人，平常大家都做工，我在里面做裁缝。1978年，我被送往坤甸监狱，才发现我早在1972年就应该被释放了，但山口洋监狱利用我做裁缝帮他们赚钱，把我多关了6年。”

　　60多岁的吴菊香也是当年的幸存者，她说：“当时究竟有多少华人被杀？没有人知道。在加里曼丹，每个村都有中国人被杀，家里有人不见了，也没有人敢去找。我听说打腊那边的华人进行抵抗，被大雅人及印尼军队联手屠村，没有一个幸免的。”

　　“华人被杀后就被弃尸在山野间，任尸体腐化。没有人敢去收尸，除非不想活了。”

　　“那时山口洋的监狱设在库瓦纳路的一个橡胶仓库里，附近还有座难民营，每天都有人饿死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华人男女都有，男人必须做工，女的则大多被送到政府官员家里当女佣。我们最大的共通点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何被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亚历山德罗是西班牙传都教士，他曾在山口洋协助难民，是当年事件的知情人。他忆述道：“我当年才28岁，在山口洋前后担任了18年的传教士，因此排华事件发生时，我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据我了解，当年的事件根本无关乎印尼共，而是苏加诺、苏哈托两股军队势力间的斗争，6名将军也不是共产党杀的，是印尼军方嫁祸于他们。”

　　“当时，光山口洋一地就有7万左右难民，死掉两万多人，可是有记录的只有两千人左右。”

　　“排华运动在1967年达到最高峰，山口洋有男、女监狱各一座，女监里遭强暴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怀孕的，也有染上性病的。我知道的就至少有十六七名被监禁的女华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

　　“男监里面情况更惨，印尼军人常常在晚上故意放人出去，然后就当逃狱者枪杀；更多的人被直接送到长沙坝，杀死后就丢到海里，五六年前长沙坝的海边还见得到枯骨。”

　　“我记得1968年底，国际事务调查团到山口洋监狱调查，印尼军方事先将监狱粉刷一新，同时把大部分被监禁者迁往长沙坝，留下少部分人则发放新衣，而且被威胁、恐吓、要他们对调查团表示狱中生活合于人道。”

　　“印尼政府同样也煽动大雅族人残杀华人，我就亲眼见到大雅族人用竹篮盛着3颗人头‘串门子’、目的是要让其他族人‘兴奋’，然后出手杀人。3颗人头都是华人，我看得很清楚。那时单单在沙那京一地，就有316名华人被杀，身首异处。”

　　“当时大雅人见到四处流离的华人，只要对方身上有东西，就开口要对方交出来，如果不从，立即斩首。确实太悲惨了，许多受难者直到今天都不愿再提当年的事。”

　　亚历山德并未虚言，当年住在沙那京的庞春香，是在熟悉的大雅族人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的。大雅族人向也透露：“整个事件结束后，大雅族的头头都获得印尼政府颁发的金牌奖励。”

　　而从山口洋监牢侥幸生还的蔡南强则这样描述当年的屠杀情形：“山口洋的监狱里，每天晚上9点开始就是杀人时间，一晚总共有作九个人死于非命，前后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你可以算算看死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