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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发表于 2007-8-14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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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分紧张的心理，普遍感到压力太大，负担过重，“消化不良”，急躁情绪较为严重；二是队干部用带兵的方法带学员，过多地干预学员的课外生活，方法亦简单死板；三是食堂伙食节余太多，学员反映菜不够吃；四是机关有官僚主义作风，定了计划不检查，对基层的意见反应迟钝，等等。
陈赓在会议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首先表扬教授们思想进步快，对教学工作抓得紧，工作努力，助教同志们也尽了力。根据大家的意见，他同意按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重新编队，以利于教师因材施教，他对张述祖、曹鹤荪说：“重新审定教学计划，使之更适合学员的文化程度和体力状况，”他又说：“学员的学习不能太紧，要让他们有独立思考的时间。”
对于学员的学习，陈赓一贯提倡独立思考，让学员成为学习的主人，不要成为书本的奴隶。他不同意在学员间开展学习互助运动，他说：“同学之间的个别请教，互相探讨，自愿帮助是有益的，但是要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之下进行，不能搞什么互助群众运动。”
当徐立行汇报到学员队开会、点名、出墙报占的时间过多，学员骨干兼职太多时，陈赓批评道：“有些活动是苛捐杂税。会议要少开，越往下越要少开。学员骨干兼职问题，今后不能这样干，学员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兼职太多，会把这些人弄成落后分子。” 陈赓当场规定：“今后学员担任工作，不能超过一职。”
陈赓要求基层干部改善领导方式，防止简单化，保证学员的学习和自由活动时间，不许层层加码，他说：“这不是你在部队带兵，自己想个点子就往下布置，你要围着教学转。有的队干部乱提口号，什么‘牺牲个人、互助别人’啦，什么‘拼上老命，争取优秀’啦，简直是乱弹琴，今后，口号只能由院政治部制定，任何干部不准乱提口号。”
陈赓充分肯定第一期学员的刻苦学习精神，他鼓励学员要放下包袱，讲究学习方法，不能盲目的紧张。要减轻学员的负担，让学员吃好，玩好，把身体锻炼好，生动活泼地搞好学习。
在会议总结时，陈赓强调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让学员学好，把他们造就成又红又专的第一流工程师。学员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部门，都要为学员服务。要向全院的一切人，包括家属、保姆，灌输关心学员的思想。”他特别提到食堂工作：“食堂的钱要少存一点，你们的任务是保证学员的健康，又不是开饭馆赚钱。我经常到工字楼学员大食堂看看，问学员们伙食怎么样，学员们都说：挺好。其实问题不少哩，我也犯了官僚主义。所以机关一定要克服官僚主义，要多下去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矛盾出来一个就解决一个。”
几个月来，陈赓正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院干部做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表率。
哪里有学员，哪里就有陈赓的身影。有一天早晨，陈赓站在致知前楼大门旁看学员们集合去上课，他发现有几个学员慌慌张张跑下楼，比别人晚到，拖了全队的后腿。他就问一个迟到的学员：“怎么下来得这么慢？”那个学员脸一红，嗫嚅一声：“等厕所了……”
学员的队伍走了以后，陈赓独自走进致知前楼，他心存疑惑，想把这个大楼的厕所看个究竟，于是楼上楼下看了一圈，他弄明白了，原来几个厕所都太小，只有一个人的位置。
“学员上厕所要排队，”陈赓自语道：“那还不迟到？”
回到办公室，陈赓给李懋之打电话：“致知楼里的厕所太小了，影响学员上课，马上改成大厕所，限三天完成。”
王字楼最后一排刚建起个洗澡间，那天助教孔繁珂正在洗澡，看见陈赓带着毛巾进来了，孔繁珂忙打招呼：“院长，您也来洗澡？” 陈赓笑道：“我来看看你们洗得好不好。”
这就是1953年春天的陈赓，在数不清的细微之处，哈军工人看到大将军那颗关心后代，以人为本的博大仁爱之心。
根据陈院长4月6日的讲话精神，全院各个单位讨论落实措施，许多问题及时得到整改，学员情绪开始高涨起来。陈赓对徐立行等领导同志说：“这次检查很及时，早了没有情况，迟了就有损失。”在陈赓的倡导下，机关干部面向基层，注意调查研究，全院上下同心协力保教学。
军人服务社主任潘廷明是个老红军、二高步校的“老后勤”，陈赓讲话之后，他马上行动，首先延长营业时间，中午不休息，还经常服务到门。不久，老潘被调到学员食堂当主任，他可真有点子，一来就组织炊事人员进行技术比赛，结果伙食越办越好，中午、晚上的副食是三菜一汤，还有水果，包括北方难得一见的香蕉。早餐每人半斤鲜牛奶，有包子、蒸饺、馒头、各式小菜。第一期学员大多是见多识广的在职干部，还没见到有这样好的伙食。
学院的医务工作者也时时把学员的健康放在心头，送医送药，服务极为周到，为了给学员治沙眼，在课间休息时，护士们会拿着眼药水满楼里追着学员跑。
新生文化补习开始后，院领导号召全院在职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努力学文化，学科技，提高业务水平，当时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是“向文化进军”、“争取在两三年里变外行为内行”，陈赓经常鼓励大家边工作边学习，他说：“要改变‘老粗’光荣的意识，提高干部的科学和文化水平，这样才能胜任我们的特殊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
学院挂牌成立了文化教育办公室，按干部临时住宅区域办起八所在职人员文化学校，配备了数十名专职文化教员，实施从小学到高中的文化教育。一时间工农干部意气风发，积极响应院首长的号召，不甘心做新时代的落伍者。晚上聊天打牌的人都改变了生活习惯，以读书为荣，争着去上课，努力完成作业，提高成绩，特别是已过而立之年的预科主任们，白天和学员们在一起，晚上回家扔下饭碗就开始学习，预科三队指导员林铁峰给自己规定雷打不动的学习计划，每晚7点到9点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9点以后学数理化。夫妻俩常常学到深夜。每个干部身边都带着小本子，见缝插针，随时向教员请教。学院表扬了高勇、林铁峰、赵志善、高峰等一大批干部中学文化的好典型。
院直机关多次举办科普知识讲座，请各个专业的教授轮流主讲，陈赓带头参加听讲，虚心向教授请教科学问题，身边的干部受他的影响，没有谁敢虚度时光，干部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这就是1953年春天的哈军工，第一期学员、教授、助教和工农干部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求学上进，那股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激情犹如黑土地上的滚滚春潮，把整个哈军工变成一个大课堂。
14 统一思想 中心工作抓好教学(1)
统一思想 中心工作抓好教学
破土动工 五千大军扎营荒原
万事开头难。住在小平房里的陈赓，席不暇暖，宵衣旰食，每天拖着条伤残的病腿，早出晚归，主持哈军工的全面建院工作。学员们开始上课以后，他想搞一个能够统一全院人员思想的文件，团结一切力量，步调一致，共渡难关。
哈军工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干部之间的团结、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这是陈赓须臾不敢忽略的问题，为此，他首先注意抓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
初春的一天晚上，陈赓到前排小平房唐凯家，一进门就喊：“对门的，我还没吃饭呢，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唐凯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没想到院长闯进来，唐凯和邹光慌忙起身欢迎陈赓，邹光笑道：“也不知道您来，我们今晚上吃面条，您快坐，我去给您炒两个菜。”
陈赓摆摆手说：“别忙活了，我爱吃面条啊。”说罢，拉着光顾着憨笑的唐凯坐下来，一边自己动手盛面条吃，一边挤眉弄眼逗着孩子们，乐得孩子们直往陈赓身边凑合。
陈赓和唐凯边吃边聊，陈赓说：“老唐啊，你可是咱们军工老红军中资格最老的喽！”
唐凯脸一红，忙说：“我没法跟院长您比呀，我1930年才入团，只是个红军战士。”
“哎，你年轻啊，13岁就当红小鬼，又参加过长征，资格够老的了！”陈赓对唐凯的历史很了解，他把饭碗一推说，“哈哈，我吃饱了，邹光呀，你做的面条真不错，下一回再下面条，我还来吃。”
等唐凯吃完饭，陈赓才不紧不慢地闲聊起来：“老唐呀，你呀，还打过仗呢！受个处分有什么了不起嘛，要振作起来，到学院以后，你是兢兢业业工作，小心谨慎做人，开会少说话，遇事不表态。当年我们那位虎虎生风的唐凯同志不见了，换了个胆小怕事的唐僧，哈哈哈！”
陈赓一番话，戳到唐凯的痛处，他不好意思地跟着笑起来，真不愧是陈赓啊，把我的五脏六腑看个透。
“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党是相信你的！”陈赓提高声音，郑重地鼓励道，“否则干么调你来当工兵系主任呢？要拿出当年我们在苏区那股子拼命劲头，把我们军工搞起来，啊？我的老弟，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唐凯轻轻点头道：“同意。只是有时候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干不好这个系主任工作。”
“怕什么？我不是也没干过大学校长吗？”陈赓接着说，“我们这辈子不就是迎着困难走的？我听说你当年和曾克林带兵闯关东，第一次和苏联老大哥打交道就不顺利，有个什么故事，你讲一段给我听听。”
看陈赓兴趣盎然的样子，唐凯脸上漾起了笑意，他说：“那是1945年9月，曾克林同志是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我是副政委，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带领16军分区四个团1700人进沈阳，可‘老大哥’拿着转盘枪不让我们下火车，我们又不会讲俄语，怎么比划就是不行，曾司令员两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交涉，一个叫卡夫东的司令官，架子老大，说什么也不相信我们这些土八路。我急了，我把衣服袖子卷起来，当年参加红军时在臂膀上刺下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我指着五角星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回他们相信了，最后同意我们进了沈阳城，半个月左右，我们的队伍就发展到两万多人。”
陈赓听罢，开怀大笑，连声说：“我看看你的宝贝！” 唐凯挽起衣袖，露出刺在臂上的共产党人的标志，陈赓仔细看过，感慨不已，他说：“你看！世上无难事嘛！你这回是第二次闯关东了，拿出当年闯关东的精神，也来个旗开得胜！”
陈赓接过唐凯续上的新茶，继续说道：“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搞好团结。军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必须抓好团结才能拧成一股绳。目前院级领导中的张衍和李懋之，都是‘三八式’的，徐立行在十九路军打过鬼子，全面抗战前找到党，也是个‘三八式’的，总之，他们的资格都没有你老，你要主动搞好团结，支持他们的工作，服从他们的领导，在全院老红军干部中做个模范！”
唐凯像接受战斗命令似的，眉峰一扬，斩钉截铁地说：“院长啊，请您放心，我唐凯一定要做好团结工作, 绝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陈赓看看时间不早了，他站起身来，在门外又叮嘱一件事：“刚刚调进你们五系的黄德馨先生是黄埔六期的老资格，参加过云南起义的国民党将军，在工程兵技术方面可是个老专家喽，我找周总理签字才从陈士榘那儿挖来的，要好好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
唐凯说：“黄先生工作很积极，一直在忙着编写教材，现在家属还没搬来，我们一定注意照顾好他的生活。”
陈赓这次单独谈话，让唐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陈赓又和李懋之等“三八式”老干部们个别谈心，他说：“目前党内普遍有一种论资排辈的思想，不比能力，不比贡献，光比资历，这是错误的。当然，老同志革命经验丰富，是党的宝贵财富，军工目前有十多位老红军干部，你们要尊重他们，工作中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主动搞好团结。有的老红军文化水平低，职务也不高，譬如马国良同志，现在争着去当食堂主任，这就是老红军品德高贵之处，不允许任何人不尊重老红军。”
李懋之和唐凯之间的亲密合作一直保持到他们分手之时，李懋之出差公干，总是委托唐凯代理自己的工作。
195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早晨，炮兵工程系主任赵唯刚踏着大雪，早早来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向值星军官大声说：“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党籍恢复了！党龄从1927年入党的时候计算，多亏了陈院长啊……”
见到赵主任喜形于色，不像平时那么严肃，值星军官们心里犯嘀咕，赵主任今天怎么啦？
1952年12月，有一次，陈赓和赵唯刚在食堂并肩而坐，一起吃饭，他又问起赵唯刚的党籍问题：“去年你到筹委会报到，我听你说过，当时时间太匆忙，你现在再给我说说。”
赵唯刚把当年的情况又详细地说了一遍，说话间，赵唯刚望定陈赓说：“陈院长，我总觉得您的声音有点耳熟，20多年前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我好像见过您。”
陈赓放下碗筷，回忆起1930年4月至8月间，他和钱壮飞等同志奉党中央的指示，到天津、沈阳等地检查北方特科工作并收集情报，在沈阳遇上敌人军警的搜捕，陈赓等人曾在几个中共满洲军事部的同志家里隐蔽。赵唯刚回忆了当时的具体情景，陈赓以手抚额，笑道：“哎呀呀，那次躲避追捕，我在你家里住过呀，怪不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两位当年在党的秘密的保卫战线上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竟在哈军工重新聚首了。
陈赓理解赵唯刚当年受党的派遣，参加苏联情报工作的特殊经历和历史所造成的委屈，所以他立即给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处理赵唯刚的党籍问题。后来，陈赓在北京主动去找康生，要求他为赵唯刚证实当年赵失去组织关系是特殊环境使然，赵唯刚本人是清白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此时政治处境微妙，自然不敢开罪陈赓，很快就为赵唯刚出具了证明。陈赓又亲自为赵唯刚进入苏联以前的历史做了证明。1953年，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写出报告，建议恢复赵唯刚同志的党籍，从1927年6月算起，取消1943年审干时“有政治问题”的无根据怀疑，报告经陈赓签发上报中央军委。
在“宁左毋右”的思想倾向多年影响我党的时候，陈赓却能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在任用赵唯刚的同时，又为这位历史经历复杂的老同志卸掉历史包袱，这正是陈赓的品格，赵唯刚每念及此事，都对陈赓感佩不已。
在陈赓的言传身教之下，哈军工的干部队伍从一开始就保持着相当强的凝聚力，从上到下，没有人搞小圈子，顾全大局，团结合作的精神薪火相传，一直到“文革”之前。
1953年1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临时委员会, 由陈赓、徐立行、李懋之、张衍、徐介藩、曾焜、张文峰、黄景文、赵唯刚、吴振挺、屈兴栋十一人组成。其中曾焜、吴振挺、屈兴栋三人都是老红军。
2月21日，陈赓主持召开了临时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筹委会的工作；选举党委会常委；党委委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并通过政治部起草的《军事工程学院党委会关于执行教育任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
唐凯虽因处分没有撤销而不能进入党委会，但陈赓仍让他列席会议。
根据陈赓的建议，大家举手通过了由陈赓、徐立行、张衍、李懋之四人组成的常委会，张衍为常委会召集人。
会议当中，开展了建院以来院党委成员间的第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陈赓带头，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和深入基层不够的问题，接着，徐立行着重检查了自己的民主作风问题，特别是对老教师态度上的生硬和武断。陈赓在听完徐立行的检查后，不留情面地批评道：“立行同志本质是好的，工作很积极，但是，在思想方法上有毛病，你一定要防止骄傲，有人对你有意见，你就要警惕！”李懋之批评自己：“我这个人性格孤僻，工作作风单打一，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民主作风也比较差。”
张衍等人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唐凯发言检查自己对教授的看法不全面，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习不够，背了处分后，处处谨小慎微，工作不大胆，等等。
陈赓对大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是满意，他总结道：“我们的党委会开得很好，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组织有无战斗力的标志，军工的党委会不能搞吹吹拍拍的一套，以后党委每个月开一次会，检讨工作，相互开展批评，就像我们要天天洗脸一样，要形成制度。学校有没有成绩？我说有很大的成绩，首先是请调一批教授，立行同志对这一工作抓得紧，是有功劳的。我们干部的选择也是适当的，目前干部和学员的情绪都很高。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面，工作中出现一些混乱是难免的。”
陈赓又说：“我们要集中几天时间讨论政治部起草的这个决定，明确教学工作是我们学院的中心任务，关于师资问题，要争取、团结和改造老教师，其中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可以为我们争取过来，极少数人可能不行，不要以为说了几次进步的话，写了几篇进步的文章，就轻信人家，知识分子中个别人的两条心问题还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疑神疑鬼，首先要相信他们的绝大多数。要保证他们安心教书，在物质上不要去算小账，例如配备上下班的大客车用了多少汽油等。我们要下大力气培养助教，这是解决今后师资困难的主要办法。关于团结问题，我已讲过多次，不能以为自己总比别人强，要有民主作风，这样才能促进团结。”
会议的后几天，大家集中精力讨论政治部起草的重要文件，这个《决定》的核心是第一条：加强党委领导，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其中明确提出：“学院的中心任务是为完成国防技术教育，培养各兵种高级技术人员。这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如无各种工作的有力保证，是不可能胜利完成的，因此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保证，应成为各部门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培养目标上，决定说：“首先是对党高度忠诚”，“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工作积极、英勇顽强”，然后才是“精通技术”，政治上好，技术上差，也不是合格人才，必须是“又红又专”。
在第三条“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问题”上，决定指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是大胆使用，加强教育，发挥其长，克服其短，从教育提高着眼，达到巩固团结的目的。”
会后，这份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没有马上呈报中央军委，一直在陈赓的办公桌里放了近一个月，他仍在反复推敲这份文件，深入地思考着，并做了重要的文字修改。直到3月下旬才盖章呈报总政治部，在事关全院大计方针上，陈赓是颇为谨慎的。
不久，一份小楷手书的公函送到陈赓的案头，上面盖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红色大印，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指示而写来的复函说：
你们三月廿六日关于执行教育任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已阅悉，同意你们决定中所提的问题，望即贯彻执行。
由陈赓主持制定的这个决议是哈军工早期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半个世纪的岁月几乎无情地褪尽这份文件打印稿上浅蓝色的油墨，但是文件所表述的陈赓教育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陈赓为什么谈到个别知识分子的“两条心”问题呢？因为近几个月来老教师中的思想波动引起了陈赓的重视。
来自上海高校的老教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小团体，以复旦大学的陈教授和同济大学的曾教授为代表，他们本来就不愿意来哈军工，黄景文去请他们的时候，他们以避而不见的冷漠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勉强过了山海关，一到学院就开始闹情绪，五六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发牢骚、讲怪话。王序卿找他们谈过，但成效不大。张衍知道后，特地到斜纹二道街登门找陈教授谈了两次话。
“呶，阿拉上海人习惯开着窗户睡觉，这个哈尔滨的冬天，没办法啦！”陈教授一脸愁容，指着敞开的小气窗说。
“喘不过气来！”陈教授做了一个深呼吸动作，“还有，我的眼睛不好，我习惯自然光，这里日照不足，我没办法看书和备课的，灯光不行的！”
张衍和颜悦色，指指罩着报纸的台灯问道：“陈教授，你把电灯用纸挡住，那光线怎么够用呢？”
“我怕刺眼睛，我习惯自然光！”陈教授嘟囔着。
话不投机，张衍只好起身告辞，在冬季的哈尔滨，张衍到哪里为夜间看书的陈教授弄出个太阳呢？
问题汇报到陈赓那里。“我找陈教授谈谈吧。”陈赓说，“我们上千名干部还在睡地铺呢，斜纹二道街的楼房难道还不行吗？陈教授到底要什么呢？”
陈赓把陈教授请到办公室，客气地送上一杯茶，诚恳地征求意见。
陈教授垂着眼皮，吞吞吐吐地说：“院长呀，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可是，可是我有困难呀，我感到北方不适合我，日照不足，空气不够，阿拉吃勿消呢！”
陈赓笑着，用上海话同陈教授聊着，讲了学院的重要性和逐渐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陈教授漫不经心地听着。
送走陈教授，陈赓心中不快，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踱了半天。
那天，周明【溪鸟】来见陈赓。“院长，昨天晚上我到陈教授家里谈心去了，结果不欢而散。看来他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周明【溪鸟】用手指指太阳穴，接过陈赓递过来的茶杯，继续说道，“他既然决心要走无理取闹的路，泡在这里也是个浪费，放他走吧，他在别处还能教书啊。”
陈赓点点头，叹口气说：“数九隆冬，陈教授想要足够的阳光和空气，我陈某人怎么能够办到呢？你说得对，党委会考虑的。”
至于那位曾教授就更有点离谱了，王序卿一进他的家门，他就用白毛巾遮住额头，斜躺到床上呻吟道：“哎呀，我头痛呀，这里的气候阿拉实在吃勿消，我请求调回南方，王主任帮帮忙吧。”
对曾教授的任何思想工作都是盐酱不进，无济于事。
1954年初，哈军工放走这两位教授和另一位同济大学来的女讲师。
也爱发点牢骚的曾石虞和梁守槃，经院领导的思想工作，慢慢地安下心来积极投入教学工作。
有一次，陈赓故意吓一吓曾石虞，他对张述祖和曹鹤荪说：“几个上海来的教授老聚在一起发牢骚，闹情绪，这不好嘛。曾夫子也跟着起哄，他当年能心甘情愿地为德国军事顾问服务，今天怎么就不愿意为人民军队服务呢？”
曾石虞听到这话，吃惊不小，再也不和陈教授他们聚堆发牢骚了，陈赓又找他促膝谈心，曾石虞心悦诚服，回到宿舍激动地赋诗一首，以纪念陈赓对他的教诲。
不能忽视建国初期对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哈军工老教师的进步过程中就包括了党对他们的教育改造这个因素。
话分两头，现在该说说哈军工的基建工作了。1952年12月6日，即陈赓到达学院后的第四天，他和李懋之去拜访松江省省委书记李长青，省主席强晓初和哈尔滨市长王一伦。
几位省市领导早已恭候在省府大门口，陈赓刚下车，他们就一齐走下台阶，欢迎陈赓，陈赓站定，向省市领导同志行军礼，慌得李长青、强晓初连忙拖住陈赓的手臂，大家有说有笑，进了铺着大红地毯的会客室。寒暄几句后，陈赓拱手道：“今天我和懋之来是向各位领导汇报和请示工作的……”李长青等人连忙欠身打断：“陈院长太客气了，我们实在不敢当，今天是欢迎陈院长来做指示呢。”
陈赓说：“咱们军队的传统就是驻在那里就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这是我党的纪律，也是我军的传统，各位领导可不能让我陈某人犯错误啊！”
大家都笑起来，省市领导们纷纷拿出笔记本，边听边记陈赓所谈的中央关于创建军工学院的决策以及各部委大力支援的情况，人们都很兴奋，会客室里气氛十分热烈。
接着陈赓讲到学院请求省市帮助解决的几个问题：“省市领导已决定划给我们文庙街一带250万平方米的空地，具体手续还没办完，希望把用地范围的蓝线图早点发下来，这是一。第二是要封闭文庙街，作为院内道路，这就断绝了市民交通，给人民群众带来麻烦，想请市里想个补救的办法，断交通是个不得人心的事，但军工是个国防机密单位，不得已啊，还得劳驾你们，多做点安民解释工作哦。第三，尽快把传染病院和麻风病院搬出院区；还有一个迁坟的事，3000多个坟墓得请出去。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平地起家建校舍，任务急，工程量大，一开春就要上马，没有政府大力支持，我们只能坐着哭了。第五，教授和干部的家属们陆续来到哈市，有个安排工作的问题，还想租点房子办小学和托儿所，最近一些装备就要运到，也得租仓库用房，等我们建成立即归还。最后，医科大学的搬迁还留点小尾巴，他们有不少困难，还得请求市里帮一把。总之，我们胃口不小，婆婆妈妈地向领导们提出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呢。”
李懋之补充了一句：“我们还想在吉林街买下182号那幢小楼，带小院子的，给我们陈院长住。”
陈赓朝李懋之瞪了一眼：“我怎么不知道？不要给我买房子，我就住在院内的小平房了。”
省市领导们简单地交换一下意见，当场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
强晓初爽快地说：“中央决定在我们省建立这样一所重要的高级学府，给我们增添了莫大的光荣。校舍的基建任务又重又急，希望军工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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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27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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