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盖伦谍报组织揭密

闻草

转自   世纪档案
盖伦“变节”

　　1945年 5月20日，德国巴伐利亚州曼斯巴赫镇。美国军队的一个反间谍分队驻扎在这里，队长马利安·波特上尉正在办公。这时，部下带着一帮俘虏进来说，他们在该镇附近的埃伦萨尔姆山抓住了几个德国军官，这些人说有重要情报要向美国情报部队汇报。
　　波特抬头扫了几眼被俘虏的这几个纳粹军官，发现他们已经把军衔撕掉，军裤上也没有表明他们是德国情报军官的红线，所以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说说看。”
　　“我是德国武装部队陆军总参谋部东线外军处处长。”其中一个稍为年长的纳粹军官自报家门说。
　　“哦，你好像是一位将军。”
　　“我有最最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们政府。”这个人继续说。
　　“你们德国军官全都这样。”波特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但是，波特还是重新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发现他身材微胖，头顶已经秃了，脸色苍白，年纪在四十开外。波特没有想到，这个纳粹军官对美国情报机构来说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纳粹德国军队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线外军处将军处长莱因哈德·盖伦。
　　一个多月来，盖伦一直在东躲西藏，但他希望尽快碰到美国人。在希特勒亲自下令免去他的东线外军处处长职务以后，他就已经在考虑自己在战争结束后的前途问题了。盖伦想，第三帝国已来日无多，未来的胜利者肯定是美国和苏联，因为他对美国和苏联的实力非常清楚。早在1942年，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命令东线外军处为最高统帅部提供有关美国军事力量的情况，盖伦就知道希特勒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胜利者将是美国和苏联。但他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和苏联最后不会走到一起，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之间肯定会有矛盾和冲突。其次，盖伦认为德国一定会被占领，而占领者不会是美国一家，肯定会包括苏联在内。
　　盖伦是一个热爱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人。他要拯救他的祖国，他要做一个英雄。如何使德国在占领状态下还能生存呢？盖伦想，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他所掌握的情报，同美国人进行合作，同美国人一起来反对苏联。这个决定与盖伦所固有的反共意识密不可分。盖伦认为，他和他的东线外军处非常了解苏联的军事力量，如有关苏军组织、训练和武器装备等情报。这是一张王牌，而且这张王牌在战争结束之后马上就会起重要作用，会成为他同美国人进行合作的通行证。1944年诺曼底战役之后，盖伦就看到了德国失败的结局，并且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英美苏同盟在打败了共同敌人之后，马上就会分崩离析。因此，他拿定主意要为西方世界效劳。
　　开始的时候，盖伦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1945年初，东线外军处搞到一份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苏联实力进行分析的材料。丘吉尔谈到德国时，是较为中肯而且是带着同情的语气，但这位首相对苏联的看法就不那么留有余地了。这位大不列颠首相认为，苏联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它的政策有点咄咄逼人，它的扩张意图是那么明显，因为形势已经表明，包括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肯定会演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并被划进苏联的势力范围。盖伦看到这份材料后，认为它是“一份爆炸性的文件”，说明苏联和英美之间不久将反目成仇。他认为机会来了，东线外军处与英美合作已为时不远了，他要求他的比较亲密的几个助手，包括原军事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处长赫尔曼·鲍恩中校，做好一切准备，在必要时向西方国家提供必要的情报。不久，盖伦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美国才是苏联真正的对手，因此决定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盖伦开始部署他的脱身之计了。为了不让党卫队保安局的人知道他的计划，他对希姆莱的宠儿瓦尔特·施伦堡说，苏联红军快要占领东普鲁士了，因此东线外军处必须为撤退做好准备，万一德国被占领，它就可能为德意志的继续生存展开地下活动。盖伦命令复印所有关于苏联的情报和材料，然后装箱打包，必要时将其疏散到安全地点。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情报原件被炸毁的情况下，东线情报处将来仍能开展工作。盖伦当时还兼任总参谋部作战副部长，负责整个总参谋部的撤退工作，因此他利用职务之便，决定首先将东线外军处的那些情报人员和卡片，通过公路运往德国南部山区。
　　1945年4月4日，东线外军处二科档案室负责人接到盖伦的一份绝密指示：“我命令你组织一个先遣队，负责筹运卡片索引，通过公路先于本部门的大队人员转移。我要求你务必命令军官、军士、士兵和秘书们，必须最多在两小时之内执行转移命令，在这段时间内，全部卡片索引必须装上车。个人的行李，包括毯子，必须随身携带，不准装在卡车上。”
　　同一天，盖伦和他的副处长格哈德·韦塞尔来到位于德国南部萨克森地区的巴特埃尔斯特小镇，赫尔曼·鲍恩已经把负责前线间谍活动的东线主站一处总部迁到这里。盖伦、韦塞尔和鲍恩三个人，在这个小镇的库尔饭店召开了也许是当代德国情报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盖伦在会上首先发言说，战争最多只会持续四个星期，现在还不能预测苏联和英美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但不管怎样，德国人必须站在西方一边，即使是作为俘虏，也要与苏联红军战斗。他说，东线外军处将从措森的陆军总参谋部转移到德国南部的某个地方，继续接受他的领导，因为他所掌握的情报表明，德国南部将被划为美军占领区，如果德国情报机构想与西方合作，就必须这么干。盖伦认为，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德国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德军的情报机构也就比较容易同美国人进行合作。他还说，他想同美国进行合作的计划，得到了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温特尔将军的赞同，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也支持这个计划。
　　鲍恩接着说，他的计划是把东线主站一处也转移到德国南部地区，加入东线外军处的队伍，同盖伦一起为美国人效力。他对盖伦说，他们都有美国占领当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苏联红军指挥将领的卡片索引、纳粹德国在东方地区建立的针对苏联的间谍网等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全套情报。鲍恩还说，他已经拟定了一个计划，如果西方同苏联发生战争，就实施这个方案。它包括：对苏联红军展开军事情报活动；准备在苏联后方储藏一些武器，训练一些特工人员，然后组织一些小规模的战斗队，在苏联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设置无线电台，进行电子侦察；散发反共产主义的印刷品，进行口头宣传，也就是对苏联进行心理战。
　　盖伦欢迎鲍恩的合作，但不太同意他的这个庞大的计划，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情报网，随时听候西方特别是听候美国占领当局的召唤。要做到这一点，总参谋部系统的情报军官们应该成为便衣特务，可以随时做好准备，进入苏联去从事情报活动。关于如何投*美国的问题，鲍恩表示，他可以派一些熟悉情况的人到图林根的美军总部，先搞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然后再确定如何合作。最后，盖伦、鲍恩和韦塞尔确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找到最高级的美国军官，向他们表示他们这些德军情报人员愿意为美国效劳的想法。三人还商定，如果他们当了西方的俘虏，他们将通过暗号进行联系，暗号是东线外军处的字母缩写，而三个人的代号则分别是Y代表盖伦，X代表鲍恩，W代表韦塞尔，他们的通信联系人是一个天主教牧师。
　　第二天，东线外军处二科根据盖伦的命令，把卡片索引、空中侦察照片、分析材料和复印的档案等最宝贵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情报资料，装在五十只大铁箱子里。然后，盖伦指示专人负责这些铁皮箱子的运输问题。4月9日，希特勒撤了盖伦的处长职务，并让韦塞尔接替他。但这项命令并没有改变既定的转移工作，东线外军处仍按照盖伦的命令行事。
　　东线外军处一分为二。一小部分人和不太重要的材料，在盖伦信得过的弗里茨·沙伊贝中校的带领下，跟着最高统帅部撤退到德国北部的佛伦斯堡，而大部分情报人员和材料，包括那五十个大铁皮箱子，在韦塞尔的带领下，来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因为德军认为这里属于安全地带。
　　盖伦也来到巴伐利亚，同韦塞尔会合在一起。然后，他同几个情报军官乘上吉普车，沿着巴伐利亚的施皮青胡森林公路向南开去，准备同鲍恩碰头，等待机会与美国方面接触。但是，整个德国南部已被美军占领，所有公路都被封锁了，车子冲不过去。于是，盖伦掉头返回，但到处都是美军，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盖伦只好往山上爬。他带着他的副官，背着帆布包，来到埃伦萨尔姆山的一个农庄，他手下的六名军官和三个女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了。农庄的主人叫路德维希·普里勒尔，当时还在当兵，他的老婆经营着农场，她接待了盖伦等人，并让他们住了下来。
　　东线外军处的情报人员把那些铁皮箱子埋好，储藏好够好几个月吃的食品。盖伦也在一个简易棚子里住下来，并且在床头贴上那句从不离身的“决不自暴自弃”格言条幅。几天以后，韦塞尔来见盖伦，他和三个情报参谋住在二十英里开外的另一个农场。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行动方案，认为目前在巴伐利亚的美国部队级别比较低，如果现在就去同他们接触，说不定会被当成俘虏关起来。盖伦说，等设有师部或军部的部队来了再说吧。但是，盖伦没有等到这一天。普里勒尔太太因为人手不够，雇佣了一个叫吕迪·克莱德尔的山地牧羊人帮她干活，这个年轻人痛恨纳粹党卫队队员，把盖伦等人看作是党卫队的人，于是就下山向美国大兵报告了盖伦的藏身之地。盖伦和他的情报参谋成了俘虏，被带到曼斯巴赫镇，于是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
　　

闻草

　　盖伦在曼斯巴赫一见到美军反间谍分队队长马瑞安·波特上尉，就自报家门。他想，美军情报机构应该知道他，并希望波特能带他去见美军高级将领。但是，波特并不知道有什么东线外军处，也不知道有盖伦这样一个人，因此根本没有意识到俘获盖伦的重要性。盖伦以为美国人会欢迎他，把他奉为上宾，但曼斯巴赫的这个小小的美军上尉并没有这样做，这使盖伦觉得受到了侮辱。接着，他被送进萨尔茨堡的一个战俘营，不久又把他押往法兰克福的一个监狱，尽管盖伦屡屡提出抗议，但都是白费力气，美军下级军官中没人理他。
　　比较之下，鲍恩的运气比盖伦要好得多。这位原军事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处长，主动向美军投降，并且同级别较高的美国人接触上了。虽然他也进了战俘营，但美国人还是给了他较好的待遇，让他吃白面包，喝纯咖啡，还让他同他的那些情报参谋进行交流。一直到美国占领当局意识到纳粹德国情报人员和情报材料的重要性时，盖伦的头才浮出水面。德国宣布投降后，英美与苏联就德国情报资料展开了争夺，英美法方面设立了一个由美国将军洛厄尔·卢卡斯领导的监督委员会，苏联也建立起一个委员会，来搜寻盖伦和其他德军的情报人员。
　　美国人首先发现了盖伦。1945年 5月19日，苏联的委员会对原德军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参谋进行了审查，得知是盖伦掌握了几乎所有的德军情报材料，并且了解到盖伦肯定在德国南部某个地方。美国人听到消息后，急忙采取行动，一个名叫威廉·菲利普的美军上校在法兰克福的奥伯鲁泽尔战俘营找到了盖伦。菲利普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他的上司、美国占领区的高级情报官员埃德温·卢瑟·赛伯特准将。这位美国将军曾因与纳粹情报人员进行接触而受华盛顿训斥过，但当他一听到盖伦的名字时，便决定立即召见这个纳粹将军。
　　盖伦向赛伯特介绍了德军情报机构特别是东线外军处搜集敌人情报的工作和方法，谈了谈他对苏联军事实力及其意图的看法，美国将军则非常耐心地听着盖伦的讲话，从头到尾没有插一句话。盖伦预言说，斯大林不会容许东欧国家独立，他还会把芬兰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如果可能，甚至把德国也纳入共产主义世界。他说，苏联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能铤而走险，直至最终占领整个德国。当时，美军司令部曾规定，鉴于美苏两国是盟友，每个美国人都有权制止德国人发表反苏言论，哪怕是口头言论，也要予以制止。但是，赛伯特没有制止盖伦对苏联的攻击，他只说了一句话：“将军，你了解的俄国人的情况真不少啊。”

　　盖伦接着说，他掌握了许多有关苏联的军事情报，这些材料可以证明他刚才跟赛伯特将军所说的话。他向美国人摆功说，只有他才知道这些情报藏在哪里。另外，他盖伦还能找到许多苏联问题专家。如果美国人想真心实意地合作，想一心一意地保护美国的利益，就得把那些关在战俘营的原德军东线外军处的情报人员放出来，然后再把原来纳粹德国在苏联建立的间谍网恢复起来。总之，盖伦要美国人同他这个纳粹情报机构的头头合作。赛伯特听完后说：“我将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盖伦的苦心终于有了回报。赛伯特没有请示驻欧美军最高情报长官，也没有报告美军占领当局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上将，而是批准盖伦立即采取行动，开展情报工作。不久，盖伦取出了装在那五十个铁皮箱子里面的情报，在赛伯特将军领导的美国第七集团军情报中心之下建立起一个“盖伦工作小组”。盖伦和他的助手被奉为上宾，没有赛伯特将军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盖伦小组”的办公区。1945年 8月，长达129 页的关于盖伦本人、东线外军处和苏联军事力量的综合报告，由盖伦亲自起草后出台。这份报告向美国人详细介绍了苏联师团的兵力、组织、部署和武器装备，苏联军事工业的生产情况，苏联铁路运输概况及空中照片，苏联军队及居民的士气等。
　　赛伯特看到盖伦的这个报告后，对盖伦的话深信不疑了。他向驻德美军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汇报说，现在应该起用盖伦了，他当过德军东线外军处处长，是个懂行的人，美国人可以*他的帮助，建立起一个德国人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由美国出钱，对象是苏联及整个东方地区。史密斯马上就同意了赛伯特的计划，但是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美军最高长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因为这位五星上将禁止美军同德国人进行任何来往。当然，史密斯也不想让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件事，因为美苏还是盟邦，五星上将还得同苏联人打交道，如果苏联人知道美军跟前纳粹人员合作，那就会令美军最高统帅难堪，但是，要是艾森豪威尔不知道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史密斯老谋深算，他没让艾森豪威尔知道盖伦的事情，但暗地里却告诉了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的高级人士对苏联的军事力量和斯大林的意图一直是抱着戒心的，他们也想了解苏联人到底要干什么，想知道苏联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因此对史密斯和赛伯特起用盖伦表示有兴趣。于是，两位美国将军就派前纳粹将军盖伦到五角大楼，向美国武装部队的老总们介绍苏联军队的情况。
　　1945年 8月，盖伦启程去美国，坐的是驻德美军参谋长史密斯将军的专用飞机，与他同行的还有几位得力助手，包括原东线外军处一科副科长阿尔伯特·舍勒少校，原二科前后两任科长海因茨·赫雷上校和霍斯特·西门子少校，原二科档案室负责人康拉德·斯特法诺斯上校。他在华盛顿呆了整整一年，直到第二年 7月才回到德国。在大西洋彼岸，盖伦受到的待遇很高。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特别是那些负责情报的高级军官，相继到盖伦这里来屈尊就教，包括五角大楼战略情报处处长约翰·马格鲁德准将、赛伯特的上司军事情报局局长乔治·斯特朗少将。盖伦同这些美国人谈得很投机，他的几乎所有建议都被美国官方接受了。但美国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他所掌握的那五十箱关于苏联的情报资料。
　　但是，在德国的赛伯特并没有想吊在盖伦这一颗树上。他在起用盖伦的时候，已经用起了原来德军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的鲍恩中校，并让这个前纳粹军官筹建一个由德国人组成但为美国服务的情报组织。鲍恩的办公地点在陶努斯，他的办公室叫“蓝宫”，距离“盖伦小组”的办公区并不远。赛伯特是在双管齐下。在华盛顿的盖伦知道了赛伯特与鲍恩的交易后，让他的副手韦塞尔告诉鲍恩说，如果中校能够把事情办好，他盖伦愿意在中校的手下干事。鲍恩满心欢喜，认为就凭盖伦这句话，未来德国情报机构的领导职务非他鲍恩莫属了。
　　1945年10月，鲍恩向赛伯特将军正式提出他正在组建的情报机构的初步计划，建议由德国人组成的情报机关，主要有情报搜集与分析处(一处)和反间谍处(二处)两个部分。鲍恩说，这两个处可以构成一个针对苏联的情报组织的基础。然后，美军有关人员根据鲍恩的推荐名单，在美占区到处跑，找那些前纳粹情报参谋。1946年 3月底，经赛伯特的批准，鲍恩的情报机构开始运转，对苏联进行谍报和反谍报方面的活动。这就是当代联邦德国情报机构的真正开端。
　　盖伦终于完成了在美国的使命，回到了德国。这时，德国人的情报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盖伦小组”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赛伯特问鲍恩，他是否愿意接受盖伦，如果不接受，就让他和他的人到别的地方去。鲍恩想，盖伦是个杰出的情报分析专家，而他鲍恩则是一个搜集情报的能手，两个人加在一起是再好不过了，况且盖伦曾经通过韦塞尔传话，愿意在他手下工作。他就答应赛伯特，表示可以接受“盖伦小组”。这样，盖伦和他的那个小组在1946年7月9日来到陶努斯。
　　但是，盖伦并不甘心屈居人下。他来到陶努斯不久后，鲍恩同他达成一项协议，大致内容是鲍恩的情报组织和他盖伦的工作小组互不干涉，各管各的事，对碰到的主要问题进行共同讨论，也就是说，鲍恩管搜集情报，而盖伦则负责分析情报。盖伦认为，德国情报工作长期以来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各自为政，因此对鲍恩的这个安排不满意，他下决心要消除德国情报工作的这个致命弱点。
　　1946年底，盖伦向美国人提出建议说，情报机构必须将搜集情报和分析情报的功能集中在一块儿，赛伯特和他的五角大楼上司同意了，并决定由盖伦领导这个新的情报机构——通常叫做“盖伦组织”。美国人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让盖伦同赛伯特订下一个“君子协定”，规定即将由盖伦领导的德国情报机构必须同美国的情报组织进行合作。协定说，“盖伦组织”的活动经费由美国提供，它的任务是搜集苏联等东方集团国家的情报，它不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附属组织，而只是美军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单位；美国不向该组织委派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任务，或要求它搜集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情报；在德国恢复主权地位之后，盖伦的情报组织将只对德国政府负责。1947年5月，盖伦同美国方面正式签订了这个协议，之后美国拨给“盖伦组织”340万美元，作为它第一年的活动经费。
　　美国任命盖伦领导德国情报机构的时候，并没有让鲍恩知道，直到1947年 8月，鲍恩才知道了真实情况。盖伦约鲍恩谈情报机构的人事问题，任命他当情报搜集处处长，让韦塞尔做情报分析处处长，而他盖伦则负责整个情报机构。鲍恩听后大怒，向盖伦和美国方面提出了抗议，他质问盖伦：
　　“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赛伯特将军任命我担任这个最高职位。”盖伦回答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我呢?”鲍恩继续问道。
　　盖伦无言以对。从此，联邦德国情报机构的两位缔造者之间闹起了矛盾。1949年，身为情报机构首长的盖伦把鲍恩一脚踢开，解除了他的情报搜集处处长职务。但与此同时，盖伦不得不承认说，鲍恩为现代德国的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功绩卓著”的。不管怎样，盖伦终于建立起一个新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很快就出了名——它不仅是为美国人进行冷战而服务的，并且是为未来的联邦德国政府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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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重重

　　美国人支持的德国情报机构的总部一开始设在陶努斯。随着机构规模的不断扩大，情报分析人员日渐增多，他们的家属无处安顿了。经过海因茨·赫雷和美国人的考察，选中了慕尼黑南郊的普拉赫小镇的一个大院，于是，盖伦带着他的人来到普拉赫。“普拉赫”从此成为“盖伦组织”以及后来的联邦情报局的代名词。
　　普拉赫位于慕尼黑以南六英里处，伊萨尔河从它的旁边静静流过。镇上有一座格罗斯黑塞洛尔—苏伊塞德桥，桥边有一所大院，约有二十幢两到三层的老式办公楼和简易库房，房子周围是一道长达一英里的水泥围墙。伊萨尔河畔的这个大院，曾经是第三帝国大独裁者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行宫，在希特勒对英国进行空中轰炸时，它还做过纳粹德国空军指挥官、空军元帅凯塞林的指挥部，1945年 5月，欧洲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普拉赫的这个大院被美国军队接管，不久成为美军邮政检查局的办公地点。1947年秋，在德国的美军占领当局分管情报的人到了这儿，看它挺适合设置情报机构的，因为它既不在城镇上，又离城镇不远，就对美军邮政检查局的人说：“这个地方我们要了。”于是，那些搞情报的美国人和为美军情报机构服务的德国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来到普拉赫。这些人就是未来德国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的成员，他们住进大院的各幢楼房，把最好的那幢房子让给他们的头头。他们还为这个院子取了个新名字，叫“尼古拉营”。最好的房子位于尼古拉营正中，是一幢三层白色楼房，战争以后人们习惯称它为“白厅”。白厅是典型的德国建筑，正门上方是石雕的德国雄鹰，鹰爪上的纳粹标记已被美国人挖去。这座三层小楼后面，是一个小花园，里面有一个喷水池，池子周围是一个个身材苗条的摆着各种姿态的少女石头雕像。这幢白色楼房的主人，就是盖伦。
　　盖伦组织在普拉赫立足后，开始大量地招兵买马，那些前纳粹德国情报参谋纷纷来投*。这些人同他们的未来主子盖伦一样，基本上都是反苏反共的，认为要保存德国就必须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他们来投*时，会对盖伦组织说：“我们必须为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作出一点贡献，为了德国的安全，我们必须重建我们过去的组织，而这一点只能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这些人一般都当过兵，大多数当过情报参谋或作战参谋，战争结束后不能适应平民生活，渴望重操旧业，而且盖伦组织为他们提供的物质条件还不错，比如有令人动心的住房，有别人享受不到的优待商品，有漂亮的大衣。特别是那些曾经在东线外军处干过的情报参谋，最先来投*盖伦，包括上面提到的弗里茨·沙伊贝中校和霍斯特·西门子少校，有格哈德·博尔特上尉和霍斯特·梅伦迁少将等其他军事情报部门的专家，有恩斯特·费贝尔和约瑟夫·莫尔等前总参谋部的参谋，还有前总参谋长的儿子海因茨·冈特·古德里安中校和那个东线作战处的阿道夫·豪辛格上校。
　　在后来的若干年中，这些被盖伦接受并起用的人，好多成为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创始人和高级官员，如豪辛格就当上联邦国防军的总监，莫尔成为陆军监察官，古德里安则是装甲部队监察官。他们有这些辉煌，全赖盖伦的帮助。这些前纳粹军官到普拉赫来的时候，盖伦对他们说，他的组织不是一个军事机构，而是一个文官组织，但他要求他们“以一个军官的荣誉担保”，忠诚于他们从事的事业，绝对保密。在他们起誓后，盖伦才告诉他们，该组织是由美国人资助的，但组织里都是清一色的德国人，组织所做的事绝不会违背德国的国家利益。盖伦还告诉他们，东西方将要发生一场战争，他们这些当过德国军官的人必须站在西方一边。他还保证，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大光明的，不会去干那些肮脏勾当，比如破坏和颠覆之类。
　　盖伦这样做，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认为，一个情报机构必须按照军事纪律行事，首先是不准文人参加，其次是不允许任何美国或德国政治机构干预或监督它。他还认为，情报机构的首要目标和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在盖伦看来，他的组织不是一个一般的情报机构，它是那些无处藏身的前纳粹情报军官的庇护所。有朝一日可能的话，它会成为德国重建军队和总参谋部的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盖伦组织的工作方法带有军事组织的特色，到处都体现了德意志军事长官的意志。
　　但说到底，盖伦组织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它的组成人员并不是清一色的前纳粹德国军官，还有大量的有其他来历的人纷纷加入了这个组织，因此并不能单纯地用军事纪律来约束他们，因此便在他们加入的时候，让他们宣誓效忠于组织。每个人都必须在一份声明书上签字，声明书的内容如下：
　　“本组织只有在保证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才能圆满地完成它的职责，因此，我忠诚保证：除了由于特殊原因而需要采取别的方式以外，我将只通过口头或书面向上级、或本部下属人员以及情报员传达同本组织的工作和人事有关的事项，只要这种作法肯定对工作有利的话。我同样认为，如果我在没有得到特许的情况下，不管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向本组织以外的人，或者向既非我的上级又非我的下属人员和情报员透露某些事实、事件或有关人事的详细的情况的话，那么我就是违反了这个庄严的声明。为了工作的利益，在讨论问题时需要透露多少情况就透露多少情况，绝不向上级、或本部下属人员以及情报员多透露一点情况。如果为了工作利益，根本没有必要透露情况，那么我既不向上级，也不向本部下属人员或情报员透露任何情况。……如果我违反了保密的义务，就应该受到惩罚……”
　　盖伦规定，谁在声明书上签了字，那他就得过一辈子的秘密生活；即使一个成员脱离了组织，他也得保守秘密。组织里的人不得向亲属透露他在干什么，不得让英国人、法国人、甚至美国人知道他的职业和任务。他决定，普拉赫的人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组织不推行军衔制度。为方便开展情报活动，盖伦还决定给每个工作人员取一个代号，即使组织里的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的名字，也要用代号来称呼他。他本人也取了一个代号，叫“施奈德博士””或“博士”。
　　盖伦的情报机构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他采用大型企业的模式，把普拉赫总部作为一个所谓的“董事会”，他自己任“董事长”；下面的机构同企业一样，分别是“总支机构”、“地区机构”、分支机构”和“地方分支机构”，也都有一个类似于部门总管的负责人。但在普拉赫，盖伦推行的仍是军事情报机构那一套。他在最高首长之下设立了局、处、科、组四级机构。一局负责搜集和分析外国情报；二局负责制订对付苏联和东方其他国家的心理战的预防措施，同时还起着组织部门的作用；三局负责搜集和研究国内情报，并对付其他情报机构对西部德国的间谍活动。一局是最重要的，其下设立了陆军、海军、空军、经济和政治情报五个处，各处之下按地区分成科和小组。有几个处与局是平等的，如管理处，它负责人事和财务，还管理重要的卡片索引、重要的登记事项、人员训练、技术、后勤和经济事务等。
　　那些担任局级和处级领导岗位的人，基本上是盖伦的亲信。一局局长丁泽尔，伤残的前德军军官，是盖伦的亲戚。二局局长霍斯特·温德兰特，前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中校处长，处理普拉赫总部的组织工作。三局局长奥斯卡·赖勒，是一个中校，曾经是军事谍报局在法国的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原东线外军处的副处长格哈德·韦塞尔和科长海因茨·赫雷担任盖伦的左右手，协助盖伦管理整个普拉赫。
　　普拉赫总部的局处与总支机构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纵向的单线领导。如一号线路处理一局与负责国外情报的一些总支机构之间的联络工作，这些总支机构包括负责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总支机构、负责波兰和苏联的达姆施塔特总支机构、负责东德的不来梅总支机构。二号线路负责三局与一些反间谍的总支机构之间的联系，包括负责在东德进行反间谍活动的卡尔斯鲁厄总支机构、负责在西德进行反间谍活动的斯托金总支机构。
　　各个总支机构的间谍活动基本上是独立于普拉赫的，分别负责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它们有自己的经费预算，只是在人事上依*总部。它们的基本职责是开辟情报渠道，指挥和管理下属机构，接受地方分支机构上报的情报，经筛选后呈送普拉赫。每个总支机构都有自己的科室，分别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事务等。如卡尔斯鲁厄总支机构，共有16名工作人员，被划分为人事与训练、经济事务、谍报与反谍报三个处。普拉赫的王牌间谍，基本上都是从总支机构发迹的。
　　总支机构的头头都是富有经验的情报高手，也是盖伦信得过的人。卡尔斯鲁厄总支机构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本岑格尔，是盖伦的朋友，战争结束前是德国陆军宪兵的一个少校。达姆施塔特总支机构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克雷奇默尔将军，曾经是德国驻东京的陆军武官。慕尼黑总支机构的负责人阿希姆·罗勒德上校，是原军事谍报局反间谍专家。不来梅总支机构的第一任负责人赫尔曼·吉斯克斯中校，是原德国陆军无线电保密专家，第二任负责人汉斯一海因里希·沃吉茨基上校，原德国中央集团军情报处长，后来成为盖伦的得力干将，当上联邦情报局的副局长。
　　地区机构直属总支机构领导，几乎每个德国城市都设有一个地区机构，有的城市还不止一个。地区机构培训情报员，向他们分派任务，对他们进行监督；地区机构在工作上全面支持总支机构，领导下属各分支机构，监督分支机构所招募的情报员及招募程序，并充当总支机构和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纽带。在情报搜集上，地区机构对情报员提供的情报进行全面审查，然后把那些认为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情报往上报。
分支机构是进行间谍活动的前线指挥部，直接负责情报搜集。这个级别的情报机构一般设在中等城市，有的不以城镇来命名，只是给它一个数码代号。分支机构的任务是负责招募、训练和指导情报员以及情报员的工作。它们把原始情报搜集上来，然后报给地区机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同地区机构一样，一般都是由前德军中校或上校担任。如法兰克福地区机构的主任是一个名叫考克斯的前上校，此人曾经在军事谍报局干过。西柏林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则是一个前中校，名叫韦斯特法尔，在空军外军处做过情报工作。有些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还是前党卫队的军官，不过他们的级别一般都比较低，如1600号分支机构的领导是前党卫队的斯帕尔上尉，北部地区机构的负责人则是前党卫队的汉斯·佐默尔中尉。
　　

闻草

　　盖伦组织的最低一级机构是地方分支机构，是情报员传递情报的中心，称为分站，主要设在东西德的边界地区和西柏林。这些分站有一个组织员，手下通常有三到五个情报员，这些情报员一般是在东德进行间谍活动。分站的站长级别较低，资历也较浅，大部分是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的那些前德军少校，如120A地方分支机构的站长是前德军团长维尔纳·哈泽，X8970地方分支机构的头头则是前空军军官格特纳。
　　普拉赫总部以外的所有盖伦组织的下属机构都伪装成商业公司。慕尼黑总支机构设在这个城市的埃米尔—盖茨大街50号，门口挂着“德意志南方工业品销售有限公司”的招牌。不来梅总支机构也叫北部总支机构，设在一幢别墅里，叫什么“乌斯德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汉堡朗根坦格大街街口有一个第十七号分支机构，但自称是“农产品贸易公司”。卡尔斯鲁厄总支机构的代号是“ L”，设在该市的格维希大街36号，掩护身份是“齐莱默窗帘生产公司”。这些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根本不做生意。
　　一些分支机构挂*在一些商业公司的名下，但实际上也不做生易，它们凭一些在商业界的关系，弄个公司名字作掩护。曼海姆的罗伯特—布卢姆大街33号设有盖伦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但它名义上却是一家香槟酒公司的代理商。位于斯图加特韦拉大街68号的“斯瓦比工业产品代理行”，实际上也是盖伦的情报机构，它为整个情报组织提供一些“技术性”的设备，如电台装置、隐显墨水、特殊纸张、可以隐藏胶卷的熨斗、内含小型话筒的电灯插头、放置情报的香烟、装有照相机的热水瓶等。其他的分支机构，一般打着保险行、税务咨询公司、翻译社、出版社和职业介绍所的幌子。西柏林达勒姆布格大街有一家“柏林职业介绍所”，虽然向别人介绍职业，但它真正的任务却是为普拉赫总部办事，它的负责人是一个退休的将军。
　　盖伦的情报机关非常复杂，它遍布西德和西柏林各地；它在东德和东方其他国家还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数以万计的情报员为各分站、分支机构、地区机构、总支机构和普拉赫总部提供无数的情报。这些情报员长期潜伏在东方地区，或以各种掩护身份来往于东西柏林或东西德之间，不断接受来自普拉赫及其下属机构的任务，向盖伦组织提供各种情报。情报员与情报员之间、情报员与他的上级组织员之间的接触都是单线联系，依此类推，组织员同他的上级分站站长或负责人之间的接触，也是单线联系，因此情报员和组织员并不知道比分站更高的情报机关，不知道这些机关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怎么才能到总部去。各下属机构中，只有总支机构的负责人才能到普拉赫去，但只有在得到盖伦本人亲自批准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到总部来汇报情况，其他情报人员，不管职务高低，一律禁止随便到普拉赫来。
　　单线联系的特点是使用所谓的“死信箱”，它设在别人不知道的地点。这是传递情报的一种秘密途径。情报员将情报装在信封里，投在死信箱内，由一个情报员不认识的交通员取走，带过边界，交给其他情报员或组织员或分站站长，交通员取情报的时候，在信箱内留下一笔钱和新的命令。这样，情报员永远也不会同他们的顶头上司见面，从而做到了绝对保密。因此，盖伦组织的重要原则是，永远不让情报员知道，谁是他的领导，谁又在什么地方向他发出指示。

　　向东方进军

　　盖伦组织的情报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1947年，盖伦对他的手下说，他估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将会持续下去，即使不爆发武装冲突，欧洲在未来十年之内也会面临着日益紧张的局势。德国为了生存，必须站在美国一边进行战斗。由于西欧的政治经济形势持续动荡，盖伦认为苏联可能突然对西方发动进攻。这种看法不仅对盖伦组织的情报人员影响极大，甚至在大西洋彼岸也得到呼应。因此，美国支持盖伦组建德国人的情报机构，用以对付苏联和东欧国家。盖伦组织自开张的那一天起，就在向美国的五角大楼提供情报，特别是美国知道的有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有 70%来自盖伦的普拉赫总部及其下属机构。
　　普拉赫总部及下属机构无孔不入，利用每个可能会提供情报的人，利用一切可能会获得情报的机会，只要是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重要的也好，非常细小的也好，它们都要。大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层人事变动，小到哪一家公司的搬迁，都是盖伦组织所关心的问题。

　　盖伦组织首先是在东德和东方其他地区发展情报员，因为只有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外间谍网，才能获得比较可*的情报，才能为美国人和西部德国的领导人服务。东德是盖伦组织发展情报人员的主要目标。苏联支持东德共产党人建立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那些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成员以及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人，那些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特别是那些了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退役军官，都成为盖伦组织物色的对象。迪尔特·科伊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前纳粹陆军上尉，曾在东线作战，复员后回到东柏林维尔默多夫区的老家。1947年被盖伦组织看中，经过发展成为西德的情报员。科伊纳在短期内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建立起一个规模很大的情报网，因此很快就被提升为盖伦组织在西柏林的一个分站的站长，月薪 900马克，手下领导20名组织员，而每个组织员之下又有10名情报员，这些情报员基本上都是东德的居民，他们为科伊纳和他的上司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军事情报。
　　科伊纳发展了许多比较优秀的间谍，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情报网。库特·托勒是这个情报网上的重要成员，此人战争时期是一个上校团长，而且是科伊纳的顶头上司。科伊纳为盖伦效劳后不久，他的这位“团首长”就入伙了，成为“盖伦组织”的情报员。托勒在整个德国东部地区东奔西走，为盖伦的情报机构招兵买马，培养了许多情报耳目，最后被普拉赫任命为组织员，月薪700马克，比他的上司科伊纳少200马克。
　　不久，托勒发展了他的老战友瓦尔特·岑特纳。岑特纳是一个颇有能力的情报员，他建立起一个五人小组，负责在东部搜集情报。岑特纳还亲自在东部进行间谍活动，通过老同事和老战友，获得了有关苏联红军军车的车牌号码、机场草图、红军演习以及东德居民的情绪等情报。
　　岑特纳经常在东德东跑西转，用那些在东德比较紧张的物品换取情报，比如香烟、咖啡、罐头、奶粉、巧克力等东西。通常，对那些提供情报的东德居民，岑特纳一般给他们东西，那些不大重要的情报，他就扔一包香烟给他们，一些有用的情报，他就给点钱，有时是20马克，有时是30马克，但最多也不过50马克。岑特纳*他的精明能干，在东德组织了一个颇大的情报网，大约共有10个人向他报告苏占区的各种情况，但这10个人之间彼此都不认识，也不进行任何接触。岑特纳呢，每次只接见其中一个人，接头地点变换不定，时间一般在星期六或星期日。
　　岑特纳的情报网不断扩大，发展了一个名叫克劳斯·伊姆霍夫的建筑工人，为“盖伦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伊姆霍夫的父亲被人杀了，母亲是一个工人，克劳斯还有两个弟妹，因为要养家糊口，不得已当了建筑工人。他对现政权不满，认为西方才是唯一的出路。
　　

闻草

　　1947年 8月，在西柏林的一家小餐馆里，岑特纳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喝闷酒，于是凑上前去。“再来一杯，怎么样?”
　　“来一杯。”小伙子连头都没抬，无精打采地应了一句。
　　“有什么心烦的事，何不说出来听听。”
　　于是，小伙子开始倾诉起满肚子苦水来。然后，岑特纳了解到，小伙子叫伊姆霍夫，身世凄凉，正处于困境之中。于是，他就对这位年轻人说：
　　“现在只有你自己才能救你自己，要想改变现状，就得把你了解的东西告诉我们。”
　　“我要让俄国人和统一社会党吃点苦头。”伊姆霍夫咬着牙说。
　　“你说得对，打击在德国的共产党敌人是我们德国人的权利和职责。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像你这样。”
　　就这样，伊姆霍夫成了盖伦组织的情报提供人，他经常看到通过火车从波兰运到东德来的苏联部队和坦克等装备，然后每到星期六，他都乘火车去西柏林，在一家酒吧找到岑特纳，把这些火车的次数、部队和坦克的数量告诉他。
　　1948年，伊姆霍夫从他的一个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个重大秘密，他的这个同学叫胡尔特·毛斯，在警察部队工作。毛斯告诉伊姆霍夫，东部的人民警察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并配备了机枪、大炮和坦克等重型武器。也就是说，苏联正在重新武装东部德国。伊姆霍夫将这一情报告诉了岑特纳。岑特纳意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情报，便立即向他的组织员托勒进行汇报，说伊姆霍夫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但托勒一开始不相信苏联会这么干。
　　“伊姆霍夫这个人是不会胡编乱造的，他是铁了心跟着我们的，而且这份报告确实非同小可，您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的重大价值。”岑特勒恳求道。
　　“但是，会不会是那个警察提供了假情报呢?”托勒反问说。
　　“但至少您应该把这份情报上报，也许美国已经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们可以把我的报告跟他们知道的情况进行对照。”
　　“好吧，就依你说的办。”
　　托勒被说服后，驱车来到西柏林分站站长科伊纳那里。科伊纳看了报告后，拍着桌子激动地叫起来：
　　“托勒上校，您发现的这个伊姆霍夫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情报，决定马上给普拉赫总部汇报，他当着托勒的面给他的交通员打了个电话说：
　　“我们必须明天碰头，十万火急。”
　　第二天，科伊纳的交通员在固定联系地点取走了他的报告，然后交给普拉赫总部在西柏林的人。然后，一些美国军官和盖伦组织的便衣特工，乘飞机把这个报告带到法兰克福，另一个交通员在法兰克福接应，然后乘上美国的军用列车，最后把报告送到了慕尼黑的普拉赫。
　　一个小时之后，岑特纳根据伊姆霍夫的情报写成的报告已摆在一局局长丁泽尔的办公桌上了。这份报告使整个普拉赫总部大吃一惊，因为它表明，苏联已经开始重新武装苏占区了，这是在东部德国建立军队的预兆，而西方所有的情报专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哪怕是美国的那些战略家们，万万没想到苏联会这样做。盖伦接到报告后，立即宣布说，苏联重新武装东部德国是可能的。
　　当时，在驻德苏军总部和东部德国人民警察总部，重新武装还是最高机密，没有多少人知道，但盖伦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有关情报，在普拉赫总部成立了专门研究东部人民警察的部门。到1949年春，东部人民警察的各种情况，在盖伦那里已大致清楚了。他向美国和西德有关人士报告说，东部警察的目标是建立 24个步兵团，7个炮兵团，3个坦克团，2个工兵团，3个通讯兵团，每个团的兵力为 1250人，因此东部人民警察的总兵力为 48750人。几个月之后，东部人民警察的一名高级军官向西方投诚，把有关警察的秘密编制计划交给盖伦，从而证明了上述情报的准确性。
　　没过多久，盖伦组织又发现了苏联和东德的另一项最大的军事秘密，这就是苏联最新式的战斗机。1949年春，不断有人向盖伦组织汇报，在东德上空发现了奇怪的飞行物，说它的样子像火箭，像是一种没有机翼或螺旋桨的新式飞机。盖伦的空军专家得出结论认为，肯定是苏联制造出了一种新型飞机，必须想方设法搞到有关资料。盖伦向各地的负责人下达了指示，让那些在东德的情报员查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
　　东德一个化名叫霍斯特的情报员自告奋勇，愿意去查明真相。几天后，霍斯特就向他的组织员报告说，飞机的声音来自柏林北边的舍恩瓦尔德机场，苏联空军的一支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他要求他的组织员给他一架相机，让他进一步弄清情况，但他的这位上司怕担风险，如果万一被苏军巡逻人员逮住，那就白白丧失了一名情报员。但霍斯特没有气馁，自己想办法搞了一架莱卡照相机，偷偷跑到机场附近的树林里，在那里等待着。突然，他听到了呜呜的声音，一会儿之后，声音越来越大，简直是震耳欲聋，然后是一架飞机飞过他的头顶。霍斯特立即用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飞机走了之后，霍斯特又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一幢房子，屋顶竖着一根天线。
　　星期日那天，霍斯特来到西柏林，把他拍的照片和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他的组织员。组织员给了他一包香烟，拿走了他的情报，由交通员送到了普拉赫。盖伦和美军的情报专家对照片进行了分析，知道苏联制造出的这种新式战斗机是米格--15，同美国的F-86相差无几。不久之后，盖伦组织又通过别的途径，搞到了苏联制造米格--15型战斗机所用的材料和燃料。
　　盖伦的成就，令美国情报界对盖伦组织刮目相看，美国军方决定放手让盖伦负责西方对东方的情报活动了。于是，盖伦开始向东方进军，相继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甚至在苏联，组织起一个又一个的间谍网，随时随地为普拉赫的情报机构提供各种必需的情报。

闻草

　　东德是盖伦组织的重点，也是它的间谍活动最为成功的地方。在这里，盖伦的间谍打进了政府核心，有的成为东德政府高级官员身边的助手，有的本身就是东德政府的高级官员。
瓦尔特·格拉姆施是盖伦组织的一个大间谍。他出生于189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德国国家铁路局高级职员，是反希特勒运动的成员，进过盖世太保的监狱。战后，格拉姆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政府当交通局局长，社会民主党跟共产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时，他成为东德贸易和供应局运输处处长。但格拉姆施内心却是反共的。盖伦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人对他进行了策反，于是格拉姆施成为盖伦组织的人。在后来的几年中，格拉姆施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先后担任贸易和供应局计划处处长、海运总局租赁船只办事处处长、海运部海运和港口处处长。由于格拉姆施担任了这些职务，他就成为东德情报首脑恩斯特·沃尔韦贝尔身边的人，从而成为盖伦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情报员。
　　沃尔韦贝尔是东德的情报老手，战前积极从事对付希特勒的破坏活动，战后以海运机构为掩护，名义是海运总局局长，但实际上继续进行反对西方的活动。盖伦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情报头头对他是恨之入骨。自从有了格拉姆施这个间谍后，盖伦对沃尔韦贝尔的一切情况就了如指掌了。1953年，沃尔韦贝尔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还进了政治局。但盖伦最关心的，是沃尔韦贝尔如何对付西方的间谍活动。格拉姆施没有使盖伦失望。
　　格拉姆施向盖伦组织报告说，沃尔韦贝尔的情报组织是以海运总局为掩护身份的，大体上分为“海港”、“内陆港”、“铁路及其他交通”和“联合供应线”等四个行动小组。各小组之间都有明确的分工，分别负责某一方面的破坏活动及其准备工作。这些小组的最高领导不是沃尔韦贝尔，而是苏军最高当局和共产党的政治局。根据格拉姆施的报告，盖伦组织派人打进沃尔韦贝尔的港口谍报组织，在不莱梅、汉堡、吕贝克等港口，对东德情报机构展开了反间谍活动。
　　卡尔·劳伦茨是战后初期在东德为“盖伦组织”服务的另一个大间谍。此人是一个律师，48岁，原为社会党人，1946年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后成为该党成员，但他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极为不满，经常发表反共言论，1953年终于被开除出党。“盖伦组织”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发展劳伦茨，因为盖伦的人还了解到，劳伦茨的未婚妻埃利·巴尔查蒂为东德统一社会党领袖、政府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工作。
　　1953年的一天，“盖伦组织”的一名策反专家见到了劳伦茨。
　　“您最近不算太顺利。这样说不过分吧?”
　　“格罗提渥是一个十足的叛徒，他背叛了社会党，背叛了党的事业。”
　　“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挽救社会党和德国的民主事业呢?”对方启发说。
　　“唉，我有什么办法。如今，我连党员都不是。”劳伦茨叹了一口气说道。
　　“听说您的未婚妻埃利·巴尔查蒂小姐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是这样的吗？”对方有点穷追不舍。
　　“那又怎么样?我们这些小人物又不能扭转大局。”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为民主与自由作出贡献。只要您通过巴尔查蒂小姐把您知道的关于格罗提渥以及东德政府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就能想出办法，好对付东德的共产党敌人，最后在全德国实现民主。”
　　劳伦茨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劳伦茨想想，也只能这么做，他认为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未婚妻埃利，只要能为“民主事业”做点事，也算是千秋功德吧。经过他的一番“教导”，巴尔查蒂同意为“盖伦组织”服务。不久，西德方面通知劳伦茨和巴尔查蒂说，他们为埃利小姐取了一个代号叫“雏菊”，以后的称呼就不提本人的名字了。
　　这样，通过劳伦茨和巴尔查蒂这个渠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内阁的会议文件，苏联发给东德政府的指示，格罗提渥等人的讲话稿，部长们的日程安排，东德的对外交往记录等，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摆在盖伦的办公桌上。具体办法是，“雏菊”把文件带回来给劳伦茨，由她的这位未婚夫送给盖伦组织在西柏林的情报人员。正是因为她所做的这一切，盖伦手下的一个高级人士说：“雏菊是我们放在格罗提渥办公室里的一盆盛开的鲜花。”实际上，对“盖伦组织”来说，“雏菊”是在东德的所有间谍中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报的大间谍。
　　盖伦在东德还有一个高级的情报来源，这就是东德政府的副总理赫尔曼·卡斯特纳。此人生于1886年，父亲是萨克森的一个地主，本人后来成为法学教授，在希特勒时代他是反纳粹的，进过盖世太保的班房。战后，卡斯特纳领导创建了自由民主党，后来成为该党主席。1948年加入西方情报机构的外围组织，主要是为美国人服务。当时，卡斯特纳任苏占区经济委员会主席。
　　一天，卡斯特纳迎来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温肯主教。卡斯特纳在萨克森司法部门工作时，同温肯交情很深，卡斯特纳受纳粹迫害的时候，温肯保护过他。但是，卡斯特纳并不知道温肯实际上对统一社会党极为不满，更不知道他在替美国人做事。温肯对他说：
　　“请允许我以老朋友的身份说句直截了当的话。现在，德国东部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您作为高级官员，千万不要视而不见。”
　　卡斯特纳没有吱声。这对温肯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于是他继续说：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您帮助过许多人，使他们免遭法西斯的迫害。现在，您还应当作出一些贡献。”
　　“您要我怎么做?”卡斯特纳终于开了口。
　　“应当使西方了解东部所发生的情况。”温肯的言下之意，是要卡斯特纳为美国提供情报，做到知无不言。
　　温肯说，他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跟美国方面联系，把卡斯特纳所掌握的情况透露出去。这个人也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名叫卡罗尔·塔尔奈，是西柏林弗朗西斯科医院的医生。几天后，温肯把卡斯特纳介绍给塔尔奈，卡斯特纳终于答应向他提供“美国政府应当知道”的情况。从这之后，有关东部的重大情报，卡斯特纳都传递给西方。1949年，东部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之后，卡斯特纳越升越高，相继进入经济委员会、自
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等重要机构，最后当上东德政府副总理。这样，东德政府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对“盖伦组织”来说，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比如司法部长马克斯·费希纳喜欢喝酒，还有，最高法院副院长希尔德·本杰明在判人死刑时，总喜欢点起蜡烛，一边读看犹太教法典，一边欣赏着巴赫的音乐。他还告诉美国人，政府总理格罗提渥怕老婆。
　　1950年，塔尔纳告诉卡斯特纳说，有一个机构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他的情报。这时，卡斯特纳已经是政府副总理了，既然能够挣更多的钱，他也就不管为谁服务了，只要是为西方服务就行，于是他成为“盖伦组织”最高级的情报员。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政府总理格罗提渥等人的情况，源源不断地飞向普拉赫，盖伦别提有多高兴了。政府每次会议的内容，卡斯特纳都口述给他的老婆弗劳·卡斯特纳，由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夹藏在他家的那些书里。到了周末，弗劳·卡斯特纳就将文件放在吊袜或乳罩里，坐她丈夫的小轿车，拿着她丈夫弄来的特别通行证，来到西柏林，把情报交给情报员塔尔纳医生，再由塔尔纳带给盖伦组织的重要人物。
　　卡斯特纳为盖伦组织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普拉赫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卡斯特纳和他的老婆所搞到的情报，“就像兔子下崽子那样多了”。卡斯特纳提供的情报不仅数量大，而且比较可*，在普拉赫总部根本没有人怀疑他的忠心。特别是关于苏联对德国政策方面的情报，对盖伦组织及其主子美国和西部德国当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