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出梁门----梁思成先生创建清华建筑系五十年

菩提无树

一代大师出梁门
----梁思成先生创建清华建筑系五十年

曾昭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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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中国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3月5日，梁思成先生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写信，提出了在清华创建建筑系的构想。他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面临着艰巨的建设任务，急需“造就大批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即是之故，受业认为母校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

翌年10月，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成立，她就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前身。

梁思成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之子，190l年生于日本，1912年回国，1915—1923年就读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4年作为庚款留美学生去美国学建筑。1928年学成回国，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到1931年。1931—1946年在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为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进行了开拓性的艰苦工作，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绩。生精力贡献给中国建筑事业的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在驻校工人宣传队的教育启发下，公开提议取消建筑系和建筑学专业。而梁先生本人则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在建筑系和建筑学专业重新获得生机、向前推进的新时期到来之前，于1972年1月9日在一片寂寞和遗恨中与世长辞。

今年（1996年） l0月 26日，当一千多位校友和在校师生聚会庆贺建筑学院建立五十周年时，他们也怀着崇敬之心深深怀念他们的先师梁思成先生----纪念他的诞辰九十五周年。

当梁思成创建清华建筑系时，他心中已有一个Bauhaus。建筑教育的现成模式。他在上述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这样写道：“生以为国内数大学（建筑系）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 Ecole des Beaux－Arcs之教学法）颇嫌陈旧，过于着重流派型式．不近实际。……哈佛建筑学院课程，即按Gropius教授的bauhaus方法改编者，为现美国建筑学教育之最前进者；良足供我借鉴。”为了结合实际他建议建筑系之“建筑设计学”教授宜延聘现在执业富于创造力之建筑师充任，以期校中课程与实际建筑情形经常保持接触。一俟战事结束，即宜酌量情形，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设计、户内装饰等系。”他已经为其后几十年的中国建筑教育，描绘了一个完美的蓝图、此外，他对中国古典建筑成就的理解和把握，也为他的教学思想和实践，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而具有中国的特色。

在中国建筑教育发展史中，清华建筑系是一个后来者。在她之前，从1927年起，已先后有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之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建立了建筑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过院系调整和重新部署，全国（除台湾、香港、澳门外）共有八所大学设有建筑系（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即今之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即今之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即今之重庆建筑
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即今之哈尔滨建筑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即今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她们已于前几年分两批通过全国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的评估。如今，大陆上设有建筑系和建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已有六十个左右。清华大学位于首都，有着更强的号召力和更优的外部条件，使她的建筑系在中国建筑教育界中地位日隆，在办学条件、学生来源、内外交流、成绩和信誉等方面，名列前茅。

在新中国建筑教育逐步发展前进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思想和建筑教育思想受到了批判和否定。建筑教育以至建筑设计工作的体制和运作开始了全面向苏联学习。1953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必须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的设计思想，学习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也就是“一边倒”的学苏。梁思成先生在同年10月23日开幕的中国建筑工程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专题发育中全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
族形式”问题，论述了以民族形式来表现社会主义内容的必要性。不多久．以大屋项为特征的民族形式建筑遍布全国，形成了建国之后，中国建筑界的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的第一次浪潮。

然而，在具体的教学中，在学生们毕业之后的实际设计工作中，复古主义并没有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在课堂上，在建设工程中，人们之所教、所学、所做，却还是以“现代”建筑为主。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壮举，但在建设实践中却一而再地有人主张搞大屋顶的复古主义。教学中的“现代”和实践中的“复古”——这是中国建筑界几十年来持续存在着，并且得不到完满解释的一种特殊现象。 本文不想就此发表议论，仅就清华建筑学院及其毕业生中存在的某些现象说一说自己的浅见。

当人们考察一个大学或她的一个系的成绩时，往往会忽略这个大学、这个系的自身，而首先专注于她的毕业生的走向和成就。近十年来，清华校友中有不少佼佼者陆续走上了中央和省（和直辖市）的领导岗位。例如，在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有两位是清华的毕业生；在各部、各省、诸多重要城市的领导人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清华学人。这种情形被称为“清华现象”。清华学生所学多为工业、建设工作所需，他们在实践过程中，被提升到权力机构中，执掌建设大计。这种现象，说明党和政府对国家建设事业的真正重视，体现着一种新的“务实”精神。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成为一市一地乃至国家建设部门的首脑或主要掌权人物，以自己的忠心和技术，为人民为社会效力，是我们社会进步和建设事业兴旺的表现。

清华学生在这方面有着更好的准备。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派蒋南翔同志来清华当校长，他一到清华就要求学生“双肩挑”——既要掌握专业知识，又要学会做政治工作。“会做政治工作”，就是要学会按照党和政府的方针办事，要学会搞好与上级、与同级、与群众的关系，要学会及时总结经验和成绩，等等。别的大学里的学生们，可能缺少这样的“两手”准备，只埋头于业务学习，在毕业之后的岁月里，就难于走上领导
岗位，适应做领导工作的要求。在清华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时，《华声》月报在它的1996年5月号上，专门揭示和论述了这种“清华现象”——仅中央各部和省的主要负责人中，目前在位的清华学子就有四十多位，是当前中国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据了解，从建筑系毕业走上建设岗位继而走上政界的，就有建设部部长（目前为副部长）叶如棠（1959级----指入学年。下同），纺织部副部长杜钰洲（1960级），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1956级，他在领导上海城市建设中成绩卓著，终因积劳成疾，英年而逝），武汉市市长赵宝江（1960级），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1958级），天津市副市长李惠芬（1958级）等——他们学有专长，在领导城市建设事业方面，较之那些非建筑学专业出身的同僚，当会有更多的建树。建筑系的教师或毕业生，当他们有事而造访于或有求于某部某司、某市某局时，碰到这些昔日的门生或学友。不仅办理顺利，而且均感与有荣焉。

在建筑学专业圈内，清华建筑学院师生和校友也同样处于较为荣耀的地位．在中国科学院建筑学专业现有四位院士中，清华（教师及校友）有其二：吴良镛（1946年来系，是建筑系创建者之一）和周干峙（1947级）。在中国工程院建筑学专业的六位院士中，清华（教师和校友）有其五：吴良镛，周干峙，关肇邺（1948级），傅熹年（1951级）和张锦秋（1954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评选了二十八位建筑设计大师。其中十三位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高校毕业的，在这十三位中就有五位是清华学子：熊明（1950级），张锦秋，周方中（1956级），刘克良（1956级）和马国用（1959级）。这是一些足以令人动情的数字。这些数字与上面提到的那些进入高层政界的人物的数字一样，光辉闪烁，并且都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清华学人在仕途上（从政当大官）和士途上（被选为大师、院士）的辉煌，对青年们来说，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而前者之力量更大。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建设事业出现了蓬勃生机，今后几十年以至更长远的时间内，建筑业仍将是整个国家中历久不衰的支柱产业。建筑师已经成为工程技术人员中最骄人的职业之一，不少任务多、效益好的建筑设计机构中的建筑师的正当年收入的人民币已可有一个六位数。

近年来，建筑学专业大学新生的入学分数雄居各种专业前列。清华每年入学新生中．常常有不少某省某市的高考状元，在建筑学专业中也不乏这种学习尖子。然而，有些业内人士却有了闲话：这些考入建筑学专业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多半是凭着数理化的超群成细而被录取的，但是，他们的数理化头脑却往往与建筑学的专业要求不合拍。这个专业要求它的学生的头脑有更多的艺术细胞，太多的数理化才华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有
碍于青年们在建筑学的领地里更自由地驰骋——而那些更适于学习建筑学的高中毕业生，却由于数理化考分的羞涩，不可能进入清华建筑学院这个令人羡慕的园地。与这种现象相影响相衔接的另一种现象是，当这些建筑学专业学生经过五年乃至十年的寒窗而成为博士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所首先追求的并不是如何成为一位出色的建筑师或建筑学家，而是成为一个官员。这些没有出国而愿意留在国内服务的博土们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地区和单位，他们是备受欢迎的宝贝，其数量比“国宝”大熊猫还少。近两三年来，我就接触过清华建筑学院的几位博士生，他们在获得学位以后进行择业的时候，首选的单位，是进去之后，立即可以得到“一官半职”——他们认为，“当官”自有好处，其中有一种好处是更有利于自己在业务上的进步和发展。

从政，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职业选择。笔者不是政界中人，无法将中国政府官员的素质和办事能力与外国的同类官员进行比较（政治信仰和思想的先进与落后不在此议），但是，从建筑学专业水平的高下优劣来说，则可以与外国同行们作一些相对的比较’了。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把清华学人在不同时期中的设计作品列入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中，例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奥林匹克中心，扬州鉴真纪念堂，清华大学新图书馆，颐和园后湖苏州街重建，陕西省博物馆，北京炎黄艺术馆，北京菊儿胡同，深圳华夏艺术中心，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以至散布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援助工程和中标工程等等。但是，把它们跟世界上著名建筑师的名作相比，就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有人说，这种差距用追赶的时间来计算可能是二十年或三十年，有些人的估计则更为悲观，或者更为乐观。

清华大学“排外”，这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中似乎已成了一种共识。“文化大革命”以前，清华大学的政治课教员，是从电子系、建筑系等系调来的，基础课中的教学、化学教员，则是机械系、水利系等系的毕业生，连管理学校的许多书记、部长、处长，也由本校各专业中学有所成的毕业生充任。至于业务教师队伍中，更极少是“外来户”。“文革”中曾经批评这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却极有利于全校的“政令统一”，使学校的整个运作更为省力，更为有效，似不能简单以“利”“弊”评之。中分就建筑学院的精形来说，其排外，或曰近亲繁殖的情况，也很脱是高于或低于整个学校的排外或曰近亲繁殖的水平。梁思成先生创建清华建筑系时，可以说是以中央大学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为主力（还有重庆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等）。但是，当它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以后，这种排外的、近亲繁殖的现象就开始了，而且近于成了一种传统。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1960年及此前从天津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分配来清华建筑系任教的二十多人中，能够在这里呆到退休的只有两人，最后，两人都成为“提了职称立即退休”的教授（清华的教授有三种：一是在60岁以前晋升教授，属于正常、正牌教授；第二等是提了职称立即退休的教授，可领到教授的工薪；第三等是只惠赠称号的教授，工薪仍保持原副教授的级别）。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教师队伍相对稳定，极少见异思迁，更无人“下海”，上述此种“淘汰率”之高显得十分突出。天津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徐中教授在逝世（1985年）之前，曾谈到该系多名毕业生在清华任教二、三十多年而未有一个能成为教授的情况，竟愤愤然曰：把他们召回天大来当教授好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国其他建筑院系正在你追我赶，正好相互借鉴。例如，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于1927年，五、六十年代，她的三位名师杨延宝、刘教帧和童寯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学者，他们的学者风范和学术遗存是该系的宝贵财富，也是一种巨大的持久的影响力量。以我的粗浅估计，目下，就某一年龄段来说，她的教员（包括系、研究所、设计院的）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可能比清华同侪更高（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是她
的1952年的毕业生）。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如梁思成先生在五十年前所设想那样，有了较齐全的专业设置，而清华目前只有一个建筑学专业招收本科生。我在1988年曾说过，我国建筑创作的新的繁荣，可能出现在上海。今天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为这种繁荣和同济的同行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建筑大师魏教山和蔡镇钰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在同济建筑系毕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在五十年中曾培养出王广鎏（1952级）、袁培煌（1951级）、饶维纯（1953级）、何镜堂（196级）四位大师。天津大学律筑系彭一刚（1953年毕业校友）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发布正伟（1962年毕业）在建筑创作论研究和建筑创作方面的成就已超过某些有名的学者和大师。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孟建民（1978级），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崔恺（1977级）和王兴田（1979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陈可石（1978级），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庄惟闽（1980级），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汤桦（1977级）、袁山（1981级）和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倪阳（1981级）等，他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三次全国建筑学专业大学生设计竞赛中都获得优异成绩。如今，他们经过十几年的锻炼，在建筑创作中都有较突出的表现，成为一代青年建筑师的代表人物。就笔者观察所及。十余年来，清华建筑系和东南大学建筑系的不少教师和学生仍然比较注意理论上的功夫，他们发表的学术著作和文章较多，而华南理工大学和重庆建筑大学的校友们在多种职业选择上更具主动性，更适应于市场经济新情况的需求。在深圳成立的、经建设部批准的全国首三家私营建筑师事务所的创业者都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1996年5月，全国又有湖南大学、华侨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深圳大学共六所大学
的建筑系通过了全国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的评估。至此，全国已有十四所大学的建筑学专业通过了评估。她们以及更多的建筑院系，都正大步向前，中国的建筑教育出现了一派兴旺局面。

由于我国建筑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体制和教学大纲的相对划一，各校之间的高下差别只在其水平，而不在其学术上之独辟蹊径和锐意创新，所以，存在多年的排外和近亲繁殖现象在清华建筑学院这里不但没有显出多少弊端，反而有着暂时的优越性，其消极影响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会表四出来——那时节，她可能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了。再者，此种排外和近亲繁殖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不能归咎于任何某一个人的固执或过失，它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和必然。成绩是今日的，弊端留在后头。

当清华建筑学院创建五十周年，梁思成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的日子来临时，笔者应羊嫆女士之命写了一副对联：

二度华园来新会
一代大师出梁门

广东新会梁启超1914年起来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学，梁思成于1946年来清华创建了建筑系。他们为清华大学的以至整个中国的学术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代（岂只一代）大师学者，出自梁氏门下。梁氏父子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和近代建筑史中的有功之臣，将永记在人们心中。




曾昭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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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中国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3月5日，梁思成先生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写信，提出了在清华创建建筑系的构想。他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面临着艰巨的建设任务，急需“造就大批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即是之故，受业认为母校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

翌年10月，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成立，她就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前身。

梁思成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之子，190l年生于日本，1912年回国，1915—1923年就读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4年作为庚款留美学生去美国学建筑。1928年学成回国，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到1931年。1931—1946年在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为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进行了开拓性的艰苦工作，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绩。生精力贡献给中国建筑事业的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在驻校工人宣传队的教育启发下，公开提议取消建筑系和建筑学专业。而梁先生本人则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在建筑系和建筑学专业重新获得生机、向前推进的新时期到来之前，于1972年1月9日在一片寂寞和遗恨中与世长辞。

今年（1996年） l0月 26日，当一千多位校友和在校师生聚会庆贺建筑学院建立五十周年时，他们也怀着崇敬之心深深怀念他们的先师梁思成先生----纪念他的诞辰九十五周年。

当梁思成创建清华建筑系时，他心中已有一个Bauhaus。建筑教育的现成模式。他在上述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这样写道：“生以为国内数大学（建筑系）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 Ecole des Beaux－Arcs之教学法）颇嫌陈旧，过于着重流派型式．不近实际。……哈佛建筑学院课程，即按Gropius教授的bauhaus方法改编者，为现美国建筑学教育之最前进者；良足供我借鉴。”为了结合实际他建议建筑系之“建筑设计学”教授宜延聘现在执业富于创造力之建筑师充任，以期校中课程与实际建筑情形经常保持接触。一俟战事结束，即宜酌量情形，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设计、户内装饰等系。”他已经为其后几十年的中国建筑教育，描绘了一个完美的蓝图、此外，他对中国古典建筑成就的理解和把握，也为他的教学思想和实践，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而具有中国的特色。

在中国建筑教育发展史中，清华建筑系是一个后来者。在她之前，从1927年起，已先后有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之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建立了建筑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过院系调整和重新部署，全国（除台湾、香港、澳门外）共有八所大学设有建筑系（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即今之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即今之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即今之重庆建筑
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即今之哈尔滨建筑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即今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她们已于前几年分两批通过全国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的评估。如今，大陆上设有建筑系和建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已有六十个左右。清华大学位于首都，有着更强的号召力和更优的外部条件，使她的建筑系在中国建筑教育界中地位日隆，在办学条件、学生来源、内外交流、成绩和信誉等方面，名列前茅。

在新中国建筑教育逐步发展前进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思想和建筑教育思想受到了批判和否定。建筑教育以至建筑设计工作的体制和运作开始了全面向苏联学习。1953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必须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的设计思想，学习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也就是“一边倒”的学苏。梁思成先生在同年10月23日开幕的中国建筑工程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专题发育中全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
族形式”问题，论述了以民族形式来表现社会主义内容的必要性。不多久．以大屋项为特征的民族形式建筑遍布全国，形成了建国之后，中国建筑界的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的第一次浪潮。

然而，在具体的教学中，在学生们毕业之后的实际设计工作中，复古主义并没有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在课堂上，在建设工程中，人们之所教、所学、所做，却还是以“现代”建筑为主。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壮举，但在建设实践中却一而再地有人主张搞大屋顶的复古主义。教学中的“现代”和实践中的“复古”——这是中国建筑界几十年来持续存在着，并且得不到完满解释的一种特殊现象。 本文不想就此发表议论，仅就清华建筑学院及其毕业生中存在的某些现象说一说自己的浅见。

当人们考察一个大学或她的一个系的成绩时，往往会忽略这个大学、这个系的自身，而首先专注于她的毕业生的走向和成就。近十年来，清华校友中有不少佼佼者陆续走上了中央和省（和直辖市）的领导岗位。例如，在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有两位是清华的毕业生；在各部、各省、诸多重要城市的领导人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清华学人。这种情形被称为“清华现象”。清华学生所学多为工业、建设工作所需，他们在实践过程中，被提升到权力机构中，执掌建设大计。这种现象，说明党和政府对国家建设事业的真正重视，体现着一种新的“务实”精神。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成为一市一地乃至国家建设部门的首脑或主要掌权人物，以自己的忠心和技术，为人民为社会效力，是我们社会进步和建设事业兴旺的表现。

清华学生在这方面有着更好的准备。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派蒋南翔同志来清华当校长，他一到清华就要求学生“双肩挑”——既要掌握专业知识，又要学会做政治工作。“会做政治工作”，就是要学会按照党和政府的方针办事，要学会搞好与上级、与同级、与群众的关系，要学会及时总结经验和成绩，等等。别的大学里的学生们，可能缺少这样的“两手”准备，只埋头于业务学习，在毕业之后的岁月里，就难于走上领导
岗位，适应做领导工作的要求。在清华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时，《华声》月报在它的1996年5月号上，专门揭示和论述了这种“清华现象”——仅中央各部和省的主要负责人中，目前在位的清华学子就有四十多位，是当前中国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据了解，从建筑系毕业走上建设岗位继而走上政界的，就有建设部部长（目前为副部长）叶如棠（1959级----指入学年。下同），纺织部副部长杜钰洲（1960级），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1956级，他在领导上海城市建设中成绩卓著，终因积劳成疾，英年而逝），武汉市市长赵宝江（1960级），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1958级），天津市副市长李惠芬（1958级）等——他们学有专长，在领导城市建设事业方面，较之那些非建筑学专业出身的同僚，当会有更多的建树。建筑系的教师或毕业生，当他们有事而造访于或有求于某部某司、某市某局时，碰到这些昔日的门生或学友。不仅办理顺利，而且均感与有荣焉。

在建筑学专业圈内，清华建筑学院师生和校友也同样处于较为荣耀的地位．在中国科学院建筑学专业现有四位院士中，清华（教师及校友）有其二：吴良镛（1946年来系，是建筑系创建者之一）和周干峙（1947级）。在中国工程院建筑学专业的六位院士中，清华（教师和校友）有其五：吴良镛，周干峙，关肇邺（1948级），傅熹年（1951级）和张锦秋（1954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评选了二十八位建筑设计大师。其中十三位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高校毕业的，在这十三位中就有五位是清华学子：熊明（1950级），张锦秋，周方中（1956级），刘克良（1956级）和马国用（1959级）。这是一些足以令人动情的数字。这些数字与上面提到的那些进入高层政界的人物的数字一样，光辉闪烁，并且都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清华学人在仕途上（从政当大官）和士途上（被选为大师、院士）的辉煌，对青年们来说，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而前者之力量更大。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建设事业出现了蓬勃生机，今后几十年以至更长远的时间内，建筑业仍将是整个国家中历久不衰的支柱产业。建筑师已经成为工程技术人员中最骄人的职业之一，不少任务多、效益好的建筑设计机构中的建筑师的正当年收入的人民币已可有一个六位数。

近年来，建筑学专业大学新生的入学分数雄居各种专业前列。清华每年入学新生中．常常有不少某省某市的高考状元，在建筑学专业中也不乏这种学习尖子。然而，有些业内人士却有了闲话：这些考入建筑学专业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多半是凭着数理化的超群成细而被录取的，但是，他们的数理化头脑却往往与建筑学的专业要求不合拍。这个专业要求它的学生的头脑有更多的艺术细胞，太多的数理化才华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有
碍于青年们在建筑学的领地里更自由地驰骋——而那些更适于学习建筑学的高中毕业生，却由于数理化考分的羞涩，不可能进入清华建筑学院这个令人羡慕的园地。与这种现象相影响相衔接的另一种现象是，当这些建筑学专业学生经过五年乃至十年的寒窗而成为博士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所首先追求的并不是如何成为一位出色的建筑师或建筑学家，而是成为一个官员。这些没有出国而愿意留在国内服务的博土们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地区和单位，他们是备受欢迎的宝贝，其数量比“国宝”大熊猫还少。近两三年来，我就接触过清华建筑学院的几位博士生，他们在获得学位以后进行择业的时候，首选的单位，是进去之后，立即可以得到“一官半职”——他们认为，“当官”自有好处，其中有一种好处是更有利于自己在业务上的进步和发展。

从政，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职业选择。笔者不是政界中人，无法将中国政府官员的素质和办事能力与外国的同类官员进行比较（政治信仰和思想的先进与落后不在此议），但是，从建筑学专业水平的高下优劣来说，则可以与外国同行们作一些相对的比较’了。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把清华学人在不同时期中的设计作品列入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中，例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奥林匹克中心，扬州鉴真纪念堂，清华大学新图书馆，颐和园后湖苏州街重建，陕西省博物馆，北京炎黄艺术馆，北京菊儿胡同，深圳华夏艺术中心，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以至散布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援助工程和中标工程等等。但是，把它们跟世界上著名建筑师的名作相比，就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有人说，这种差距用追赶的时间来计算可能是二十年或三十年，有些人的估计则更为悲观，或者更为乐观。

清华大学“排外”，这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中似乎已成了一种共识。“文化大革命”以前，清华大学的政治课教员，是从电子系、建筑系等系调来的，基础课中的教学、化学教员，则是机械系、水利系等系的毕业生，连管理学校的许多书记、部长、处长，也由本校各专业中学有所成的毕业生充任。至于业务教师队伍中，更极少是“外来户”。“文革”中曾经批评这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却极有利于全校的“政令统一”，使学校的整个运作更为省力，更为有效，似不能简单以“利”“弊”评之。中分就建筑学院的精形来说，其排外，或曰近亲繁殖的情况，也很脱是高于或低于整个学校的排外或曰近亲繁殖的水平。梁思成先生创建清华建筑系时，可以说是以中央大学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为主力（还有重庆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等）。但是，当它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以后，这种排外的、近亲繁殖的现象就开始了，而且近于成了一种传统。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1960年及此前从天津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分配来清华建筑系任教的二十多人中，能够在这里呆到退休的只有两人，最后，两人都成为“提了职称立即退休”的教授（清华的教授有三种：一是在60岁以前晋升教授，属于正常、正牌教授；第二等是提了职称立即退休的教授，可领到教授的工薪；第三等是只惠赠称号的教授，工薪仍保持原副教授的级别）。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教师队伍相对稳定，极少见异思迁，更无人“下海”，上述此种“淘汰率”之高显得十分突出。天津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徐中教授在逝世（1985年）之前，曾谈到该系多名毕业生在清华任教二、三十多年而未有一个能成为教授的情况，竟愤愤然曰：把他们召回天大来当教授好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国其他建筑院系正在你追我赶，正好相互借鉴。例如，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于1927年，五、六十年代，她的三位名师杨延宝、刘教帧和童寯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学者，他们的学者风范和学术遗存是该系的宝贵财富，也是一种巨大的持久的影响力量。以我的粗浅估计，目下，就某一年龄段来说，她的教员（包括系、研究所、设计院的）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可能比清华同侪更高（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是她
的1952年的毕业生）。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如梁思成先生在五十年前所设想那样，有了较齐全的专业设置，而清华目前只有一个建筑学专业招收本科生。我在1988年曾说过，我国建筑创作的新的繁荣，可能出现在上海。今天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为这种繁荣和同济的同行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建筑大师魏教山和蔡镇钰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在同济建筑系毕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在五十年中曾培养出王广鎏（1952级）、袁培煌（1951级）、饶维纯（1953级）、何镜堂（196级）四位大师。天津大学律筑系彭一刚（1953年毕业校友）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发布正伟（1962年毕业）在建筑创作论研究和建筑创作方面的成就已超过某些有名的学者和大师。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孟建民（1978级），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崔恺（1977级）和王兴田（1979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陈可石（1978级），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庄惟闽（1980级），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汤桦（1977级）、袁山（1981级）和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倪阳（1981级）等，他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三次全国建筑学专业大学生设计竞赛中都获得优异成绩。如今，他们经过十几年的锻炼，在建筑创作中都有较突出的表现，成为一代青年建筑师的代表人物。就笔者观察所及。十余年来，清华建筑系和东南大学建筑系的不少教师和学生仍然比较注意理论上的功夫，他们发表的学术著作和文章较多，而华南理工大学和重庆建筑大学的校友们在多种职业选择上更具主动性，更适应于市场经济新情况的需求。在深圳成立的、经建设部批准的全国首三家私营建筑师事务所的创业者都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1996年5月，全国又有湖南大学、华侨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深圳大学共六所大学
的建筑系通过了全国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的评估。至此，全国已有十四所大学的建筑学专业通过了评估。她们以及更多的建筑院系，都正大步向前，中国的建筑教育出现了一派兴旺局面。

由于我国建筑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体制和教学大纲的相对划一，各校之间的高下差别只在其水平，而不在其学术上之独辟蹊径和锐意创新，所以，存在多年的排外和近亲繁殖现象在清华建筑学院这里不但没有显出多少弊端，反而有着暂时的优越性，其消极影响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会表四出来——那时节，她可能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了。再者，此种排外和近亲繁殖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不能归咎于任何某一个人的固执或过失，它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和必然。成绩是今日的，弊端留在后头。

当清华建筑学院创建五十周年，梁思成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的日子来临时，笔者应羊嫆女士之命写了一副对联：

二度华园来新会
一代大师出梁门

广东新会梁启超1914年起来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学，梁思成于1946年来清华创建了建筑系。他们为清华大学的以至整个中国的学术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代（岂只一代）大师学者，出自梁氏门下。梁氏父子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和近代建筑史中的有功之臣，将永记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