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艮山回忆录：更残漏尽梦阑珊

菩提无树

一　战乱岁月

1．走出山沟
　　1925年12月2日（农历乙丑年10月17日），我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一代满清发祥于此。原名兴京县，现为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长白山余脉的山区。   
　　我的祖居老屋是三间土石砌墙、茅草苫顶的简陋农舍。群山环抱，林木蓊郁，层岚叠翠。一条小溪从门前淙淙流淌而去。山乡是恬静的，但摆脱不了荒寂孤独、与世遥隔之感。
    我的祖父倪全，天资聪颖。他从私塾书底起步，自学有成，能诗能文，健谈善辩，长于书法。还自悟了中医，医术在乡里很有名气。他有超常的眼光，靠采制中草药和行医积攒些钱，送我父亲（倪文斗）去上学。父亲在县里读完中学，考入奉天的东北大学国学系。  1930年大学毕业，从校长张学良手中接过文凭。经校方推荐，到奉天铁路总站（原沈阳北站）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撤退到天津北宁铁路局。他是我家祖祖辈辈中第一个走出山沟、读了大学、从事铁路工作的。
    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从三岁起，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春节时他写对联，我帮他研墨和拉纸。他喜欢我并寄以厚望。
    我六岁那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从此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匪盗蜂起，乡无宁日，民不聊生。因父亲在外工作，乡人认为必挣大钱，使我成了土匪猎逐的目标，备尝颠沛困厄之苦。
    1933年春节。在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系的堂叔（倪文凤）回乡探亲，母亲（林久荣）当机立断，征得祖父同意后，携我跟堂叔告别祖居老屋，奔赴天津。我们乘坐一辆铁箍木轮的三套马车，由堂三哥执鞭驾驭。从清晨翻过涧水沟大岭，经汤图伙洛、沙尔浒等地，颠簸一天。黄昏时分，抵达营盘。等候不久，火车进站。我回头看一眼暮霭笼罩的群山，祖居老屋已杳无踪影。我们上了火车，经奉天转车去天津，与父亲团聚。从此，我总算走出山沟。一路上处处陌生、新奇，看得眼花缭乱，头脑发胀。这千里迢迢的征途，使我一直沉浸于惊怯而兴奋的况味中。
    这位堂叔，带领我和母亲走出辽东的偏僻山沟，移居天津。他是第一位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写了我的人生的恩人。他毕业后，先后担任开滦、北票、鸡西等煤矿的工程师或总工。不幸在"文革"期间，蒙冤受难，流放回乡，竟忧郁染疴，英年早逝。

2．津沽旧事
　　父亲和几位铁路同仁，租住于连升栈的客房。我和母亲抵津后不久，迁居河北昆纬路的里巷平房民宅。父亲有工资收入，可以维持温饱。他坚持朱柏庐治家格言。母亲是从山沟苦水中熬过来的。两人勤俭持家，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母亲甚至用洗净的旧面袋缝制内衣裤，穿在身上还能看得出商标图案。
    这时，侵占东北的日寇，为对付游击队，实行并屯。强迫农民离开乡里，聚居集镇。故乡祖居老屋被焚毁。祖母与伯父因食野菜中毒而死。伯母早逝，堂姐出嫁。山沟只剩祖父带领两个堂弟流落异乡。我们已无退路。其间铁路曾有两次大裁员。父亲由于勤恳敬业、忠诚清廉而幸免被裁，闯过两度危机。当时如果父亲失业，我们客居津门，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前景不堪设想。
　　1937年夏，我从初小毕业。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入侵，天津沦陷。从此沦为暗无天日的亡国奴。家庭辗转迁徙。最后在河北东五经路成安里租住三间房，始得苟安一时。
　　1939年欧战拉开序幕。我从市29小学高小毕业后，升入究真中学读初中。未及毕业，太平洋战端己起。炮火硝烟弥漫全球。
　　究真和仰山两所中学，是教会办的姐妹学校。我在读初中时，几位究真的男生和仰山的女生，一起办过油印的文艺刊物《风声》。自己编写组稿、刻蜡纸、油印、装订、发行。每期数十份。虽然辛劳，但兴味盎然。
　　在办《风声》时，结识了仰山女中的何炳琏小姐。他祖籍安徽怀远，是名门闺秀、能诗善画的才女。  1942年离津南迁蚌埠，结束与姐姐寓居津门的萍飘生活，归至父母家中。我们办《风声》时，我和她只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未曾有花前月下相依，更无海誓山盟。她南下以后，我俩曾有一段鱼雁往还情谊。我代她向天津《庸报》投稿，她代我向《蚌埠日报》投稿。她寄我的词中有"雨打残荷点点愁"之句。我因感给她出过上联："万里关山家何在？"她对的下联是"一缕幽魂谁相招！"文词间流露出她的忧郁愁绪。
　　因双方门第悬殊，我的自卑心理使我缺少勇气并失去信心。虽然知道她很爱我，后来她曾北上和其他《风声》同学来找过我，我却赧然以对。这朵初恋的小花默默凋零，无果而终。多年后，我总觉得愧疚于她而深深自责，无法忘却这段短暂而圣洁的恋情。
    在1942年前后，我曾在北平《实报》、天津《庸报》的"学生版"，发表过一些习作稿件，也许可视为"小荷才露尖尖角"吧！
　　我在市一中读高中时，由于生活日趋艰难，我曾和父亲母亲，顶着风险，去昌黎、秦皇岛、济南、益都、徐州等地"跑单帮"。从外地、农村买回玉米面、油、肉、花生等出售与自用，以济燃眉之急。当时奸商在配给粮食中掺糠使假，兑入细沙。父亲素来胃口不好，因粮食过于粗粝，而染上黄胆病。身上有黄皮屑脱落，连眼珠都变黄了，看着吓人。全家笼罩着凄云愁雾。坊间时闻有得黄病而死者，人心惶惶。由于他是铁路员工，得以进铁路医院住院抢救治疗。治疗半个月，始脱离危险。父亲是五口之家的顶梁柱，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家庭势将倾圮坍塌，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靠了父亲的微薄工薪收入，我得以读完小学、中学。自知身处基层社会，家境清贫，要立足社会，必须刻苦努力，勤奋向学。所以在小学、中学的成绩，总能名列前茅，被老师和同学誉为好学生。
　　1945年夏，我从天津西北角铃铛阁市一中的高中毕业。当时时局急转直下。眼看日寇已成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加以家庭经济日益拮据，暂不打算升学。静观其变，看看再说。为挣钱糊口，曾在天津铁路局谋个雇员工作，只干了两个月。不久，欣逢八一五光复。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战乱，熬尽漫漫长夜，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神州大地，亿万黎民，沉浸于无比欢乐之中。

3．考入燕大
　　日寇投降不久，内迁的燕京大学，首先在北平复校，并在平津两地招生。
    我怀着向往和试探的心情，报名应试，竞被录取。当时父亲的微薄工薪收入，仅够五口之家勉强糊口。按如此经济条件，进燕京读书，非常困难。但又觉得机遇难得，不愿失之交臂。于是家里东拼西凑，筹足了开学时所需各项费用。当年10月，怀着亦喜亦忧的忐忑心情，去北平报到。
　　熬过八年沦陷的苦难生活，初入燕园，感到一切都是陌生、新奇而又充满欢欣。首先是如诗如画的绮丽校园，湖光山色，塔影钟声，处处让人留连，赞叹不已。返校复读的高年级同学，担当迎接新生工作，服务周到热情，使我如沐春风，倍感温馨。学校机构精简，人员高效。良好的民主自由学风；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燕大一家"的燕京精神；学习和生活靠人人自觉、有序进行；这些崭新的感受，使我如被强磁牢牢吸住，庆幸自己进入燕大是作了正确选择。
    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家庭经济，难以保证顺利读完四年大学，心头又蒙上挥之不去的忧虑阴影。
    在入学通知书上，曾看到学校设有助学金，我以为不过是虚名而已。入学后观察，才了解学校是为家境贫寒学生而设立助学金，是认真务实的。寒假后，经过申请，校方开始给予免去学宿杂费，以后又进一步免去一半膳费（有的免去全部膳费）。此外，学校还设有奖学金，完全由学校资助学习。
　　燕大还为经济困难学生设立"自助工作"。按小时计酬，每周不得超过6小时（怕影响学业）。经过申请审批，我先后做过多种自助工作：拆除日伪旧房，抡大锤砸水泥地基；为锅炉房抬煤；为教授修整花园、剪松墙；为试验室洗涤仪器；为福利站磨花生酱；为图书馆以毛笔誊写善本书籍；为音乐系刻五线谱蜡版；在自助商店当伙计；在岛亭餐厅当堂倌；等等。靠勤工俭学劳动，我得以完成四年学业。
　　学校不时公布社会上的慈善救济金、物。我经学校审核，曾得过数次。这对涸辙之鱼不无小补。
　　为了挣点零用钱，结合自己的兴趣，给平津报刊写作和翻译一些稿件，以林绯等笔名发表。在《北平日报》、《经世日报》、《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太平洋月刊》等报刊上，常有我的文稿出现。当时曾为读者所瞩目。
　　此外，有些教授基于关怀和爱护，从多方面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如阎简弼教授曾为我联系家教和抄书工作；我寒暑假多留校不回家，过春节时，他曾邀我去其家中吃年饭。美籍教授鄂佛吉（Mr．Overzeti），曾为我解决御寒的毛衣裤和棉大衣。刘子健教授曾赠我书籍，以鼓励学习。等等。
    依靠上述几方面的公助和自助，通过自己克勤克俭、艰苦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从1946年的大一下学期开始，我没再伸手向父母要钱。终于幸运地读完四年学业，修够学分，得到了学士学位。
    过去有些人认为燕大是贵族学校，只有王孙公子、富家子弟才能就学，实为讹传和偏见。我读大学时，穿一袭长衫的清寒学子，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学校为贫寒学生提供多种帮助。像我这样艰苦奋斗过来的燕大毕业生确实大有人在。

4．荆棘载途
　　我入燕大不久，因东北铁路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父亲奉调去沈阳铁路局。由于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被提升为主任科员。这也是他工作以来的最高职位。
　　1946年暑假，我回到天津。为举家移居沈阳，和母亲一道收拾归拢家当。经过精简处理，还有二十多件箱笼行李。雇了六七辆人力车装运，从天津北站办理托运。
      那时母亲四十多岁，妹妹十二岁，弟弟三岁。我家在天津寓居十二年，妹妹和弟弟都是在天津出生的。天津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一旦离去，确有依依不舍的乡情。
　　我们一行四人，从天津北站登车东去。华灯初上时分，车抵山海关。当时关内外车已数日不通。虽然内战烽火方炽，在平津尚无明显感受，到此边关小镇才初尝硝烟味道。
　　由于大量旅客滞留于此，山海关的旅馆家家爆满。靠人力车夫引路，勉强在城北一隅找了个有单间的小旅店住下来。这个狭隘龌龊的旅店，有两排大炕统铺，房客是五行八作的跑腿儿汉，语音嘈杂，烟雾弥漫，如同高尔基的《夜店》。
　　天天跑车站打听通车消息，都失望而归。有天我在路上邂逅了燕大的高庆琮同学，他也在此候车出关。我们在一家商店屋檐下避一阵雨，侃些旅途见闻。他还为我调试一下新买的手表。他就是后来去了解放区，平步青云，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先生。
    闷蹲旅店，闲极无聊。有一天，我和母亲、妹、弟四人，出城向南，穿越丘陵、田野、青纱帐，跋涉八里茅径，探寻山海关入海处的"老龙头"。只见一处土岗，残砖点点，篙草灌木丛生，凄凉荒寂。遥望海天茫茫，白云低垂。凉风瑟瑟，拂面吹衣。值此万方多难之际，怀想这处兵家屡争的关塞，烽火狼烟连绵不绝，令人唏嘘不已。回到城里才听说，这一带农村很不安静，时有盗匪出没。我们惊骇不已，闹个后怕。
    有一次我们游赏了"天下第一关。"它是城的东门，出城即为关外。我们想，离开天津，迁居沈阳，何日能再回关内，渺茫难期。应在山海关留一个告别关内的纪念像。遂请城前游动摄影师代为留影。城楼正中有蒋介石的头像，母亲担心摄入像片不好看。摄影师说无法回避，只好顺其自然了。摄影后，师傅暗箱操作，俄倾完成洗印，效果还不错。
    天意莫测。这么一张家庭外景照片，想不到"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后，给我罗织了弥天大罪。诬我私藏了蒋介石像，妄想变天，以此作为蒋的孝子贤孙，向卷土重来的国民党邀功请赏云云。罪名之大，骇人听闻；逻辑之荒谬，亘古罕见。此是后话。
    登上城楼，临风东望，沃野千里，田畴无际。回眸城关，灰黑房舍鳞次栉比，炊烟袅袅。北面山岭岹峣绵亘，长城蜿蜒起伏而下。极目南望，天高海阔，云兴霞蔚，胸襟为之一敞。登斯搂，确有去国怀乡，悲喜交织，难以自胜之感。
　　楼台空荡，但见两方石碑矗立其间，上面刻有两首七绝，字皆涂以朱红：
                          镇戍山海关
                重镇冲衢镇重兵，依山傍海枕长城；
                雄关自古名天下，虎踞营州瘴气清。
                           榆关怀古
                山海有关始自明，缘何向外乞清兵？
               　引狼入室城空固，万古平西一罪人！
　　下署"陆军第五师师长李则芬题"。
　　解放后重游此楼，石碑己不知去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这位题诗的儒将李则芬师长，己进入缅泰边境的"金三角"去了。
　　在山海关苦苦蹲了一个星期，车才告通。连夜重新办理箱笼行李向沈阳的托运手续。夜里灯火管制，全城停电，一片黑黢黢。车站的站务员靠风灯、蜡烛办公，忙乱紧张。办完手续，己是沉沉深夜。在返回旅店路上，不时听到哨卡厉声质问："干什么的！"，随之有清脆的枪栓搬弄声。山城充盈着临战的恐怖气氛，令人头皮发麻。
    翌晨五点钟，在混乱中挤上东去列车。车行徐缓，烟气迷蒙。行至高岭站，
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列车嘎然刹住，停了大半日。村民纷纷拎筐前来兜售鸡蛋、玉米、瓜果，或以锅盆来卖秫米饭，稀粥，价格远高于平日．旅客也有结伙去村舍买吃食的，大道上行人络绎不绝。直到太阳偏西，车又开始向前蠕动。不久，看见有列货车颠覆于路基下面。几名放岗的路警，荷枪向远方青纱帐头几个晃动的人影瞄准。后来打听到，今晨派出先行压道货车，行至高岭，不意几处道钉夜里被"八路"拔掉了，造成列车颠覆。该车乘警，望见后面列车驰来，以枪示警，使我们的车及时刹住，没酿成更大的车祸。
    夜色苍茫中，车抵锦州．车长通知，列车在此过夜，旅客可出站吃饭。明晨5时发车。由妹妹在车上看管衣物，我和母亲、弟弟去站前小餐馆饱餐一顿，然后给妹妹带回一些肉包子。我们在列车上对付休息一宿。待我醒来，车窗外已是晨光熹微了。拉开窗帘，看到"东阜新"车站木牌，方知列车离开北宁干线，绕道阜新了．这是我首次路过阜新。想不到十五年后，我从北大荒流放回来，被分配到阜新工作，在这里呆了十九年。前因后果，难道是偶然巧合吗？
　　下午车过新立屯，在站上买点吃食。暮色溟蒙中抵达沈阳。一日路程，担惊受怕地走了两天。谢天谢地，艰难旅程总算告一段落了。
　　沈阳市面，似乎初有端绪。父亲经科长协助，勉强搞到一套日式三室住房。把家安顿好以后，我住了几天。心中忐忑不稳，遂匆匆离家，返回北平。没想到这次离别，直到1949年春，东北硝烟散尽，江山变色，政权易手之后，我才历尽艰辛，重返沈阳，与家人团聚。
    离沈后，车行竟日。时近黄昏，残阳含山，车抵绥中。离山海关已经不远了。车长上来通知：前面有"情况"。车在绥中过夜。旅客必须下车。明晨5时发车。这个车站，离县城有几里地。站前几家鸡毛小店，瞬告客满。有些旅客只好进县城另觅旅店。不久，天又淅沥淅沥下起雨来。我和几个旅客，在一处店家的苇蓬下避雨，衣服多处己淋湿。夜色初降时，站务员提灯过来，动员老幼妇弱到站内空房过夜。后来我也跟随客流进站，被安排到警务段的黑屋。室内无灯，旅客横躺竖卧，满地是人。我们被告知：夜里不准外出，否则危险。我弄不清这一夜是怎样熬过来的。仿佛做了几个恐怖的梦。想到这里曾是关押伪满旅客动刑之处，不知有几多屈鬼冤魂命断此间，不禁不寒而栗。
　　当我回到洒满阳光的北平，迈进秀丽宜人的燕园，回忆这次风雨晦暗、荆棘载途的艰难迁徙旅程，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其中似乎也隐隐约约预示了今后人生征途的艰辛和命运的困厄。后来我写了"山海关"、"高岭、""绥中之夜"、"旅栈"等几篇忆述文章，分别在《华北日报》、《经世日报》上发表，以志其事。此时此刻，瞻念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忡忡。

5．面临转折
    在燕大读书，靠公助、自助，心里总不踏实，担心条件变化失学。  1946年秋。从报上看到南京政治大学招生的广告，全国设南京、上海、北平、沈阳、武汉、广州等六个考区。校长为蒋中正。该校完全公费，除免学杂费外，还供给服装、蚊帐等。毕业后，较易就业。对我这样经济条件困难的青年，极具吸引力，也可视为最好的机会和最佳的选择。虽然估计该校政治色彩可能比较浓些，但我自恃以求学致用为目的，完全可以超然处之而不介入。同时估计到报考者，必然多为官宦子弟，或有高亲贵戚靠山；平头百姓子女，录取很难。我仅抱着闯运气，和试一试的想法而去报名应试。
    北平考区，报名约千人左右，预计竞争十分激烈。先经过口试和体检，合格者才能参加笔试。考场设在国会街北大校舍。我顺利地通过了第一关，前往参加笔试。我向同寝室的张世梁同学借了手表，从周祥麟同学借了自行车，骑车进城。借宿于和平门师大宿舍。笔试考了两天。各科试题，我都感觉得心应手，预计数学可得满分。考完回到燕大对同学说，如果能凭试卷取才，我很有希望。
    政大在12月21日发榜。我先在《华北日报》上看到录取通知，以后又接到校方的通知函件。北平考区仅录取8名，政法系5名，经济系2名，新闻系1名。我荣登榜首。通知要求于1947年1月6日至10日到校报到，逾期不报到以备取生递补。时间仅有半个月左右。当时津浦铁路不通，须从天津乘船到沪再转南京。路费难筹，船票难买，日期紧张。我给政大教务长段锡鹏写信，请求延缓报到的日期，杳无回音。又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科商鸿逵科长，申请资助路费和代买船票（该科主持招生和口试）。他态度冷漠，不紧不慢地说："现在办公经费困难，无力资助路费。船票嘛，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协助代买。"这使我深感失望。
    已任美驻华大使的老校长司徒雷登，于12月24日返回燕园过圣诞节。张世梁同学提醒我说，可以找司徒雷登，询问在他回南京时，能否搭他的五星座机去南京。如果能行，两个小时即可到达，既省下路费，还可准时报到。我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傍晚到临湖轩拜访老校长。他了解我因经济困难而欲转学的情况后，慈祥地说："大使的专机是不准外人搭乘的"。然后又问我："你愿意在哪里学习？"我回答："当然愿意在燕大学。"他微笑着说："那个学校不好。你在燕大学习的困难，我可以问问他们（指学校的有关人员），能否帮助解。"他说完以后，让我留下姓名和学号。
    老校长的一席话，打消了我南下的念头，扭转了我的人生方向。他是第二个改写我的人生的人。
    司徒雷登飞回南京后，燕大的总务长蔡一鹗先生召见我，了解我的经济困难情况。随后校方即提高了我的助学金档次，免去一半膳费，直至大学毕业。在这件事情上，我对老校长处理问题认真负责和细致周密的精神，留下很深的印象。
    过了政大报到期以后，才收到段锡鹏先生的回信，拒绝了我对延缓报到的请求，并指示须按期报到云云。这再一次加深了我的失望心情。从此我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地在燕大读下去。
　　（报考政大的前后经过，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并经查证落实。据外调人员称，我写给段锡鹏先生的信，已在南京查到。此是后话。）

6．柳暗花明
      1946年夏，成都燕大的学生，回归北平母校。他们带来了新的政治气氛。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许多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麦风阁（今北大北阁）里设立进步书刊阅览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斯诺的《西行漫记》、《文萃》、《群众》等书刊，公开陈列，扩大影响。当时中共地下党的力量，控制了燕园。学生自治会完全掌握在地下党手中。
　　我在自助工作中，结识了刘惟清、刘为佺、易有禄等进步同学。他们介绍我参加了辛垦社、磐石团契。从中又认识了鲍文生、蔡次明、赵文朴、叶祖孚等进步同学。
    通过社团活动和阅读进步书刊，我开始接触了进步思想，日益受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由于我出身于社会基层的清寒家庭，加以对当时社会存在不满，具有易于接受、靠拢革命的朴素感情。特别是进步书刊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同春雨润物，使我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未来的新社会，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我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官僚腐败、社会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现状，非常失望和不满。
    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宣传书刊上，以及进步同学的传说中，使我产生了崭新的看法。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能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种种秕政，创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的新社会，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为此，我把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寄托在毛泽东和共产党扭转乾坤上。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追随进步同学，积极投入历次进步学生运动和革命潮流。
　　我参加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是1946年12月30日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暴运动"。参加的规模最大的是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间最长、深入面广的是1947年暑假的"助学运动"；为了募捐助学，借住于城内北大三院和师大等处；曾在夜里深入北京饭店的楼顶露天舞厅，和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院。参加最后一次是1948年7月9日声援东北学生七五血案的大示威。可以说，地下党发动的历次学生运动，包括向中南海北平行辕请愿等，我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冒着白色恐怖亲身积极参加了。
　　1948年8月19日，当局公布了进步学生黑名单。军警包围各大学，进校搜查，逮捕黑名单上的学生。燕大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学生，有的先期离校；有的在外籍教授夏仁德等的掩护下，深夜越墙出走，奔赴解放区；无一人被捕。在有国民党军官参加的搜捕学生的群众集会上，陆志韦校长发表了高风亮节的讲话。遗憾的是，陆校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屡遭批斗，竟忧郁饮恨而终。
　　北平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我参加了护校运动。夜里登在校园北墙内的土丘上放哨，可以望见傅作义的军队，在圆明园一带挖掩体布防。 12月16日，看到十六军向城内撤退，有的军官坐在吉普车上，双手拄着战刀，昂首前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国民党官兵。1949年2月3日我和同学在前门箭楼一带马路上，作街头宣传，参与迎接解放军入城的群众欢迎队伍。当时，激情满怀，心头充盈着巨大希望与美好憧憬，迎接一个革命政权的诞生，迎接光明、幸福的新社会降临。

7．投湖的人
    1949年春天，柳絮飘舞时节。一天上午，我从燕园东门回六楼宿舍。经过未名湖东岸，遥望石舫附近漂浮着黑色物体，我未注意多想。当天下午，传来爆炸性的噩耗：老同学侯国聘投湖自尽了。上午我望到石舫边的黑色漂浮物，原来竟是侯国聘的遗体！他怎么会寻短见？刹那间我被惊呆了。
    侯国聘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四十年代末又返校进修研究生，是位老燕京人。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很有修养，具有睿智头脑和深邃目光，能讲一口流利英语。他的人缘很好，被同学们尊为老大哥。从日常闲唠中，初步了解他崇尚A·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纲领，和F·D·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赞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对我国四十年代末的时局急剧演变，使他备感困惑和忧虑，心理上难以承受和适应。
    深厚的传统观念和经典文化理论，使他的思想感情一时难以与时代合拍。他不是唯唯诺诺、听任驯使的人；不甘心与世俯仰、随俗沉浮；从不天真地轻信时尚口号；从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什么主义教条。
    他是深爱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殷切盼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他不愿看到与个人理想大相径庭的国事出现。这可能是促使他摆脱现实的一个主要原因。战国时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不就是由于忧伤无奈而投汨罗江的吗？揆度侯国聘的言行表现，他绝不是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者。投湖自尽行动，也许是作为最终表态来说明什么吧！他匆匆断然辞世，使多年寒窗厚积学识与过人才华一旦空抛，确实是令人深切惋惜的。
    我不禁联想到，在他投湖之前22年，曾有王国维老先生于1927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在他投湖之后17年，又有老舍先生于1966年在北京投太平湖自尽。虽然侯国聘同学的知名度远不及这两位宗师，而且所处时代、际遇和具体条件均有所不同，没有牵强比较的必要；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愿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而以身殉之。如从这个角度分析，三者在情节上如出一辙。
    侯国聘同学决心离开人世那天，还曾到体育馆看篮球比赛，与同学们谈笑自若的聊天。他走的从容，走的清醒。不难想象，处于生死分界的抉择是极其痛苦的。在那漆黑的深夜，他看不清未名湖边的山水草木，已无可留恋。但撇下贫苦的家庭和妻儿老小，总有难以割舍的亲情吧！当时没有极大的勇气，是难以投身湖水的。那时正值暮春枯水季节，湖深不过一米。他投湖时，必须抓住水草强行溺水。他走得坚决。
    他的遗体打捞上来以后，由于在湖中浸泡较久，已膀胀得面目皆非。闻讯赶来的家属号啕痛哭，厥状惨不忍睹。这是1949年春天震撼燕园的一幕悲剧。
    他曾留下三封遗书放在宿舍书桌上，分别写给陆志韦校长、全体同学和家庭。它们都被有关方面收走。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按死者遗愿加以公开，至今留下一个谜团。据传闻，他写给陆校长的遗书中说"......我认为共产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基督精神才能救中国......"他堪称是个殉道者。不幸的是，在侯国聘同学自尽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国遭受了极"左"路线肆虐。当时未能抓住历史机遇控制人口，和踏踏实实建设发展经济、科教事业，而把主要力量投入阶级斗争，反复折腾、批斗、整人。当年几乎弄得家难安居、国无宁日。极"左"路线严重斵伤了国家元气，经济濒于崩溃，科教文化事业蒙受毁灭性摧残。折腾多次，最后留下一个问题如山、困难如山、麻烦如山的烂摊子，和一大堆人口（其中包括大量亟待脱贫、脱盲者）。这二十多年间，燕京大学师生中有不少人曾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甚至死于非命；而且燕京大学被撤消，燕园易匾。对这些沧桑巨变，当年侯国聘同学是不可能预见的。但是他有幸没有遭受风风雨雨和坎坷磨难，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他不愧是个先知先觉者，走得适时，走得其所。
    五十年前，侯国聘同学怀着沉重的心情，诀别了燕园师生，撒手尘寰，悄然而去了。他的投湖自尽，当年在校师生，尽人皆知。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对这幕震撼燕园的悲剧，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衷心祷祝侯国聘同学的后人，都能完全走出他去世的阴影，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以告慰其在天之灵。

8．告别燕园
    1949年春，北平军管会号召支援大军南下，组织"南下工作团"。社会上掀起报名热潮。有些同学也参与行动。当时我考虑革命事业方兴未艾，大量工作需要专业人才。我仅剩一个学期即将毕业。我应当修够学分，完成毕业论文，掌握科学知识，从而更好地报效国家。
    大学聘请民主学者如翦伯赞、沈志远等前来讲学，传授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从学术上适应和迎接一个新的时代。
    临近毕业，学校请来了摄影师，为大家照文凭用像。有些同学认为旧的传统应该舍弃了，资历、学位都是可有可无的。干革命用不着这些。他们仅穿便服拍照。我和一部分同学认为，传统的学士礼服和方帽，是学位的象征，世界普遍采用，这与革命并无矛盾。干革命也不应当把过去的东西统统抛掉了。我和这些同学仍坚持穿礼服拍照。时至今日，全国各个高校都注重穿用各种学位的礼服，讲究学历、学位。当年未穿过礼服的同学，也许会感到某种遗憾吧！也许有人会反思当年"左"得头脑发热呢！
    6月28日，在贝公楼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乐声起伏，我已泪眼模糊。自忖一介清寒学子，能从这所驰名中外的学府大学毕业，饮水思源，永远不能忘记母校、老师的春风化雨之恩。立志做一个无愧于燕大的大写的人。
    6月30日，青年团法学院分支在孙会元、蔡次明等同学主持下，通过我入团，为正式团员。（没有候补期）
    7月7日至8月8日，前往清华大学参加"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学习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革命人生观》，以求统一思想认识，利于分配工作。学习团结业后，我被分到东北。到东北工作的共约八百多人，由林宗棠、章硕夫等带队，乘一列闷罐货车，浩浩荡荡，前往沈阳。我们住于北陵实验中学，等了半个月，组织上宣布分配方案。我被分到"东北财经委员会"（后改为"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我从此结束了16年的学生生活，走上工作岗位，步入社会，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　　苦难年代

9．扬帆起航
    我到东北财经委员会报到后，根据所学专业，分配到财政金融处。这个单位，是东北地区经济的最高决策行政机构。各级领导都是老干部，行政人员则是老区来的工农干部。业务人员，主要是我们这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以后又从上海、广州等南方大城市招聘来一批社会上失业的知识分子、旧政权机构人员。政治空气浓厚，人员作风基本上是老解放区的一套旧习，"左"的味道十足。
    早期办公地点，在太原街二号的中长路大楼里。当时已有部分苏联专家进驻。组织上对苏联专家保卫照顾严格周到。中国职工不得靠近、接触。我初入庙门，对此莫测高深。大楼有个职工浴室，晚上我想进去冲澡。未到门口，便有警卫挡驾。他态度冷漠，语气凛然："现在苏联专家正在洗澡，职工不得入内，你要赶快离开！"我碰了一个硬钉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想，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把外国人奉为"太上皇"，没把中国职工放在眼里。自己深感尊严受到辱没。过去在大学读书时，学生和外籍教授专家的关系很随便，相处无间。现在这样对待苏联专家，一时很难适应。以后在各种宣传报导上，对苏联老大哥、老大嫂推崇备至，奉若神明。只能尊而远之，逐步也就习惯了。不过，浴室门外警卫人员那付嘴脸，却在内心留下抠不掉的深深烙痕。
    那时老干部都是供给制，住多室小楼，配备警卫、保姆，分配各种日用品，卷烟等档次均较高。在机关吃小灶，每餐细粮并有鱼肉。服装均是毛料。出入配有小车。一般职工开始薪金制，每月工资为153斤高粱米。在机关用钱粮票吃大灶，多为高粱米饭、蔬菜。老干部和一般职工，等级界限森严，泾渭分明。这在我的头脑里，对革命领导干部开始形成一种特权阶层的印象。加之不少老干部进城后多拥有年轻美貌的"爱人"；很多年轻姑娘，瞩目老干部，想攀高枝。当年流行一则笑话说，一个女大学生和老干部谈恋爱，月下散步，女大学生说："一轮皓月，像银盘，多美丽呀！"老干部说："像个大烧饼，有啥美的！"这更加深了头脑中那种特权阶层的印象。
    我在大学里，已习惯于燕大的民主自由作风。初入革命队伍，特别是政治气氛浓厚的领导机构，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人际关系，都有崭新的感觉。有几点突出的印象：强化上下关系，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赞成发展职工间横向密切关系，认为是搞小圈子。向组织及时汇报个人思想情况和周围群众思想动态，叫做靠拢组织，是进步表现；反之则为不靠拢组织或落后表现。积极要求进步（如要求入团、入党等），谓之政治上开展；否则视为不开展。讲话注意分寸、场合、影响，视为政治上成熟；反之，讲话随便，或讲了不该讲的叫做犯自由主义。发牢骚，有不满言论，轻则谓之"说怪话"；重则称为错误言论，甚至称为反动言论。遵守组织纪律，不松弛懈怠，谓之组织纪律性强；反之，作风拖拉、松散，称为作风自由散漫。等等。这些显示了以党为核心的铁的纪律。我开始很不习惯、不适应，逐步严格约束自己，渐渐适应，然后达到自觉自动奉行不怠。
    那些从南方招聘的人员，言谈作风上，明显带着旧社会、官场的习气，与老区带来的政治气氛，很不协调，有明显差距。抗美援朝给沈阳带来了紧张局面，招聘人员几乎有一半离职溜回关内了。
    年轻人的可塑性与适应性都比较强。自到工作岗位后，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通过不太长的时间，较快地适应了新工作、新环境和新的人际关系，并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1950年底，在机关党公开的大会上，我即申请入党，并在处的群众评议会上获得通过。1951年机关评选了22名"优秀机关工作者"，我名列其中而获殊荣。处领导安排我担任业务组长，团小组选我为小组长。建国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我都是处于"积极分子"的地位。
    1952年底，大区建制即将撤消。中央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被遴选上调。第一批从各单位抽调二百多人，奉召集合于东北局俱乐部开会。由东北局付秘书长马洪主持，宣布到中央工作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后来得知，马洪也调往国家计委任秘书长。
    1952年底，在我离开学校三年半以后，重返北京，住于北河沿原北大三院旧址。先在朝阳门内中财委院内上班，以后转回北河沿办公。国家计委的住宅楼建成后，即迁往三里河工作。
    从参加工作到1955年的六年间，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武训传，等等；但是我这只下海扬帆启航的人生之舟，经受住了政治风浪的颠簸，向前航行中，基本上是顺风而平稳的。

10．触礁蒙难
    我常常想，人生有如航行在波谲云诡的海洋上的舢板，随时可能碰上惊涛骇浪而遇险罹难。我的命运之舟，经过一段顺风平稳的航程之后，在年近而立之时，风云突变，不幸遭遇一场飓风。触碰了突兀的礁石，几乎樯倾楫摧，舟毁人亡。从此人生转入逆境，在风雨如晦，坎坷蹭蹬中，滚爬了24年。
    那是我调入国家计委的第三个年头。按谶纬祲象说法，运交华盖，流年不利。1955年，反胡风运动甫告一段落，接踵而至地掀起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

一向自恃
    面对这场运动，我的心情平静如水。自恃市贫出身，学生成份，历史简单清楚。无政治污点。未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无反动的社会关系。与党无宿怨新仇。自揣即使够不上根红苗壮，也堪称洁净清白。而且在大学时代便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了历次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 1949年在大学建团时，便入了团为正式团员。从1950年起便积极申请入党。
    自我掂量，个人的政治面貌，是秃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即使不视为积极分子、培养对象，也断无粘上"反革命"嫌疑之理。

祸从口出
    诸葛亮说过："夫难平者事也。"1955年肃反运动，我竟被当作"反革命"嫌疑人，遭受批斗，几乎隔离审查了一年。        
    究其缘起，还是祸从口出。单位从华中分配来一位名叫楚崑亮的湖南籍大学毕业生，和我在一个处工作。他关注政治，对时事敏感，好动脑分析，很有独立见解。我虽然参加工作已有数年，但胸无城府，并不老到。竟鬼使神差地对他产生好感，接触较多。
    当年我们都是独身，在食堂吃饭。傍晚常常一起在三里河、钓鱼台一带散步。有时一块参加附近单位的舞会。往来时间长了，彼此谈话比较随便。除了生活上的牢骚，有时也议论时事政治。例如他说过，共产党搞政治运动，就是打一打，拉一拉。听来感觉挺新鲜。我记得解放初期开大会，挂毛主席和朱老总两人的像片，喊两人的万岁。后来朱老总的像片和万岁都免了。重要场所悬挂马、恩、列、斯、毛的像片。于是我猜想在国际共运中毛主席要当第五位领袖。在闲谈中我把这种猜想也告诉了楚君。他也有同感。
    听了机关的"肃反"运动的动员报告之后，这位楚君求功心切，突发奇想，要抢先有所表现。他将我们日常闲聊的话，作为问题，主动向领导人作了"坦白交代"。无风起浪，引火烧身。我遂遭受池鱼之殃。副局长廖季立在大会上宣布我和楚君及另外陈、邵二人为审查对象，勒令作出交代。于是接连不断的大会、小会轮番斗争，动用群众威慑，大搞逼供信。同时实行所谓隔离审查。我失去了人身自由，上食堂、蹲厕所，都有专人跟踪监视。工作几乎停摆。
    楚君年轻，平时可能已用心思记下了相互谈话，交待问题使领导满意，被认为态度好。我平时有口无心，谈话过耳不留，回忆起来顿感茫然，交代很费劲，还被认为态度不好。
    当时看架势，领导层估计我是大有历史背景、潜伏很深、十分危险的敌特人物。甚至推断我积极申请入党是伪装进步，用以掩护潜伏。竟荒唐到把个人的进步要求，视为阴险政治图谋，一再逼问我申请入党的目的。

涉嫌女友
    斗争中，横生枝节，又牵出涉嫌女友的复杂问题。
    为说明原委，还得插叙一笔。我在大学时，英文已有一定基础。但五十年代一边倒，排斥西方，英文派不上用场。当时中苏关系火热，苏联专家、苏联经验，不可或离。我急于要掌握俄语，于是报考了机关夜大学俄文班。恰巧此时局里调入一位中央首长女儿。她曾留苏多年，是位才华出众的高干子女。我为了强化俄语练习，表示甚望得到她的辅导。她也乐于相助。彼此常以俄语对话，看来很有点投缘。
     当时正上演苏联的彩色故事影片《萨特阔》，片中女主角名叫柳芭娃，人很漂亮。我和她开玩笑说："你真像柳芭娃！"并以柳芭娃称呼她。她欣然接受。
　　1955年春暮。韩处长（局长夫人）带队去四川调研。我和柳芭娃均被选为随员。这次公出，为我练习俄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自然两人谈得较多。归途中，船泊万县。正逢周末，我和柳芭娃等一起到山顶公园参加了舞会。在宜昌转船期间，旅店的老鼠把我的中山装衣兜咬个小洞。她一针一线为我缝补完好如初。在去武汉的客轮上，又一起参加了晚会并跳舞，相互问配合默契。我的舞步竟得到她的青睐。在汉口旅店候车返京期间，我和她及另一姓徐的女同仁，出于共同兴趣，一起过江游东湖。刚到武昌，徐女士看天色阴沉，自己提前返回。我和柳芭娃坚持游了硌珈山、东湖。天降大雨，衣衫均被淋湿。赶回旅店，已暮色苍茫。我和柳芭娃属于同仁、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竟被"积极分子"把细枝末节一一汇报到处长耳畔。处长也格外注意并默记于心。
    在我迭遭斗争时，局领导根据汇报竟作出荒谬判断，认为我与柳芭娃往来密切，是放长线钓大鱼，阴谋从她入手，捋着这根线摸进中南海，搞中央的谍报。为此，我又挨了多次斗争，追问我和她的关系，诱逼我承认强加的政治阴谋。

纵深抠挖
    当时我住独身宿舍，除了铺盖和衣服、书籍，别无长物，无家可抄。有一天他们趁我不在办公室时，将我的办公桌各个抽屉，彻底地翻腾搜查一遍。当然只能是一无所获。经多次外调之后，估计是搞不到什么有关"反革命"的材料或证言。有位处长训斥我说："你尽让我们去找那些为你说好话的同学！"我的同学只能实事求是、讲真话，不会无中生有、编造坏话。这使他们很恼火。于是又变了新招，扬言要去那些特殊地方找那些特殊的人（即去监狱、劳改队等处找在押服刑的人员）去调查。并说："只有从这些人嘴里才能抠出你的老底，让你现出原形"云云。还怕对方一时想不起来，向我要了几张像片，以便对证。可谓用心良苦。幸而这些特殊人员只讲实话，没有捕风捉影、栽赃诬陷。负责外调的头目一连跑了多日，估计仍然是瞎子点亮一一白费蜡，一无所获。从此没有再纠缠历史问题，和向我进一步斗争逼供。

思想溯源
    内查外调，斗争逼供，在政治背景上找不到裂口和疑点。他们仍不甘心，要从解放前的思想言论上溯源头。问我过去写过什么文章。我如实交代，上大学时，曾在平津报刊上写过一些文章，并将所用笔名（如林绯等）告诉他们。于是由一名组长带队，组织几个人，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查阅解放前的报刊，进行摘抄（当时尚不能复印），忙活了多日。后来我想起沈阳家中有我发表稿件的剪报，辑集合订加以收藏。经他们同意，写信叫我妹妹专程送来，以供审查。当时我自忖这些稿件多是揭露旧社会黑暗面，抒发对当时不满，具有一定进步性，料无纰缪。然而我估计得过于天真了。他们根据需要，断章取义，摘录个别词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把反面人物的话，硬说成是我想讲的话。以这类荒谬逻辑，硬说成写了反动文章。他们不听我的辩解，还斥责说："那时候，全是反动报刊，只会登反动文章。"最典型的例子是《湖边》一文（见后面"留此存照"）。
    在《湖边》一文中，我描述了1948年的大学生里，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进步型的，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为标志，歌声由小到大，以象征进步力量发展壮大。其次是中间型的，天天跑图书馆、钻书本；对落后学生不齿于为伍；以其激动地奔向歌声，寓意由中间向进步转变，投入进步激流。最后是落后学生，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对进步学生运动嘲讽辱骂。这些话只能出自落后学生之口，才符合情理和其身份。绝不能以此代表作者的话，否则就是不准写反面人物，不准反面人物开口讲话了。
    当时局领导看到摘抄的落后学生的几句话，如获至宝，把这篇文章定性为反动文章，似乎挖到了我的思想源头。他们既不从整体上对文章作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也许无此水平或不愿这样去做），又不考虑我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一事实（积极参加学运，怎能又去辱骂学运呢？）这只能理解为，他们为作结论而拼凑材料，深文周纳罗织"莫须有"罪名罢了。
    有若干揭露旧社会黑暗面的文章（如"荒城吟"、"黑暗中""冰夫"等），因
其中无可资利用的词句而只字不提，可见其心术不正。
    经过长时间隔离审查，斗争逼供，还有个别人甚至朱平山处长（党支书）在会上粗野辱骂"狗日的"来施加压力。结果查不出任何涉嫌"反革命"的蛛丝马迹，挤不出可共"肃反"的油水。最后不得不落下帷幕，草草收场。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向我展示一份手写的审查结论，主要内容有三条：经多次调查未发现参加过特务组织；是思想错误；免予处分。一纸结论手稿，始终未形成正式文件，未做任何善后，不了了之。
    这次所谓审查，把羊当狼打，硬要把自己的诤友推向敌营。折腾一年，劳民伤财，给国家和个人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遭受了严重摧残和损害。人际关系蒙上浓重的阴影。相处几年的女友，怕受粘连而与我分道扬镳了。这场运动的后果和影响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不堪回首的。

历史教训
    历史昭示我们，"肃反"和其他政治运动相同，是人治社会的具体表现。一个执政党，负责治理整个国家，全体人员、各种历史档案，方方面面都在自己手中掌握。发现可疑的人和问题，只能依靠公检法内查外调、布控监视、一追到底，使问题得到澄清和水落石出。不应仅凭怀疑，就肆意揪人，利用群众变着法儿斗争逼供。以免使问题扩大化和导致冤假错案。要切实尊重公民的人权。不得恣意侵犯人权。以法治代替人治，实现有良好秩序的法制社会。使老百姓真正得以摆脱恐惧之虞而安居乐业。

一点感慨
    我国古时候，在封建社会残酷统治下，民间曾流行一旬话："关上门骂皇帝"。《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中，女老板阿春有句道白：在美国有两件事很平常，即谈性的问题和骂总统。英国首相梅杰，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被一青年投掷臭鸡蛋弄脏了西服。结果那个青年仅仅被判罚几个英镑（用以洗净西服）完事；并未作为政治事件，追查什么政治问题。在具有现代化文明的民主法治国家里，国家领导人与老百姓都属于国家公民，在身份上是平等的。领导人真正是纳税人的公仆。如果老百姓因为谈论（还不是攻击谩骂）领导人，而被视为冒犯天威，大逆不道，或怀疑有政治问题，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大张挞伐，那将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这与我当年的实际遭遇，相去有多么遥远！四十多年前，我的命运之舟，在狂风暴雨中触礁。挣扎经年，虽然幸免舟覆人亡，但严重创伤留下的深刻伤痕，作为历史的耻辱见证，是永远不能消失的。

留此存照
    四十年代后期，我读大学时，为弥补经济困难，谋点稿费，在平津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作品和译文。现选取手边仅存的的《湖边》、《荒城吟》、《黑暗中》、《冰夫》等四篇，留此存照，作为当年的历史见证，供读者参考和鉴定。
（附1）湖边
    闭馆铃响过了，他丢下报纸，轻嘘一声站起来。
    偌大的图书馆空落落的，只有那几十位每天在这里会面的同学，还在兀兀苦
读，不愿放下书本。
    "真快，不知不觉又十点了。"
    他自言自语地走出图书馆，脑子有些胀，里面充满了：××已展开凄惨肉搏；××吃紧；五百万大钞出笼；××血案续有死亡；凶杀案；大抢劫；自杀昨日数起......眼前遂展开许多可怖的阴影。
    夜风，拂去他的思虑。他走着黑暗而坎坷的路。
    遥遥地由湖边传来一些乐曲和笑语。留声机的"支那之夜"停止后，吉他琴又奏起夏威夷的舞曲，接着又有人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
    他渐渐走近湖边，觉得周身发热。
   "老×，太用功了，来这里聊会吧！"
    向熟悉的声源望去，笑语乐声起处，在灯影里约有七八个人。
    他奇怪小梅怎会混到他们堆里，为了看看还有谁，遂漫步走向湖边。
    果不出所料，还有常被称为××之公子者类。他瞪了小梅一眼，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勉强凑近小梅坐下。
　　"老×，准备放洋吗？放假了，还用功！"一阵讽笑。
  　"老×，刚才我和他们玩半天扑克。湖边比宿舍凉快得多，就是有蚊子。"小梅为他解嘲。
　　夜风在吹。
    "他妈的，食堂又要改吃丝糕了，下月还得上外面包饭。真懒得来回跑。"
　　"上聚英堂吧，菜的味道好。而且，芳芳也在那里包饭，你们天天可以食同席了。"
　　"别开老子的玩笑......报上尽造谣，说什么长春的树叶都十万一斤，谁肯花十万买它？"
    夜风在呜咽，湖上有微微的水波声。
    香烟缭绕，星月朦胧。
    "查理士，明天的‘璇宫艳后'到底看不看？"
    "我得考虑一下，未必有‘荡妇'看着过瘾。这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不
是汤姆？"
    "好大架子，反正已有亨利和泰瑞保镖，你不去拉倒！"
    "好，我去。不过你得借给我那件新的斯麦脱衬衫。"
　　夜风在呜咽，黑云掩去了星月。
    "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十六年前的义勇军进行曲，又在远处澎湃起来。
    "这群家伙，听说明天又要游行。"
    "他妈的，都给逮进特种刑庭去才好。"
    "别看闹的凶，到里面两板子就得叫亲娘！"
    "............"
　　歌声近了，更宏大了，压下他们的笑语。他奔向歌声跑去，两只手有些发抖。
    歌声远了。
    湖上的夜风，吹来了夹杂冰雹的暴雨。
    在飘忽的闪电光里，映照出湖边有一些散乱的扑克牌，被遗在摇曳的草丛。
                                                七月中于风雨之夜
                            （刊于1948年7月《北平日报一凯旋门》）
（附2）荒城吟
　 留在这里的，只有旧日的月光。但月光也格外凄清。
    静悄的月光，爬在时间遗下的残骸上，映照出一只凄迷的梦，摸抚着生灵心底的悸痛。
    这凄迷的梦：
    矗立的楼厦，喧嚣的车马，接踵的行人......灯华闪闪，烟尘迷离，乐音缭绕......女人在媚笑；大腹贾在打着算盘；皮包客在数着钞票；醉红脸的瘦军官搂着舞女狂吸雪茄......无辜的青年抖着镣铐悲歌；瘦弱的皮包骨倒下了，又添了许多褴楼者拿着破碗......
    这凄迷的梦碎散了。
    断垣、颓壁、焦栋、坍梁、瓦砾和泥土，埋葬了一切，压下喧嚣，覆灭灯火。
    在破落的瓦砾堆中，放散着硝烟的气息，和刺鼻的腥污。
    凄清的月光，抚摩着街上暗黑的血痕，陪伴着瓦砾中无数幽怨的灵魂。
    豪华已成过去，遗下是只有丑恶。
    夜风呜咽地吹，倾吐着尘世的凄凉和寂寞，叩打着生灵心底的悸痛。
    于是，血染的道路，又洒上泪珠。虽然现在留下的，只有旧日的月光，但荒城总会唤来遥远的晨曦。
                                          （闻"荒城之月"后作。）
                          （刊于1948年5月6日《北平日报一凯旋门》）
（附3）黑暗中
    从下午就停电，煤油早已用罄。我赶快把饭做好了，可是他许久还没回来。于是趁着不太黑，让孩子们先吃了饭，又对着他们讲几个故事，他们便睡了。在初浓的夜色里，我静静地伫立在窗前，向远天翘望。
    突然一阵敲门声，我惊喜地由黑暗中摸索出去。由熟悉的咳声，我知道是他。
    ——为什么回来这样晚？
    ——下班前就上报馆取稿费，回来时，途中戒严，绕了好多路。你吃了吗？
    ——没有。炉子还没全灭，饭不至于凉。跟你一起吃，对你的劳累，是一点安慰吧？
    ——是，你的话就足以安慰我了。这么黑，那个蜡头呢？......唉！以后稿子也写不起了。笔墨稿纸，还得加上煤油钱，除非半夜爬起来写......
    ——别乱撞，我早预备好了。不过我们得抢着那点光快些吃！
    只剩五个窝头，我刚吃一个，看他疯狂地吃了两个半，于是我又喝些半凉的菜汤，便放下筷子。
    ——你怎吃得这样少？
    ——胃有些不舒服，你快都吃了吧！......喂，赶快把窝头拿到手里，蜡要灭了！我把菜汤慌忙倒在他的碗里，仿佛溅出一些，室内便完全黑暗了......
    ——吃完了吗？碗什么都别动了！
    扑咚一声，他扑倒床沿上，我急忙去拉他。
    ——脚绊在椅子上了，把腿磕得疼。
    ——你倒小心......
    ——妈！妈！
    小萍由床上吓醒了，正好滚在他的身上，很巧地被我抱起来......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发狂。
    又把小萍哄睡了。我疲呆地望着朦胧的窗外。
    ——你看，外面发白，天快亮了吧？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这是你对月色的幻觉。绯，现在是个漫漫夜，黎明，黎明还在遥远哪！
                  （刊于1947年3月1日北平《经世日报一一经世副刊》）
（附4）冰夫
      "嘿——哟呼嘿——"
    粗壮的歌声，颤抖在冱寒里，撕破黎明的岑寂。
    那时湖边没有一个人，但冰上却列着两队短装的工人。举起沉重的附有铁头的木桩。用力地凿下去，又吃力地举起来，砸下去，冰上发出"咯，咯"的声音。每人头上都冒起一团白气。
    随着歌声的起伏，冰上也发着"咯咯"的响声。冰屑飞起来，冰上留下了乳白的疤痕。疤痕渐渐深陷，终于"吃——"的一声，一大块冰被凿开了。
    工人们跳上去，又把它凿成较小的长方冰块，凿冰的工作便完成了。然后开始拉冰。
    两个工人用带钩的长竿一搭，漂浮的冰块，很容易地便被拖到冰上了。然后用绳子拦腰一拴，便可拉起来走。在冰上拉着冰块，看起来不太吃力。最困难的，要算上坡了。
    用木板由石岸斜搭在冰上，成了一个登陆的斜坡。本板两侧立着一些木桩，支持着桥上的重量。
    他们一人一块冰，列成三队，吃力地把冰拉上板头。然后弯着腰，喘着气，拼命的地用手握住斜桥的木栏杆，一步，一步，汗向下淌着......
    拉完了，又唱起粗壮的歌，再去凿冰。
    冰窖里己堆起了亮晶晶的小山，看来相当美。
    淡白的阳光，掠过肃穆的塔尖。湖上仍洋溢着凛冽的冱寒。
    他们慢慢地走向湖滨来休息。每人都穿着败絮破袄，脚上一只小皮船里填满"洋胡草"，很像东北人的"乌拉"。他们黑而瘦的脸上爬满皱纹，一双粗而大的手，皮肤上爬着冻裂的纹痕，露出红的肉色来。
    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拿出旱烟管，点了一袋烟，一面吸着，一面呆呆地望着湖上。一个较年轻的工人由口袋里取出一块褐而硬的窝窝："他妈的，这东西吃多少也不济事，一会儿就饿！"
    "可不是，粗粮愈吃愈能吃。"
    "他妈的，工钱根本不够，粮食还一个劲儿涨！"
　　"二虎子这两天怎样了？"
    "唉，昨天又吐血了，已瘦得不像样了。买不起药，房东还直要涨房钱，不涨钱就撵搬家。他的老娘已哭了好几次。唉，快六十岁的老太太......"
     "我看二虎子一定是拉冰累的。"
     "他妈的，都累死吧，看阔人们在热天还吃冰不吃？"
     "哼！你累死了唬谁？想拉冰而抢不上的人多着那......"
    湖上又唱起了粗壮的歌声，伴着"咯，咯"的冰声，像诉苦，像哀怨，像愤怒，震撼着湖上，抗拒着隆冬的冱寒。
     "嘿——哟呼嘿——
　　嘿——哟呼嘿——"......
                  （刊于1948年2月17日北平《经世日报一一经世副刊》）
    这次肃反运动对我的"审查"，把一个共产党的追随者、拥护者、争取参加者的青年，当作敌人来批斗，使我在各个方面都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内心痛苦而委屈。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基于对党的信任和希望，我写了一份申诉材料，当面交给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常明同志。其中提出肃反扩大化，捕风捉影，仅凭怀疑即对无辜同志批斗，岂非政治迫害！要求做好善后工作。党委将材料束之高阁，没有下文。然而这份材料为我埋下祸根，为以后反右挨整和长达22年的苦难投下伏笔。

11．风雨落英
　　1956年，我转入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综合计划局。当时正值心灵遭受重创之后，精神苦闷至极。这时，在团的会议上，我认识了物资储备局团总支组织委员小何。她是湖南人。参加革命奉调北上，分配到这里工作。她清秀文静，笑带酒窝，有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肌肤白皙。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以后在机关晚会中，曾和她一起跳舞。渐渐熟悉起来，并有了感情。在初期交往中，我给她留下较好的印象。她认为我很有头脑，举止潇洒。她虽年轻，但很老到。她曾侧面向我局上海来的同仁戴小姐打探我的情况。戴对她说："喏，阿拉看他是一个身上落满灰尘的人！"想劝她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小何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她观察我人品端正，心地善良，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身上有灰尘，那是外面落下来的，她要帮助掸掉这些灰尘，还以清新面目。在两人闲侃时，她无意中透露给我的这一心情，使我铭感至极。暗自庆幸遇到一位眼光睿智、思维脱俗的好姑娘。
    当时我听到国家统计局有位身材矮小、类似侏儒的姑娘，别人想为她介绍对象，征求她的要求标准时，她回答说："三yuan一长"（即党员、技术员、工资80元、科长）。这一择偶标准，不胫而走，在一些国家机关广为传扬，成为青年男女饶有兴味的谈资。当时国家机关青年男多女少，比例悬殊。所以这一择偶标准很有市场，并使若干男青年闻之畏怯，甚至沮丧。
    我听了这条趣闻以后，曾嗫嚅地小心试探过小何说："按当前‘三yuan一长'的说法，我除了工资达标外，其他三条均未入流。咱俩相处，你不感觉有点委屈吗？"她听后扑哧一笑说："你咋也忒看重时尚了？我认为，人格是第一位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虽未入党，没当科长，但经过努力，你都能实现。虽非技术员，但你不是业务骨干吗？干吗要去斤斤计较这些呢？我说的对吗？"
    通过这次对话，我仿佛越过一个很高的门槛，心里感到格外愉悦和轻松。这时，在我俩的面前，似乎突然展现出辽阔原野和爽朗晴空。
    其后，我俩常常出双入对。一起在三里河一带各单位，直至北京饭店、文化宫参加舞会。去北海、昆明湖荡舟。在东安市场奇珍阁等湖南饭馆共进晚餐。一个秋夜。我俩在北海的闪烁灯影里泛舟上岸之后，忽然来阵风雨，气温骤凉。两人衣衫单薄，瑟瑟发抖。躲进五龙亭，看到几对恋人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和她灵感所之，立即模仿，两人拥抱偎依取暖。......花前月下，曾经留下永难忘怀的绮丽往事，和一串甜蜜幸福的回忆。
    国家建委的老李，是我的好友。他曾数度与我和小何一起出游，并以相机为我俩留下不少珍贵的镜头。后来老李调往洛阳拖拉机厂。他所拍摄的珍贵照片，也在"文革"中付之一炬，荡然无存了。
    经过一年多相处，两人心心相印。如有几天不见面，心里便有怅然若失之感。这时似乎谁也离不开谁了。
    1957年春暮。有天我俩坐在中山公园临近护城河的长椅上。她斜着身子偎依在我的怀里。圆圆的脸庞，一双大眼睛似睁似闭，稚气中蕴含着圣洁。我抚摸她的手臂说："让苍松古柏和故宫角楼作证，我俩相伴终生吧！你能答应我吗？"她调皮地莞而一笑说："你总脱离不了书院的学生气。好吧！我也奉赠你两句心意：天涯地角，形影相依；海枯石烂，永不分离！"两颗相贴的心剧烈的跳动着......这天，我俩商定在国庆节结婚。然后到王府井中国照像馆拍了订婚合影。并去百货大楼着手选购了一件米黄色有花鸟图案的双人床单。
    人意不敌天意。可怜两颗痴情而善良的心，在沉浸于婚姻希冀的梦境时，反右的魔影已在他们头顶睥睨他俩，并流露出冷酷狞笑呢！
    1957年，农历是丁酉年，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年头。有人说，在政治上它是大灾之年。年初我曾听到坊间流传的一则民谣说："丁酉丁酉，鸡鸣泪流；是非非是，鬼忧神愁！"我对这几句话，感觉有点蹊跷，心中忧疑不定。有天我向小何说了，想听听她的看法。她抿嘴一笑说："我从不轻信什么民谣谶语、卜卦圆梦一类的事。不过，就这四句话的文字表面看，似乎点出了不祥的苗头。别去多想吧！管它呢！"
    时隔不久，伟大领袖经过周密谋划之后，又掀起了整风运动。我有肃反运动挨整的教训，已成惊弓之鸟，深惧因言贾祸。曾不想参加（当时传达可以不参加）。但考虑身为团小组长，又在申请入党，此意难以启齿。综合局整风领导小组召开非党同志（包括团员和群众）座谈会，要求帮助党整风，提意见。人们在左顾右盼，疑虑重重，一再冷场。党支书朱平山号召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希望大家解除顾虑，畅所欲言。这次运动决不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云云。经再三动员，我自忖身为团小组长，不得不硬着头皮带头发言。在几次会上我提过的意见，可归纳为四点：肃反扩大化，伤了一些同志；我国应由人治走向法治，建立健全法制；调整工资工作存在厚此薄彼；对干部重使用，轻培养。会议留下记录。
    待鸣放差不多了，开始收网。党支书朱平山的"三不"保证，瞬间化为诱饵。言犹在耳，却图穷匕现，露出杀机。整风领导小组利用会上的鸣放发言材料，开展反右斗争。
    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一文开始，小何便有警觉的预感，忧心忡忡，不时向我了解一些开会情况。反右开始后她说："我们处的一位姓钱的老会计师，只说了一句‘现在的会计教材老掉牙了，'已遭到严厉批判。"后来钱老因这句话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小何流露出为我担心。我说："如果我也受到批判，你怎么办？"她忧伤他说："别的方面都好说，就怕顶不住政治上的沉重压力。"她的话不幸而言中。
    在八月份，距婚期仅剩两个月时，我不幸被揪了出来。大会小会辩论，后来把我写给国家计委党委对肃反挨整的申诉材料也转到国家经委，从中断章取义，摘引某些字句，张榜示众。结合鸣放发言材料，诬我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除了张贴满墙大字报，还煞费苦心，画了连环漫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在所谓"辩论"（实际是指定专人作专题批判发言）中，甚至断定当年我国已是具备健全法制的法治社会，已有了宪法、选举法、婚姻法、镇反条例、惩贪条例云云。强词夺理，自以为是。今天我国的法制尚在继续健全、力求完善之中。回顾当年那些批判堪称幼稚无知，甚至有些荒诞。但在那个极"左"年代，则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听凭宰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经委大院墙面不敷需用，又在院心搭起了席棚。加之各种辩论会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一时竟使机关大院阴风凄厉，乌云翻滚，混乱嘈杂，恍如庙会闹市。在如此凶狂险恶的氛围中，有关组织方面已一再向小何敲警钟："要站稳立场，与他划清界限，否则后果自负！"她被吓得魂惊魄乱，心神交瘁，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她不得不对我躲闪回避。
    我自料大难临头，不能幸免，内心痛苦至极，由悲观失望而愤懑绝望。那时三里河西北角是乱葬坟岗（后建为13路公汽总站），古木衰草，荒冢枯骨。一派凄绝悲凉。我去那里转悠几次，自叹政治生涯已是日暮途穷。在这种社会里，个人完全是人身依附于组织而生存。一旦打入另册，沦为"贱民"，将永无翻身出头之日。即使苟且偷生，也将立锥无地，生不如死。几番想向老树横枝一挂，了却此生，脱离茫茫苦海。总是尘缘未尽，心有未甘。终于挣脱死神的魔掌，忍辱负重苟活下来。
    有天晚上，街头冷清寂静，我正独自徘徊，不意邂逅了小何。看看四下无人，遂拉她到就近一家不为人注意的小餐馆，找个僻静角落就坐。我要了两杯啤酒和两个冷盘。两人相对，默默无言。谁也无心吃喝。我鼓起勇气说："我想反右这个关卡闯不过去了。我很对不起你。我不想连累你。"她叹口气，摇摇头，冷冷地说："我是团总支组织委员，你说我能顶得住吗？"沉吟了片刻，她继续说："咱俩的缘分，今生只能到此了。把我忘掉吧！相处两年，我总得向你有个交代。我才豁出来同你一谈。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今后，处世为人，要谨言慎行。希望你善自保重吧！......"她来不及说完，语音哽咽，泪水盈眶，强自忍抑。匆匆起身，脚步踉跄，夺门而出。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街角。一颗正在滴血的心灵，如瓷杯落地，完全破碎了。痛苦、悲愤、绝望交织在一起。我经历了人生极度悲哀的一瞬。其后强自镇定。望望两人未曾动过的酒菜，无奈地付了款。嗒然地离开餐馆。在幽暗坎坷的路上，踏着心底的滴血，踽踽地走去。此后再也没到这里来过。
    后来我认识到，肃反运动没挖出将我打成反革命的根据，幸免于难；但写了申诉材料上交，授人以柄，无异于自投罗网。在整风运动中，即使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也是在劫难逃的。反右以言论、文字定罪。没有言论，也能以"腹诽"论罪。掌权人可按上峰首长的意志指哪打哪，不受任何条框约束。我于1955年已注定了一生的命运。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遂致1957年中箭落马，遭灭顶之灾。
    我被划为三类右派。受到撤职、开除团籍、留用察看、行政降四级（由17级降至21级）、工资由99元降为62元的凌厉处分。
    凌空而降的反右大棒，也为我和小何曾经海誓山盟的两年恋情，画上了苦涩至极的句号。她为了摆脱反右的阴影，决心离开这个伤心的环境。藉干部下放劳动之机，积极申请参团（由局长董晨带队），到湖北黄陂劳动锻炼。从此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破镜永难再圆。
    当年在阶级斗争淫威下，以政治划线，不容许亲情、友谊存在。在反右大棒重捶之下，许多幸福温馨的家庭破碎了；多少恩爱夫妻被迫离异分手了！何况我和小何尚在恋爱、未来得及成婚立家的两个独身呢！人是孤苦可怜的。恋情是极其脆弱的。什么海誓山盟，在阶级斗争和反右大棒威慑之下，都是不堪一击的。顷刻问便会灰飞烟灭、化为乌有。我和小何小心翼翼、共同培育两年的爱情花朵，就这样在无情风雨摧残下迅即凋零了。不过，我总想小何在北京的工作环境条件满好，如果不受我的株连影响，她是不会离开北京的。为此，我的心头时常涌现难以拂去的愧疚。多年后依然如此。也许这种愧疚将陪伴我直到生命的终端。
    参加工作八年来，个人艰辛惨淡经营积累的点滴家当，丧失殆尽。一切要从零开始。

菩提无树

12．流放岁月

无情落差
    国家经委表面上共划了25名右派。另有内控及中右等若干，则不得其详。除划为极右以及病号、孕妇另有去向安排外，我们一行18名（其中女士2名）。于1958年3月29日，由保卫科干事石君"护送"，在前门老北京站登车去哈尔滨，再经密山到北大荒八五O农场。凌晨车过沈阳。年迈老父与妹妹，按我预告信息，赶到站台相送。在晓寒冷风中，匆匆数语，不胜悲凉，洒泪而别。
    4月4日从密山乘卡车去八五O农场所属云山畜牧场。在风沙中颠簸前进。由于道路翻浆，凹凸不平，车行吃力。下午抵生产一队附近，司机让我们下车步行，车载箱笼行李自行驶去。道路泥泞，举步维艰。直到暮色苍茫，才抵达云山。人们均已饥渴疲惫不堪。我望见一些人从山上背柴归来，个个垂头沉默，神色沮丧。一望便知是蒙难伙伴。霎那间一股悲凉蓦然袭上心头。
    待石君联系办完手续，场方已开过晚饭。我们新来乍到，只好吃点残剩的玉米渣子和咸菜了。由于住宿安排困难，我和两位伙伴只能睡在四面透风的伙房泥地上。炊事员拾掇利索后，我们从外面弄一些树条子和枯草，铺在湿漉漉的泥地上，摊开被子，和衣而卧。这时涌上心头的是，国家经委六楼上双人间的洁净宿舍。政治无情，从北京的六楼跌落到北大荒的泥地上。真称得上是天上地下的落差。好讲真话、说实话的嘴巴，使自己踏上风雨坎坷的人生驿路，蒙受最严酷的惩罚。当年谁也估计不到，这一惩罚竟长达22年之久。

插上红旗
    次日拂晓。一辆牛车拉着箱笼行李，我们徒步跟随。艰难地跋涉三十多里丘陵山路，才到目的地，生产三队的五栋房。它是背山面水的五栋土房。草皮垒砌为墙，茅草苫顶。房内用树条子和杂草搭成对面两排统铺。每人约有半米宽的铺位。我们像沙丁鱼似地挤睡其上。山脚下的小河，是我们的生活水源。吃饭要拐过山腰，穿越一片树林和有塔头墩的沼泽，去七栋房的伙房。
　　在生产三队住的伙伴都来自北京。包括国家经委、外交、一机、交通、财政、商业、高教、文化、人民银行、新华社以及军事系统若干单位。其中有外交部礼宾司长王卓如；国际货币专家孙方；对外文委丁耀赞硕士；著名电影演员郭允泰、管仲祥、李景波、张荧；剧作家沈默君；《世界知识》高级编辑谢和赓；名记者戴煌、朱启平、钱统纲、朱凤藻、肖离；中央交响乐团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小提琴主力苏风；特技摄影师戚玲；画家杨角；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美工师陈尔真；民革吴绍澍（旧上海付市长）；以及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侨胞等等。各路精英，荟萃一场，形成东北边陲荒原上一个知识分子密集的特殊群体。
    我们到五栋房不久，农垦部王震部长曾来视察，在七栋房山坡上对大家讲话。他仍称我们为同志，语多激励鞭策，听了很受鼓舞。
    我们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一座小水库。抬土筑坝，把山下小河拦腰切断蓄水。计划饲养鸡鸭。
    大家都想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立功"赎罪"，充满向上干劲。用鹤嘴镐刨冻粘土，两人一担抬筐。为了多装，筐上垒筐，最多的抬三筐，至少有三四百斤。时常压折扁担。两人小跑上坝，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谁也不甘落后。我的肩头压得红肿。两腿劳累过力，早晨下床竟不会迈步。
    我和国家经委高敏一付抬筐，往来奔跑，表现突出。指导员刘文（部队专业军官）给予表扬，并插上红旗。
    每天吃玉米大渣子、小渣子，无副食，佐以咸菜。伙房把积攒的锅巴抬出来处理，大家一购而光。有人嚼着干硬的锅巴，觉得口感香脆，昵称其为"北大荒饼干"。
　　住的土房，四壁透风。屋顶漏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滴答。从房草间隙曾掉下青花蛇。睡的铺位，稍一翻身便被邻居挤占。常闹"边界纠纷"。我的紧邻，大尉作家沈默君曾戏说："我在北京家住14间房，现在只有55公分。我干吗要争这一两公分呢！"
　　为了自己动手解决副食，我们曾开垦一片坝田。砍去树木和荆棘。用人拉十几根绳套犁地，扮演了牲畜角色。地下的树草根须交错，铧犁寸步难行，干不多久，人已大汗淋漓。开垦了这片生荒地后，水库竣工，机构变动。未及播种，已人去地荒，又是蒿草萋萋了。
    有天深夜，大家正酣睡时，我被尿憋醒。出外小便。猛见伙房着火，房草已烧光，梁木支架正在燃烧。我高呼："着火了！"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跑出来，抄起面盆等一切可盛水的器皿。从小河排成一列长队，传递水盆，向伙房泼水。折腾许久，才扑灭大火。如发现再晚，殃及宿舍，五栋房家园将毁于一旦。
    在五栋房修水库期间，虽然面对三关：生活艰苦、劳动繁重、精神上有压力；但指导员刘文尚能掌握政策，善待我们，有批评，有表扬，长于鼓舞士气。五一节甚至为大家组织文娱晚会，以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晚会上，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探戈"；一些女伙伴主动邀请刘文跳舞，均遭婉拒；李景波的单口相声和二胡独奏《良宵》，很受欢迎，赢得热烈掌声。这一期间的劳动生活，大家心情较为舒畅。遗憾的是，听说指导员刘文的这段出色工作，后来被场部评为右倾，而被下放劳动了。
    水库土坝筑起来了，被命名为"五一水库"。我和伙伴们陆续离开五栋房，安插到其他生产队。后来这座土坝，在遭遇第一个雨季时，便被冲出破口，不得不加以修补。

履艰历险
    我从五栋房分配到"十八公里"（地名）。因住房过挤，被安排在转业官兵宿舍靠门边铺。这些人对我冷漠，从不搭话，似乎没有这个人存在。他们来自南京，常模仿公交车售票员报站名，如"中华门车站到了，请下车......"还常谈夫子庙小吃，流露出对南京和城市生活的怀念情结。后来他们考虑，与我共宿有诸多"不宜"，而设法让我迁出。当时我琢磨，以政治在人群中强行划线，煽动对立和仇恨，给许多人造成精神创伤与心理裂痕。以后很难弥合，更难水乳交融、相处无间。其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
　　根据生产需要，我们调动频繁，屡屡搬迁。人员经常打乱，重新组合。每次挪窝儿，都靠自己肩挑行囊用物，走数十里，不胜其苦。
　　农村的活路，接连不断。播种、薅草、间苗、夏锄、耪地、秋收、打草、割条子、圬墙、苫房、熏肥、脱坯、烧炭、伐木、修水渠等等。从春忙到冬。我深深体会了：农家无闲日，四季是忙人。
    在这里，忙累中还不时遭遇艰险。有一天我们在空旷豆田锄草。突然雷雨交加。一个霹雳在身边炸响，衣袖受到冲击波而剧烈抖动，硝硫气味刺鼻。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是旷野里的最突出导体，急忙卧倒于垄沟。瞬间又有霹雳在近处炸响。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感觉实在太惊险了。
    其后我们转移到东工区。每天涉过几百米水塘，用大钐刀打饲草。有天晚上接到次日突击麦收的命令。大家要磨镰刀。白天打草时，磨石都放在打草工地上。排长派我去取磨石。我在夜色中涉过水塘，靠记忆摸索到十几块磨石。返回时，天水茫茫，迷失了茅径。找不到来时的小路，心里有点慌乱。靠观望周边山形轮廓，几经来回转悠，才勉强摸回住处。指导员了解后说，草场夜里常有狼群出没，怎能一个人去呢！我听后惊骇不已，闹个后怕。
    麦收正值雨季，须抢时间突击。拂晓下田，天黑收工，称作"两头看不见，中间一顿饭"。机耕播种，田连天际。每人把十条垅。从打腰、捆个学起。往往前后拉开很远。指导员不时巡视检查进度和质量。我感到手忙脚乱。到收工时，胳臂、手腕都肿了，腰像折了。
    农活间隙，又去脱坯。两手泥巴，偏偏蚊虫、小咬肆虐，叮得眉头脸颊痒痛，又无法拍打，令人恼火。有一天骤降瓢泼大雨。排长金星（八一电影制片厂技师）胆小，不敢下令停工回队部避雨。附近空旷，只好呆立坯场，任风狂雨虐。这时，心头郁积沉淀的凄楚悲伤，翻腾奔涌，难以控制，藉大雨掩饰，痛哭一场。雨过之后，人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当然谁也看不出我的脸上在雨迹间的泪痕。
    在生产一队秋收时，因宿舍过挤，我被安排在马号睡觉。马的屎尿气味呛人。蚊虫、小咬、牛虻、跳蚤全面围攻。马嚼草料声彻夜不停，不时还有喷嚏声。这些搅得很难入睡，头晕脑胀。白天活计又十分紧张。折腾得几乎病倒。不亲历其境，难以感知其中况味。
    其间曾发生过两次山林失火。我们参加了灭火战斗。进入深山。追踪蹿动成片的火花，用树条子扑打；或赶在火头前面打防火带。战斗很艰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皮肤被划破，头发眉毛被燎，衣服被火星烧焦，大家全然不顾。甚至发生人员失踪。直到彻底扑灭山火才收兵。

完达山的冬天
    北大荒的十月，杂草枯萎，树叶由绿转黄，黄绿斑驳，或由嫣红染成暗赭。不知不觉中，多彩似锦的秋天，脚步渐行渐远了。我们奉命进入完达山。肩挑沉重行囊，沿着蜿蜒山路，跋涉六十多里，到达我们过冬的马架子。它是先遣伙伴为我们搭建的，坐落在山脚下，傍依一条缓缓流淌的清冽小河。周遭山峦环抱，林木蓊郁。马架子是三角形的大长窝棚，很像列宁在拉兹里夫的油画上的窝棚。它以长元木和树条子作构架，苫以茅草。两侧无窗眼，一端留个木板门。里面有对面两排统铺，铺以树条子和杂草。我们就挤睡在上面。统铺中间的甬道上，挖有四个坑，作为拢火取暖的火塘。在立柱上挂两盏马灯，以其昏暗微光来照明。关上门白天也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堪称"绝对黑体"。马架子以南，在稍低处靠山搭建一座土坯墙茅屋，作为伙房。在山坡上挖出二十多级梯径，与马架子相连接。在这深山野谷的孤零零的窝棚里，我们要度过漫长而凛冽的冬天。
　　我们十月进山，在十二月以前的两个月里伐木放树。三人一组，一盘大肚锯。这是危险性的技术活。不经培训，无人传授技术经验，全靠自己摸索瞎闯。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一些要领，例如伐树前要看明倒向，排除障碍，留退路，先拉下锯，后拉上锯，以锯交口控制倒向，等等。在生产上曾付出血的代价。进山不久，刘琛（中粮公司总经理）、施宗仁（国家经委干部）等不幸被树砸死。孙承武（青年画家）被伐倒的树冠"回头棒"打得头破血流。
    隆冬积雪没膝，朔风咆哮，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在山林中作业，眉毛、胡子、鬓角、帽沿、胸口等哈气所及之处，都挂上白霜。作业前先拢堆篝火，要及时烘烤双手，以防手指冻僵。午饭的玉米饼子和咸菜，由专人背送，也靠篝火取暖进食。渴了喝融化的雪水。有时送饭人迷了路，直到太阳偏西才能吃上午饭。
    密林深处常有各种野兽出没，山间积雪上，兽蹄鸟迹交错。单人进山相当危险。转业军官出门时荷枪实弹。我们只有木棒。
    晚上收工时，每人要拣回一根干树枝，供火塘添柴取暖。晚饭后每班十来个人围在火塘边烘烤。棉胶鞋、鞋垫、毡袜、手套、裤脚等雪湿衣物，如不烘干，夜里冻硬，翌晨无法穿用。有人以搪瓷盆化雪温水。火塘周边热气腾腾，五味俱全。靠近火塘，烟熏火燎；离开一米远，手指立马冻僵。夜间睡觉时，盖上厚被，压上棉大衣，头部蒙上棉袄，连袖筒也要窝回来，以免寒气袭人。翌晨醒来，被头、棉袄周边，哈气所至，皆凝挂白霜；伸手触摸，寒彻心骨。
    夜间监视火塘和添柴，由不能出工的病号值班。有一夜，看火的病号坐在火塘边打起盹儿来。恰巧树枝崩出火星落在对铺伙伴的被子上，燃起尺许火舌，即将舔及马架子棚草。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茬口，我起来小便，发现火情。急喊对铺伙伴，他由于疲累而昏睡不醒。我情急之下，跳下统铺，越过火塘，用拳头敲打，才弄醒火舌下的伙伴们。大家慌忙下地，把燃烧的被子抱到外面雪地上踩灭余火。折腾个把小时。慌乱中，我的一只皮棉大头鞋踢落火塘烧焦。倘若发现火情稍迟，一旦马架子失火，人无法逃出。逃出去也会立即冻死。后果不堪设想。
      山下小河已冻绝底。伙房用水，全靠融冰。每天派人值班，以鹤嘴镐打碎冰块，用麻袋抬回伙房。河冰融化的水，由于落叶浸泡等原因而颜色暗红。伙房顶棚挂许多冰溜，很像钟乳石，不时滴水。炊事人员都在铺位上面张挂塑料布接水。四周墙上布满冰霜。大家戏称这里为"水晶宫"。
    天寒地冻，用水紧缺。洗漱、洗衣都很困难。早晨很少有人洗脸，脸孔都是脏兮兮的。内衣都生了虱子，甚至虱子抱了团。
    每天的早饭、晚饭都是玉米面糊糊。各班由值日人员，负责到伙房给本班人员打饭。用一个木板钉成的大木槽，由伙房按人数打给总量。抬回来，在山坡上分饭。用小勺依次分给排队等候的人们。经两三轮均分，使每人所得的差不多。最后，槽底槽帮所剩残余，放开由个人用勺自行刮取，刮下来的已是冰碴了。那些在冱寒风雪中排队喝糊糊的伙伴，面孔脏兮兮，衣服破损（被山林树条刮损），瘦骨嶙峋，最后望着空饭槽流露出无奈的眼神，看了让人揪心。谁能想到，这些流放改造的众生相，是来自首善之区的知识分子精英呢！在这荒山野谷里，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了！
    十二月中以后，开始把伐倒的树去头、截段、集堆。靠小爬犁或抓钩抬拖，利用山林冰雪滑行。林间无路，山势起伏陡峭，集柴运木，吃力而危险。有一次我在大堆木垛下作业，突然坡上大木堆散垛，木材纷乱向下飞滚，有如滚木擂石战场。幸好身旁有小堆木材，在万分危急刹那，我急忙下蹲。靠小木堆遮护，滚木凌空掠过头顶飞下，仅把帽子砸飞，头受轻伤，嘴唇垫在木堆上被牙磕破，满口流血。苍天保佑，危难中拣回一条命。当时有位伙伴戏说："你头上的‘帽子'被打掉，是个吉兆！"听了让人哭笑不得。

当班长始末
    四月，雪融冰消。小草为山坡抹上新绿。树木开始抽芽放叶，绚丽山花又在林野间搔首弄姿。春天的脚步悄然重返人间。我们对大自然景物的变化，似乎有些麻木而无情趣欣赏。旋即奉命下山去云山水库西工区修建养鱼池。路上遇到冬天在荒原上刨冻土挖水渠的女伙伴，脸上都有冻伤，呈烂苹果颜色。她们说，平野比山里还要冷。路过"十八公里"，看见我们去秋起早贪黑抢收割倒的大片玉米，依然原样躺在地里，但是玉米棒上的粮食已被麻雀、田鼠和野猪等糟蹋得所剩无几了。只生产，不归仓。空赢得开荒、播种面积的图表成绩，而田野现场却令人触目惊心。
    在云山水库西工区修建养鱼池期间，曾开过班的学习会。我又一次冒失地给排长提点工作意见，竟使孟宪堂排长大为光火。恰巧此时五栋房生产队向我们排要一个班的劳动力。按常规做法，将现有的班拨出一个便可以了。但是这位孟排长却独出心裁，把全排的十几名老弱和妇女知识分子抽出来，组建一个新班，并"提拔"我担任班长，率队去五栋房。
　　当时劳动任务繁重，时时处处都有农场干部严密监管。工作进度上不去，完不成任务，都要遭到训斥、挨抠。让我负责这样的老弱班组，注定是吃力不讨好，日子不会好过。这显然是暗中整我，对我进行恶意报复。把我们当包袱甩将出去。但在当时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好"小卒过河"，硬着头皮往前拱。
　　从编班登记表上，我发现有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张郁棠，是燕京大学三三学号校友。他比我早入燕京十几年。无情岁月和坎坷遭遇，使他过早衰老。干活缓慢，反应迟钝，若不胜重荷。我在劳动中，尽可能适当照顾。
　　从春到秋，我和这个老弱班，在大田劳动上苦撑几个月。各种活路，总是力不从心，再拼也撵不上去。经常被其他单位拉在后面。不时被领导点名批评。使我这个班长处境尴尬，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在工作会议上躲在旮旯，抬不起头。
　　农活干一段落，队部要我们上山割条子。挑选直溜的各种幼树割下来，捆好背回队部。每捆有几十斤。山径蜿蜒崎岖。每天背十来趟，活计很累。有一天，在背条子中途歇脚时，张郁棠和在场的两三个人，对伙食差，吃不饱，发几句牢骚。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位好打小报告背后整人的杨某，曾向我汇报此事。我认为不过是几句生活牢骚，不算什么问题，没当回事。加以活计忙累，就把这事忘却了。
    杨某观察班里没有动静，背地里又向教导员李惠作了汇报。他除了汇报张郁棠的牢骚，还告了我一状，诬我包庇老同学，对反映的问题隐瞒不报，立场很有问题云云。他一箭双雕，手法相当歹毒。
    有一天晚饭后，在暮色苍茫中，各班、排在庭院集合。教导员李惠在例行训话中，按杨某汇报的内容，声色俱厉地对我点名批评，宣泄了对这个老弱班的积怨和不满。当场宣布撤消我的班长职务，解散了这个老弱班，将人员分散插入其他各班。我向新班长报到。由该班开会对我批判，还酝酿给我贴大字报。当我将前后经过情况如实加以解释后，大家心知肚明，认为是小题大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是继1957年我被撤职后，又一次遭遇撤职。
    撤消受罪的班长职务，如释重负。这对我是个解脱。但在改造的道路上，又被记上一笔，无疑是闷棍的沉重一击。那天夜里，思想斗争激烈，心情非常痛苦。深感反右流放，人生已堕入谷底。如今再遭打击，改造前途，茫茫无期，生存已无意义。大家都是从北京流放到此边荒，不能相互体谅共度时艰，竟还有人落井下石，萁豆相煎，踩倒同伴以求自荣，世间何以如此阴险恶毒？这样的诡谲尘寰还有什么值得留恋？我虽有高堂父母，尚可由弟弟妹妹奉养。自己孑然一身，了无牵挂，何必再在痛苦煎熬中挣扎？......当时萌生了悲观绝望的闪念。把心一横，想趁黑夜去后山树林上吊，以了此生。刚下地摸到房门口，听到庭院似有轻微的脚步声。怕彼人发现，不但死不成，还要遭到更严厉的批斗。于是我又摸回铺位谛听动静。这时猛然掠过闪念：我不过响应号召，讲几句真话、实话，问心无愧，何罪之有？不能蒙冤受辱而死，再被扣上死不改悔、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总会有乌云散尽，重见天日，还我清白的一天。我倒想看看那些掌握民命生杀大权的人们如何下场。要坚强地活下去。辗转反侧苦思良久。最终，我战胜了眼前死神的诱惑，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逼入绝境
　　记得来北大荒不久，指导员传达：全国正搞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每餐六菜一汤，有鱼有肉云云。当时我心中怀疑，天天享用美食佳肴，全国偌大一帮人口，享用的鱼肉从何而来？1959年春季以后，再也听不到这类豪言壮语了。到了夏天，吃饭开始限量，每天只能吃半饱。指导员解释说，雨季道路不好，粮食运不进来。过了雨季，道路干爽了，口粮不但没恢复，却继续减少。最后减至每人每天七两毛粮，折成品粮还不够半斤。领导上也无法解释了。农场为了捞钱，有时以豆腐渣和荞麦面炸丸子，每斤一元。我们也偷偷地排入长队来买，装入小油布袋，聊以解饥。场部有时以豆面加点糖，作为"代乳粉"高价销售，往往供不应求。当时活计依然又苦又累。大家忍饥挨饿，只有强打精神应付差使。
    紧跟极左路线的脚步，农场各级头目对我们的态度日趋冷酷，歧视加剧，凶狠野蛮，常无端训斥。甚至在活计紧张时，完不成任务不给开饭，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或以不给摘帽、不让回北京相威胁。我们在精神上压力日益沉重。如果说初到北大荒时，农场还拿我们当人而善待劳动，那么以后就逐渐变成虐待和奴役了。我们的处境有如劳改犯，但还不如劳改犯，劳改犯有期而我们无期。
    在这个流放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为了挣脱桎梏，早日摘帽回城，某些被指导员任命的班排长，与个别居心叵测的小人，追随领导屁股后面，甘当鹰犬，为虎作伥。或克扣伙伴饭食，不给病伤休假；或打小报告，背后整人等等。
    两年来，不少伙伴出现后顾之忧。有的老婆闹离婚；有的家庭经济拮据，难以为继。那年月，只身流放边陲，无不想家盼信。有书信到来，又怕发生变故，往往怯于拆看。个中况味，一言难尽。有些伙伴，在内忧外压之下，一旦遭受意外打击，万念俱灰，陷入绝望，而寻短见。如曹尔驷，因侨居英伦的老父寄来奶粉，在宣布撤消我的班长职务那次大会上，教导员李惠对他也作了严厉的批评，痛斥其贪图享受、有损国格。曹不堪凌辱，当天深夜投井自杀。也许那夜我听到庭院的脚步声，正是他在走向水井。如果是他走向死亡的脚步，惊扰了我走向树林上吊，那就是他阻止了我的一死，而使我活下来。果真如此，把他的冤情公之
于世，应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交通部子弟学校校长佟蔼成，是河南人，初来北大荒时，上工路上常哼几句河南梆子。看来很达观。后来因孩子多，生活困难，老婆又离婚走人，家事无法收拾，遂在树林中自缢，一死了之。等等。
　　成都军区的中尉军官杨泰泉，从到北大荒后，不讲一句话，甘当哑巴。有一次我和他共用一根扁担抬筐干活，我曾对他好言相劝、苦心开导，但他像什么也没听到一般。指导员曾对他有所批评。他心坚如铁，咬定牙关，不再开口。我想，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后期他因饥饿劳苦折磨而不幸殒命于北大荒。
　　1959年秋，有些老弱和妇女知识分子，调离农场回关内劳动。倘不如此安排，从其体质衰变和环境恶劣情况估计，他（她）们中多数人很难熬过第二个严酷的冬天。
　　1959年冬天，由国家机关党委、国务院人事局和流放人员的原单位，组成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根据农场汇报，为少数人摘掉帽子，安排回城工作。其中有常向人套心里话，四处闻风，背后打小报告，拍领导马屁的国家经委C某、商业部Z某等人，虽劳动一般，却得以摘帽回京，为人所不齿。
    严酷的境遇中，我也曾遇到过两位好班长，关爱伙伴，不背后整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国家经委的胡一章（金陵大学化学系毕业，平反后移居美国）。另一位是刘蔚文（部队军官），在严冬山林里，他曾两次套得野兔。派人在树林深处，用脸盆融化雪水，调以酱油糕佐料，偷偷烧熟了，分给全班人员共享。这样善良的人，总让人怀念。我相信，他们也能善有善报。
最悲凉的大年夜
　　山中无历日，寒尽始知年。  1959年冬我们二进完达山。不知不觉中赶上春节。两年来没看过饺子，不知肉味，后来连饭都吃不上半饱。春节到了，平淡如水，无一丝节日气氛。世人欢跃，我们忧戚。除夕，在两盏马灯的昏暗微光下，我们各坐在自己的铺位。触景生情，谁也难免回忆如烟往事和思念远方亲人，无法拂去内心隐痛。共看灯火应垂泪，一夜忧思两地同。指导员想搞点文娱活动，改善一下沉闷气氛。要求大家强作欢笑。由于搞不出什么节目，只好让大家唱歌。当时我真想找个偏僻角落大哭一场。我难以唱出歌声，而是两眼噙着泪花跟着哼哼的。马架子被呼啸的寒风震撼着、拍打着。马灯微弱的光影随之闪烁。又是苦难的一年，随着闪烁的灯火悄然飘逝了。此时此刻完达山里的除夕，使每个人的心头都如打翻了五味瓶，弄不清是啥滋味，恐怕更多的是辛酸和愁苦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刻骨铭心的最悲凉的大年夜。
　　有天早晨，轮上我和一位伙伴值日，给本班打饭、分饭。分完了饭，我回马架子取垫肩，在黑咕隆咚中听到排长（流放来此的电影演员张荧）正在催促一位病号去上工："一个人身体病倒了，不要紧，还可爬起来；就怕思想病倒了，再也站不起来了。"沉默。没听到病号的答话。
    各排人员都已走向深山出工去了。我和值班的伙伴把饭槽子抬送回伙房，刚离开没走多远，被指导员喊回来。他要我俩暂时不去上工，在附近砍几根直溜的幼树，找绳子扎成担架，向分场送病号。后来得知就是躺在马架子里的病号。排长催促不起来，报告了指导员。指导员令卫生员（部队转业人员）去查看。他用手电一照，见病号脸色发青，嘴唇哆嗦，已不能讲话了。指导员了解以后，即安排去分场诊所抢救。
　　我们还没鼓捣好担架，从山沟中驶来一辆马拉爬犁（木制雪橇）。爬犁拉来一口白茬棺材。它是分场运给头两天死在马架子里的一名流放知识分子，以装殓其遗体。
    棺材被抬上山坡以后，指导员又命令停扎担架，利用回空的马爬犁运送病号。几个人把病号抬上爬犁以后，指导员说，盖的被子不够厚，怕路上冻坏。我说："我有件棉大衣，给他盖在被上，可免冻坏。"指导员点点头，我急忙跑回马架子，取来每天盖在被上的灰棉大衣一一它是我读大学时，美籍教师鄂佛吉（Mr．Overzeti）送给我的一一为病号盖上。指导员决定由两人护送，我留下来仍进山作业。马夫扬起鞭子，马拉着爬犁兹兹滑行，向着迷蒙的远方驰去，不久便消失在茫茫的雪尘里。
    后来打听，才得知这位病号是早年留美的学子。为报效祖国归来，在一机部工作，名叫屠双。家里曾给他邮来几块月饼。他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咬一小口。几块月饼竟吃了一个多月。他患有冠心病，沉疴缠身，经受不住恶劣遭遇的摧残，终于支撑不住而病倒了。在病得不能讲话的情况下，排长还催促他去上工。这次送往分场，要走几十里山道。在冰天雪地的酷寒山野间，躺在爬犁上，一路颠簸，任风狂雪虐。分场只有简陋的医疗条件。他能否生还，真不敢想下去。
    过两天，护送病号的两个人回到马架子说，爬犁走出十几里地时，掀开蒙头的被子一看，病号已经悄然咽气了。真想不到，美籍教师给我的灰棉大衣，最后竟盖在留美归来的学子身上，伴送他走向飘渺的天国。这实在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我以这件灰大衣为其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添上些微温暖，也许能留给他一丝宽慰吧！
    这件棉大衣，每夜我都压在被子上，使我赖以支撑度过艰辛的岁月。它仿佛慈母呵护孩子似地伴我入眠。它背负酷寒，给我以生存所需的温暖。靠了它，我苦熬着黑暗落寞的沉沉寒夜，苦熬着冰封雪覆的漫漫严冬。每当我抚摸到棉大衣的黑毛皮领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如今它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要顽强地战胜严寒，坚毅地活下去。决不辜负母校老师的隆情厚意。
    这个冬天，继续搞集材运木。把散乱木料集中归堆，运到山坡楞场。然后用拖拉机牵引大爬犁，通过冰雪道运往新电锯厂加工。
    为了抢运，我们两班倒。用撬杠把粗大原木滚装到爬犁上。每次装三四立米，约一个小时拉一趟。
    上夜班时，由傍晚到黎明。在白雪皑皑的山林深处，拢堆篝火。装运间隙，围篝火而坐。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默默地苦熬着漫漫长夜。这时，森林湮没于黑黢黢的夜幕。在篝火的闪烁照映下，朦胧树影像幽灵似地不时飘过眼帘。寒风偶或卷来远方若隐若现的狼嚎，恐怖而凄凉。劳累困倦，使人坐着打起盹儿来。一机部的张菁华总要走过来拍拍肩膀唤醒："千万别睡啊！以免作病！"当时我心头一热，止不住想，这么憨厚善良的人，怎么会发配到这深山野谷来呢！？老天爷真没长眼啊！
      当冰雪化尽，爬犁便不能滑行。我们又改用木轨车向山外运木。那是以柞木方材代替钢轨。把卡车的轮子扒去外带轮胎后，靠铁轮箍卡在木轨上运行。每车约装四五立米。十几个人以绳套向前牵引，弯腰铆劲儿，如同纤夫拉船。一路上抛洒汗珠，迈出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前进。当年我们就是以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运用和改造现代文明。
    堆积如山的原木终于运光了。我们再度告别完达山的原始森林，回到荒原上去干农活。

死亡场
    挨饿将近一年，劳动又繁重，我们的身体日趋瘦弱。浮肿病象瘟疫似的扩散开来。身体基础较好的，还可勉强支撑；身体基础差的，走路都打晃了。大家都意识到，生命的火焰快要熄灭了。有人在路上看到牲口啃过的萝卜头，拣起来便送到嘴里。有一次伙房拉来一车作马料的小玉米棒，用大锅煮熟了，让大家放量啃吃。我吃饱不久，腹痛难忍而呕吐，把吃的玉米全吐出来，病了一天。还有一次，熬南瓜小米粥，米汤里没有多少米粒和南瓜，让大家放量喝。我记不清喝了几大碗。喝完后但觉胃肠涨满，如同大水袋。我无法活动，只好缓缓躺在山坡上，静待米汤向外走动。那时都愿意给伙房挑水，炊事员能赏点锅巴、或做豆腐的豆巴，聊以解饥。外援基本上断绝。有位伙伴家里邮来一盒糕点。他到邮局领取时，只得到六块小木板和包裹皮。邮务人员说，盒内东西中途被"鼠"吃掉了。他还得照章办了签收手续。
    有一天，细雨蒙蒙。我们给场部抹屋顶。到快收工时，传来紧急命令，抽出四人去五栋房送饲料。这四人提前吃饭，每人背50斤玉米，拿着手电上路。至夜半有三人先后到达。最后一人，直到翌晨才发现躺在路边，已奄奄一息。粮袋不知去向，眼镜和手电也不翼而飞。用平车将其拉到五栋房，没抢救过来。这位殉职的伙伴，是国家侨委干部，海外归侨张建淼，年仅二十多岁。在其破烂衣服的贴身里兜中，发现七百元现钞。据知情者说，是他准备结婚用的。一位回来报效祖国的风华正茂青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留下个费解的谜团。
    北京新华书店的S某，思家心切。一天凌晨悄然出走，步行六十多里，从湖北站乘火车溜回北京。甫到家，原单位、派出所、街道等三方面，天天上门"批判教育"。勉强呆了半个月，被人"护送"回北大荒。排里对他开个批判会了事。
　　忍饥挨饿的艰苦生活，沉重劳动，遭受冷漠歧视和威胁训斥，使这批流放知识分子的身体日趋衰垮，精神濒于崩溃。农场对这批人毫不怜惜，逼压日甚。时常传闻有些人在饥饿劳累中被折磨而死的信息。我们为解决饥饿，寻找一切可能机会而绞尽脑汁。挖野菜，采食野生植物。收割庄稼时，偷摘生吃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碰上萝卜地，抓起萝卜，撸一下泥土，便大口吃起来。靠这些机遇，使濒临死亡的人得以存活，免于沦为饿殍。但这只能济一时之急，而不能根本挽救垂死的厄运。后来终于出现了大死亡的骇人悲剧。
　　1960年10月13日，一个不祥的日子。在小云山四队的七虎山，冒雨抢收黄豆。因为路远，凌晨三点起床。每人吃两个鸡蛋大的黑馍，一碗空汤。另发两个黑馍作为午餐，由个人自带。匆匆饭罢，凄厉哨声急催出工。队部有人带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
    北大荒的十月，秋寒已浓。当年雨水多，有些秋涝。一路上多是烂泥塘，脚踩下去，烂泥深及小腿。有人鞋带没系紧，往往把鞋陷入泥塘，很难拽出来。泥泞坎坷之路漫长。大家走得已感精疲力竭了，才陆续到达豆田。因为天还没亮，看不清庄稼，暂坐地头待命。秋风吹来，瑟瑟发抖。
    天色朦胧，队部命令下田开镰，每人包两条拢。众人一字排开，摸索前进。杂草丛生，深可没膝。豆颗稀少并矮于杂草。垅与垅分界模糊不清。割豆子时，只能在草丛中搜索。
    开镰不久，阴沉的天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们顶着秋雨，穿行在湿漉漉的荒原草丛中，衣服都湿透了。手抓洒满雨水的豆秸，感觉凉彻心骨，手指麻木。田垅漫长，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在秋风秋雨中艰难地搜索前进着，似乎心在一步一步地下沉。
    大家前后错落拉开很远。干了不知多久，队部传下来命令，可以吃午饭了，饭后就地休息片刻，然后继续干活。
    每人携带的两个黑馍，几口便吃下去了。处处泥泞、积水和淋湿的荒草，使大家只能站着休息。小雨时疏时密地下个不停，有人穿的棉袄都湿透了，从里往外凉。为了干完两条拢，大家很快又开始搜索前进。天色渐渐暗下来，估计时近黄昏。阴沉的天空依然飘洒着零星的雨丝。田垅已可望到尽头。这时队部下令收工。大家聚拢集合，准备撤出豆田。田边到泥泞归途之间，横亘一片水塘，约有二三十米宽。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涉水。水深没膝，有的地方可齐腰。有几位体力不支的，由同伴搀扶，或两人架一人，吃力地向路边挣扎。
　　大部分人上了路，有少数人还在趟水。这时已暮色苍茫了。教导员李惠和几个队部人员提盏马灯为前导，在烂泥道路上开始奔上归程。后边的人越拉越远，首尾逐渐不能相顾。
　　后边的人很焦急，用凄哀的声音呼喊："前边等等我们吧！"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别把我们丢掉了！""救救我们吧！......"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微弱了。其中古籍出版社侯德麟的清亮嗓音，听来格外显得凄凉。教导员等停下来，高举马灯，大声训斥说："你们快点跟上来！不要磨蹭！"说完又继续向前赶路。这样前后呼应几次，最后一切声音都在沉沉夜色中消失了。
    我意识到，这里环境陌生，夜色漆黑，在荒野的烂泥道路上，落后掉队，会迷路、遇险和死亡。虽然筋疲力尽，周身疼痛，瑟瑟发抖，也只有咬紧牙关，拼尽余力，不让那盏马灯昏暗微弱的光点从视野中消失。
    这时忽见前面路边有个黑影坐着不动。我警惕地走近一看，竟是国家经委的马镜亮。他是和我同车流放北大荒的，互相熟悉。我问他："老马，怎么了？能走动吗？要我扶你吗？"他说："我休息一会儿，没事，你先走吧！"我了解他以前体力好，干活总打头，于是放心地说："那我先走了。你也尽快回队部吧！"这位抗美援朝回国的志愿军人，在整风中对单位人浮于事、工效不高仅提一句"鸡多不下蛋"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我设想到，他那生命的旺盛火花已耗到尽头，再也没能走回队部，和我说的两句话竟成了诀别。
    后来了解，在归途中远远落在后面的一大批人中，有两人在水塘附近便倒下去了。有几个人靠伙伴架着勉强支撑往回走，已经说不出话。大家在路边一片树林里停下来，安排重病号靠树坐下。找来一些树枝和杂草，拢起一堆篝火。烘烤一些时候，病号情况并未好转。从跳动的火光中，看到病号瘦骨嶙峋的苍白脸孔，让人揪心。淋湿的衣服升腾着缕缕热气。这时先回队部的伙伴们送来热汤和馍，设法喂给病号，但他们已经张不开嘴，不能进食了。他们眼看着嘴边梦寐以求的食物，悲愤地离开了苦苦挣扎将近三年的这片黑土荒原。伙伴们把这几个病号连同马镜亮等抬回队部，安放在食堂地上。以手测试，尚有微弱鼻息，胸口犹有余温。找到四队卫生员来抢救，他只看了看便冷漠地说："没救了！"话音刚落，人已扬长而去。用电话向分场呼救，只得到冷冰冰的回答："明天再说！"抢救人命是刻不容缓的事，怎能等待明天呢！在当权者心目中，右派分子人命卑微，形同草芥。
    这一夜，包括水塘附近倒下的两人，共有七位伙伴，带着深沉的憾恨，撒手尘寰，把历尽坎坷磨难的遗体，长埋在小云山的黑土坟丘里。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除马镜亮外，还有一机部归国华侨、业余作家刘湖琛；军事测绘学院讲师唐弈骅；人民银行总行干部陈伯龙、许科长；部队上尉军官孔庆忠等等。刘湖琛自来北大荒后，每晚坚持写日记。熄灯后，他用自备手电微光照明来写。积累了许多素材，未及整理成书，人己撒手尘寰，魂断小云山。爱人被逐出北京，下放吉林白城子。可怜四队田边骨，犹是贤妻梦里人！文章未竟身先死，长使亲朋泪满巾！三年来，流放到此的知识分子，陆续发生公亡、病殁、自杀、失踪等情况，大家已司空见惯了。但在一夜间突然死亡七个人，尚属首次。虽然农场极力淡化和低调处理，但在流放知识分子的心灵上，仍然掀起强烈震撼。不能不思索，流放知识分子的生命，已贱如草芥蝼蚁。这七位本不应早逝但却遽然死去的人，不正昭示着尚存者明天的命运吗？这条改造的必由之路，要把知识分子推向何方？面对即将降临的第三个严酷的冬天，想到风雪迷漫的茫茫征途，真令人不寒而栗。                  

告别荒原
    1960年，第三个冬天悄悄逼近了。我们又回到五栋房。听说要进山烧炭。每餐吃一碗水煮豆饼渣。  12月初，中央再次派来考察团，与农场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据透露，除少数人仍留北大荒外；其余的，少数摘帽或回北京，大多数去各省市，重新安排工作。后来当众作了宣布。我和十余人被分配到辽宁。
    这一喜讯传出，大家笑逐言开，纷纷打点行装。有的伙伴不顾地冻天寒，把箱底的毛料中山装穿上。各班排尚有点体力的伙伴都组织起来，为大家搬运和装载箱笼行李。以卡车运往辉崔车站，堆积如山。办完各项手续再装火车。虽然相当繁重辛苦，但是由于喜在心头，还是比较利索地完成了。
    12月16日晚饭后，我们分乘卡车，在白雪覆盖的草原上向车站驶去。无月之夜，朔风呼啸，树木、土房、昏暗的灯火，都被抛在后面，湮没在雪尘里。我们终于活着离开了苦苦奋战挣扎将近三年的云山畜牧场。大家瑟缩在露天车厢里，把棉帽拉得低低的，谁也没有回眸张望。我心中默默祷祝：让一切厄运、灾难和死亡，都永远离去吧！
    在辉崔等了不少时候，火车才缓缓进站。当年这是农垦局经营的窄轨专线，车厢门窗都较小，坐椅也简陋。上车时，有些伙伴迈不上台阶，由体力稍好的架进或背进车厢。有的躺在担架上，从车窗拽进车厢。1958年来北大荒时，都是身体精壮、风华正茂的知识分子。不到三年时光，在离去时，多被饥饿、劳累、压抑折磨得瘦骨嶙峋、羸弱不堪、精神萎顿了。
    令人痛心和难以忘怀的是，不少知识分子在北大荒公亡、病死或自杀，而永远埋葬在黑土荒原或山林野谷中。他们的姓名和事迹，已被无情岁月所湮没。留下的只有蒿草丛生的无名黑土坟丘了。那些死在云山畜牧场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当年所知仅为点滴情况；今天尚能回忆起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为了纪念这些不幸的知识分子精英，史海钩沉，昭列芳名于此（除注明死因者外，其余均为饥饿劳累致死的）：
    刘琛（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被树砸死；施宗仁（国家经委）被树砸死；张建淼（国家侨委，归侨），死于运粮途中；王某某（国际书店干部），修水渠放炮崩死；马镜亮（国家经委科长，抗美援朝复员军官）；唐文彝（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汪之淼（国家侨委干部，归侨）；郭冠军（国家对外文委俄语翻译）；刘湖琛（一机部，归侨、业余作家）；屠双（一机部，留美归来学子）；王九成（商业部）；罗相成（高教部）；石铁生（《世界知识》编辑）；陈伯龙（人民银行总行）；许某（人民银行总行科长）；唐奕骅（军事测绘学院讲师）；王广谋（大尉军官）；孔庆忠（上尉营长）；杨泰泉（中尉军官）；杜某（海军中尉）；曹尔驷（一机部），投井自杀；佟蔼成（交通部子弟学校校长），上吊自杀；......
    1957年的反右，全国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有55万多人（见《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当年我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最后除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等6人外，其余（99·99 %）全部平反。这场反右，堪称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错案；并使我国的科教文化事业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其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3．糟糠之妻
   我流放北大荒三年之后，  1960年底重新安排工作。从北大荒分配来辽宁省的有十几个人。辽宁省将我们分到抚顺、锦州、阜新、朝阳等四个城市。我和财政部的邵铮等四人分到阜新。再经阜新市委、阜新矿务局将四人分到四个煤矿。我被分到新邱露天煤矿。于1961年1月3日报到，安排在新露天车间搞统计会计工作。车间办公室都是干打垒土房。基本业务是查运输图表、打算盘、记帐、算工资、发放工资，等等。每天都与矿山职工打交道。
    经过积极努力，在1961年底由矿党委在会上宣布为我摘掉右派帽子。
    这时我已36岁了。孑然一身，睡大房子（集体宿舍）。吃食堂。宿舍是三间相连的筒子屋，对面两铺统炕，住二十多人。工人三班倒，零点有人上下班，用电炉热饭，折腾不少时候。每天夜里都难以安静睡眠。
    多年命运乖舛，迭遭挫折打击。我对婚事已心灰意冷。但年齿日增，也盼有个家，过上安定生活。这时有几位好心的师傅，出于关心和同情，先后提出要为我介绍对象，多是离异妇女，有的还带着小孩。我不愿为家事多操心，不得不婉言谢绝。为此，还得罪过人。
    后来车间电工谭师傅，托人向我介绍其侄女谭淑云。她家在黑山县大虎山镇，父亲是铁路机车司机。她是长女，下面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她为了升学和找工作，只身来阜新市投靠叔家。在新邱中部商店担任会计，是24岁的大姑娘。当她知道我是"摘帽右派"时，并不介意。特别对我的大学学历很赏识（当时的矿山职工，高中学历的均属罕见，正牌大学生几乎是零。矿的总工是日伪办的"技术养成所"即技术培训班毕业。）我俩相处几个月，友情发展很顺利。她熟识的一位赵女士曾向她泼冷水说："谭姐，他是个大右派，你要慎重考虑！"她回答说："这一点，我知道。右派也不全是坏人。我认为人好就是一切。"
    1962年4月，我俩到公社办了婚姻登记。五一节去沈阳我家作为旅行结婚。这年秋天，我从矿山分到一间住宅，是有炕的平房，用煤炊爨。我俩高高兴兴地将各自的家当迁入。我只有一只柳条包，一个行李卷。她有两个装过茶叶的方木箱和被褥衣服。其后，她从日杂商店托关系买了一对红漆木箱和一个碗橱，一口六印铁锅（当时家具凭票，门市无货）。我俩靠这点家当起步，立户成家。
    转年春末，赶上精简还乡运动。新邱中部商店的个别领导，对她嫁给"摘帽右派"，非常不满，并加以歧视。藉这次运动机会，不顾她有孕在身，悍然将她精简下放（按规定，对怀孕职工应给予特殊照顾，不得精简）。从此，她下岗失业，我俩靠我每月60元工资度日。
    到1964年，我俩已有两个儿子，日子有点紧巴巴。经工人师傅指点，我在矿区边缘的废地，开了两片"镐头荒"，种点小杂粮，以弥补吃粮缺口。妻有时带着孩子下地薅草、耪地。她在自家窗前用薪柴板皮夹起篱笆，喂口小猪。在庭院搭个鸡窝，饲养几只小鸡。为解决鸡猪饲料，她带着孩子去矿区边缘和附近农村捋树叶、挖野菜。妻买的小雏鸡。有一只站门坎上，突然来风吹门，小鸡被门掩的奄奄一息。妻把它托在掌心，又是吹，又是叫，还摩挲其羽毛，希望它能活过来。当时妻的心疼眼神，和难过的表情，使我久久不能忘却。她原在商店办公室搞业务，此时面对艰苦，顶着风风雨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承担家计，为我分忧。当时日子虽然清苦，但能在苦中自寻宽慰，共同度过一段平静的岁月。
　　1964年末，我和妻偶见《辽宁日报》开展"节约归属"的讨论。起因是国营商店以带料加工方式，委托一家集体的合作社加工枕套。按加工定额交付枕套数量，双方签定了合同。在生产过程中，合作社改进了工艺技术，用套裁等办法，较原订合同节约了二千多尺布料。加工的枕套由商店按合同规定验收，节约的布料合作社留为已用。商店对此大为不满，《辽宁日报》为此展开讨论。大部来稿认为布料是国营商店的，节约布料应返还商店，集体经济不能侵占国营经济。少数读者持有异意。我和妻探讨后，认为应替合作社说句公道话。遂写了一篇小稿参加讨论。内容是：应按合同办事，确保合同的严肃性。合作社经过努力改进技术而节约布料，这是其劳动成果。留为已用，是本分，并不错；交回商店，是风格，应表扬。如认为合作社应理所当然地返回节约布料，是不尊重其劳动成果，将挫伤其积极性。商店可在此基础上，与合作社协商，降低用料定额并修改合同。将文章冠以《谁种谁收》的标题。我怕惹事，署以妻名"谭淑云"寄出。这篇文章击中了要害。《辽宁日报》似乎很不情愿地以不显眼位置登出该稿，在署名前添加了"新邱露天煤矿"几个字。这无异是向作者单位通风报信。同时组织了批评该稿文章加以围剿，诬斥《谁种谁收》宣扬了"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云云。新邱露天煤矿迅即查清是我执笔撰稿。其后在"文革"中攻击此稿是株"大毒草"，并使我遭受严厉批判。后来我痛定思痛，认为参加党报组织的公开讨论，也能因文贾罪。何以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了不同声音？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是装饰门面的空谈么？提出不同意见，就会捅马蜂窝；简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此时此地，只能让人噤若寒蝉，钳口不言，万马齐喑了！实在是匪夷所思。
　　时隔不久。  1966年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恶浪。破四旧、抄家、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造反、武斗、打砸抢抄抓，好端端的社会，骤然陷入惊慌失措、血雨腥风的赤色恐怖之中。妻天天愁锁双眉，忐忑不安，为我和这个家而忧心忡忡。可怕的厄运，终于降临头上。九月初的一天，矿机关开大会批判我这个"摘帽右派"。随后由矿办主任孟繁星带领二十多名红卫兵来抄我家。其中就有曾劝阻妻与我结婚的那位赵女士。她横眉立目，狠瞪了妻一眼，嘴角流露出幸灾乐祸的嘲讽和冷笑。这些红卫兵勒令我们四口人坐在炕头角落。然后翻箱倒柜，上捅顶棚气眼，下掘室内地面，恣意搜查。当时窗前门外，有些人探头探脑偷觑、看热闹。这样折腾了许久。他们把一切书籍、笔记、草稿、相片等有关文化方面的材料全部抄走，装了两麻袋。我在大学时代的珍贵专业书籍，有些是外文原版，均被洗劫一空。他们命令我用自行车驮着这两麻袋资料，和他们一道送到矿机关。事后归拢东西，妻发现结婚时母亲送给她的金戒指和一些现金、粮票不知去向，使她懊恼多日。
    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幕。那天晚饭，我和妻都吃不下去，连几岁的孩子也有点蔫头耷脑。全家笼罩着凄云愁雾。妻对我感伤地说："咱这四口人，如果有一个福气壮的，也不会摊上这场灾难。"当时我心里想，赶上这种年代和社会，个人再有福气也无济于事。
    这次抄家，把孩子的"识字课本"也给抄走了。当年在书店买不到幼儿启蒙的大字识字课本。我父亲退休后，便用毛笔工楷为长孙春霖写了一个"识字课本。"封皮上写着：《春霖学习大纲》。里面开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后面是"天地日月星，人手刀足尺，上下左右......"等一些常见单字。末尾署上老人名字并加盖印章。这么一个幼儿识字课本，矿由电镐司机提拔上来的王禄矿长，称之为"教子大纲"，认为我企图占领幼儿教育阵地，妄图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要把下一代引上资本主道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云云。这些领导人，挖空心思给我罗织了骇人听闻的弥天大罪。而且他们无视后面署名和印鉴，也不分辨笔体（我父亲写一手漂亮的欧体楷书，远远超过我的书法水平）。我怕老人被揪出挨整，只好承认并接受这些罪名。在"文革"的"牛棚"中，为这个幼儿识字课本大吃苦头。
　　抄家之后，我由矿机关不明不白地下放到新露天车间，从事生产劳动。当时自忖，躲开争权夺位整人的机关，到现场一隅干点活，虽苦虽累，心里却能得到清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更残酷的灾祸，随着"赤色恐怖"，悄然袭来我家。(

菩提无树

14．牛棚纪事
    在我的人生驿路上，  1968年5月12日是个最黑暗的日子。那天早晨，我带上午餐饭盒，像往常一样到坑下去劳动。走进车间大院，但见红旗如林，气氛异常。矿工们按班列队，有些戴"红卫队"袖标的工人站在前面，表情紧张。我刚找到班队站好，忽听新上任的"革委会"头目周家英在主席桌前一声断喝："把‘大把头'赵维政押上来！"十几个红卫队如饿虎扑食般扑过来，从人丛中揪出老赵。用白法绳五花大绑，挂上写有白字的黑木牌，踢打着推搡到主席桌前。继续拳打脚踢。周又喝令"押下去！"红卫队接连踢打着老赵并押进准备好的"牛棚"。这突如其来的残暴情景，令人胆战心惊。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这天在坑下干活时，炎阳高照，景物依旧。但人们不像往常有说有笑，而是绷着脸，沉闷不语。我心里更是发毛，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
　　自忖身为"摘帽右派"。  1966年"文革"伊始，便被抄家批斗，并从新丘露天煤矿财务科下放到新露天车间劳动。在造反武斗声中，  1968年春由军宣队、造反派、革命干部三结合，建立了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新政权头一板斧就砍向"清理阶级队伍，群众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看来想从当时的混乱局面中，把斗争锋芒转移到"牛鬼蛇神"头上。抓阶级斗争，总得有斗争对象。早被打入另册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都是手头现货，可以揪出来恣意凌辱作践。再加上新揭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反动学术（技术）权威，便凑成了"黑九类"。此外还有被"革委会"排斥在外的造反派头目，等等。这些被划为专政对象的不幸者，都是在劫难逃的"贱民"。社会上不时传来打死人的可怕消息。人们完全陷入前所未有的"赤色恐怖"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得任凭宰割。我虽有"引颈就戮"的思想准备，但是矿山的干部、工人党员，戴上红袖标就异化为打入凶手，一反过去注意政策、讲点文明的做法，这是始料不及的。更估计不到，残酷悲剧刚刚拉开帷幕，重头戏还在后面呢！
    这一天，魂不守舍地在线路上干着又苦又累的活。到收工时，身心交瘁。我和矿工门一起向车间大院走着。快到坑口门时，迎面来了十几个戴红袖标的工人，为首的是火车司炉马兴金。我的心像揣个小兔子，突突蹦跳。当双方距离仅剩几米时，这伙红卫队猛扑过来，如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我掀倒在地，用法绳捆绑，双手反剪上吊，疼痛钻心。他们一路上拳打脚踢，推推搡搡，把我押进"牛棚"。
   "牛棚"是于打垒的土房，窗上有铁条，门上加锁，门板上留有监视孔，地上铺着旧枕木。红卫队让我面壁而跪。双臂疼痛难忍，汗如雨下，眼前的泥巴地上湿了一片。不知过了多久，室内昏暗下来。这时进来一个牢头禁子为我松绑，让我站起来。他把我的手表、钱粮票、腰带、鞋带全部收缴。我环顾四周，只有老赵低头默默坐在墙隅。我从此开始了炼狱的苦难日子。完全失掉了人的尊严和自由。
    当天晚上，红卫队第二次洗劫了我家，并勒令我妻送来被子和晚饭。大约八九点钟光景，咣当一声打开门锁，跳进两个牢头禁子，如同凶神恶煞。喝令老赵猫腰低头去过堂，出门时还在其背上猛击一掌。我默坐屏息谛听。呵斥、击打、惨叫声频频传入耳内。约过半个多小时，老赵被押回来。他脚步踉跄地扑向枕木躺下来。看来伤势不轻。

提审过堂如闯鬼门关
    我刚把妻送来的绒衣裤穿好，两个牢头禁子便启锁蹿入，押我去过堂。他们令我弯腰低头进入刑讯室跪下。虽不让抬头，从熟悉的声音上依然可以判断，迎门正坐的有"革委会"头目周家英，群众专政头目刘仁；两侧打手都是运输和线路的工人马兴金、赵文会、杨治才等人。所谓提审，就是把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让我招供。审问中，打手们棍棒齐下，猛击我的后背和臀部。如果招供，承认有罪，当然猛打；如不招供，斥为抗拒，更要狠打。这些家伙为了迫害和打人，才把人抓进来。似乎旨在用疯狂打人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这有如封建王朝对刺配犯人的"杀威棒"。最后打得我几乎站不起来，才把我拖回"牛棚"。
    当夜又抓来一名火车司机孙文祥。以后几天都有人被陆续抓进来。不过几百人的车间，竟关押了二十来个人。这些难友中，除四名干部外，其余都是工人。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
    每天夜里，都有两三个人被提审过堂，如同过鬼门关，下阎罗殿。夜幕降临后，时时可听到门外走廊里一阵阵杂沓的脚步声。那是这些家伙在准备部署夜审和策划刑讯行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囚室里笼罩着恐怖，不知今夜哪位难友将遭殃罹祸。每个难友都面临生死难卜的关头。怀着惴惴不安和惊恐，等待着咣当
一声启锁开门和蹿进两个凶神恶煞。
    我进来的第五大夜里，第三次被押去过堂受刑。从声音上判断，刑室里在座的是"革委会"和群专的六七个头目和行凶骨干。这次未动用刑具，专门拳打脚踢。他们打得我眼冒金星，两耳失聪，牙齿脱落，嘴角流血，在地上翻滚，踢过来，打过去，意欲致我于死地。突然一阵腹部剧痛，难以忍受。我立即呼叫要求大便。这些红卫队骨干才住手。我扶墙勉强挣扎站起来，拼尽力量迈出刑讯室，趔趄地摇晃到茅厕。牢头禁子跟踪而至，估计我的衣裤皆污，随手扔过来一沓废纸。这一夜我在疼痛呻吟中不知何时入睡。噩梦联翩，仿佛堕入黑暗魔窟和阴森鬼城，处处都是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魑魅魍魉......惊醒之后，出一身冷汗，头疼欲裂。

"与人斗，其乐无穷"
    端午节那天，这伙"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打手，又变换了招数。本来白天除了勒令反省、写检查，一向"平安无事"。天气较热，我在精神上有些松弛，脱去了绒衣裤。下午四点钟左右，牢头禁子出其不意地蹿入"牛棚"，喝令我出去，押我到车间东院机电班。利用工人两班交接的时机，由"革委会"群专头目和行刑打手，组织两班工人群众批斗。在一片斥骂和口号声中，我弯腰低头站立。红卫队打手用三角皮带轮番抽打我的脊背。当时只穿一身单衣裤，打得皮开肉绽，遍处青紫鳞伤，衣服与皮肉粘连。由于弯腰、剧痛，汗水淋漓，脚前土地湿了一片。两腿颤栗，摇摇欲倒。这帮家伙看我快不行了才住手。其间曾有个穿白球鞋的工人走过来，以掌自下向上抽打我的双眼，意在使我失明。后来寻思，我做会计时，奉命扣过打球人员在外面的吃喝欠款，因而得罪了这个篮球痞子、电工王某。他怀恨在心，趁机公报私仇。这个端午节，如同给我扒层皮，是我在"牛棚"中遭受苦难最为深重的一天。
    这天夜里，疼痛使我难以成寐。听风沙拂窗，偶尔夹杂着五井绞车打点的当当声，倍感凄凉。许多陈年旧事涌上心头。我自幼没受过父母和老师的体罚，未挨过打。活了四十多年，想不到竟遭受红卫队的棍棒和皮鞭。当年冒着白色恐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矢志追求的，难道是如此残酷的、红色恐怖的今天？！这帮戴着红袖标的党员干部和工人，所作所为如果叫做"革命"，那么这些人和这种事业，只能让人敬鬼神而远之，避之犹恐不及......无比悲愤萦绕心头，使我痛彻骨髓，万念俱灰。
    有天夜里，孙文祥被押出去后，即传来阵阵棍棒打击和惨叫声。后来又有些零乱的脚步声和泼水声。稍顷听到有牢头禁子喊叫："有气儿啦！"（把人打昏厥后，以冷水浇头而苏醒过来）。又过一些时候，才由两个牢头禁子把孙师傅拖回来，扔进"牛棚"地上。他的头发和上衣湿淋淋的。这夜他有三根肋骨被打折，因得不到及时检查治疗，成为终生残疾。
    在新露天"牛棚"里的四名干部赵维政、陆曼坡、刘壁垣和我，以及老工人火车司机孙文祥、机车修理工高德本、吊车工王海荣等，都遭受过极其野蛮残酷的凌辱、迫害。
    后来从死难工人家属在大会控诉中得知，选煤厂有名老工人被毒打而死，尸体的睾丸肿得像个小盆，惨不忍睹。运输段一名老工人彼非刑拷打致死，凶手们在死者嘴边抹上白灰水，伪造自杀现场，以掩人耳目来逃避罪责......。
    当年被抓进"牛棚"者，都要挨打和遭受酷刑，非死即伤，无一幸免。难友们身上都留下累累伤痕。老赵被打得面部青紫，眼圈乌黑，双腿重伤，上厕所靠扶墙走路，几乎寸步难行。目睹此惨状，不能不慨叹，红卫队的野蛮残暴程度，与早年日伪宪兵队和国民党渣滓洞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露天有个线路工人白万玉，  33岁，是个回民。他看到了对职工上大挂吊打、酷刑逼供的骇人场面，吓破了胆。班里刚开始对他批斗，尚未收监，自料难逃"牛棚"苦难，趁暴风雨深夜出逃。翌日上午，发现他吊死在窑地的树上，遗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家破人亡。
    虽然我们身上有伤，举步维艰，但群专头目和红卫队，又琢磨出坏道来进一步折磨。每天早晨喝令我们到车间大院列队跑步。有的人一瘸一拐；有的人摇摇晃晃；有的人勉强挪步，远拉后面。我们一面跑，还要一面喊口号："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早晨来上班的工人，四面站立围观，如看耍猴。工人们脸色阴沉，没有嬉笑，冷漠中流露着无奈。我不由想到鲁迅先生的名作《示众》，心头一阵悲哀。毕生追求进步理想的鲁迅先生，如果目睹这幕悲剧，不知有何感悟！

每天"请罪"三遍
    不久，这帮家伙又策划出整人的损招。每晨跑步之后还要请罪。在大院墙上挂个毛泽东像。难友们在离像十米外排成一字横队。从右侧打头的人开始，弯腰走到像前，毕恭毕敬地跪地请罪。其公式化的套话是："我有罪，罪该万死，特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然后概述自己被强加的"罪过"，把"屎尿盆子"向头上扣。请罢罪起身弯腰退行归队。十几个人分别向毛请罪以后，开始第二轮向林副主席请罪。最后一轮是向"革命文艺旗手、敬爱的"江青请罪，每人请三遍罪，要耗用很长时间。有的难友精神过于紧张，请罪时磕磕巴巴，甚至说错词句，当场要受到红卫队拳打脚踢，甚至还踏上一只脚。
    有个青年工人杜某，是地主成份。每天请罪时，都要辱骂生父为"老犊子"，自诟为"地主狗崽子"，以取悦红卫队。他在"牛棚"中，多次向红卫队密报悄悄耳语的难友。致耳语者多挨打，他自己少吃苦头，企图踏着难友的头颅爬出炼狱。他的老婆经常抱孩子闲逛，不给他送饭，红卫队不得不派人搜寻并加以训斥。

"早请示，晚汇报"
    以后这帮打手又推出整人的新套路："早请示，晚汇报"。晚汇报，实以汇报之名，背诵《毛选》里的"老三篇"、"老五篇"。当年我记忆力尚佳，不仅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就连《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那篇长文，也能一气哈成，背诵如流。即便如此，还时常无端遭受红卫队的斥骂和拳脚。似乎这帮家伙已蜕变到了不踢打人便手脚奇痒难耐了。
    "革委会"和群专头目，在从肉体、精神上残害折磨人的同时，也没忘记从经济上压榨我们。进"牛棚"不久，他们便宣布我家每人每月只给8元生活费。我来矿山后，已挣了八年的可怜巴巴的60元工资，硬给降为每月40元，使当年的五口之家，连柴米都难以为继了。
    车间无食堂。难友们一日三餐全靠家属送饭。送饭是件苦差使。红卫队对送饭的家属百般刁难。不但要开盒检查，甚至要把饭扣在脏兮兮的桌面上验看。还对家属说："这些人有罪，只配吃窝头和咸菜。不准送细。"赵维政的家离牛棚很远，骑自行车还需走半小时。有天下午五点多钟，他的小儿子送来一盒大米饭。值班的红卫队勒令他拿回去重做粗粮饭。待第二次送来小米饭时，已是七八点钟，天色昏黑了，把老赵饿得够呛！
    当年凡抓进"牛棚"者，每人给个白布条，上写罪名与姓名，别在胸前，作为标志名签。我的罪名写为"大右派分子"，不知从何处评上个"大"的档次。拣煤段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属于未被结合进革委会，遭受打压的那一派，都彼打成"反军黑干将"抓进"牛棚"。有一天军代表傅春江营长去视察"牛鬼蛇神"早晨跑步情况。看到这些"反军黑干将"的白条，很不高兴。批评该段领导说："你们咋搞的？哪来这么多反军黑干将？不能换个别的罪名吗？"该段领导心领神会，立即照办。于是将老工人唐凤祥的布条改为"空降特务国民党空军少将唐凤祥"。工人王海泉的布条改为"空降特务国民党空军上校王海泉"......善于谐谑的唐凤祥（绰号糖球子）后来道出心："我对反军黑干将的罪名，原来很害怕。这是扯不清的问题。换成国民党空军少将罪名以后，心里反而踏实了。明白了罪名是随便捏造的，与实际不沾边儿，屁事不当。"给这些土生土长、连飞机都没坐过的工人，扣上如此骇人听闻的罪名和军衔，堪称荒谬绝伦。

群众专政史无前例
    囚居"牛棚"期间，曾被勒令参加两次全矿的批斗大会，如同闯了阎罗殿。6月中的一天，骄阳似火，酷热天气把大地炙成蒸笼。牢头禁子突然勒令我们集合，反剪双手捆以法绳。颈上挂个黑木牌，用白字写上个人的罪名和姓名，姓名上打个红叉。我们排着队，由牢头禁子押解出发。沿途不时有居民和小孩围观。人们流露着惊异、同情、鄙夷、仇恨的各种表情。
    我们一路上走得口干舌燥，汗流浃背，来到西部小学。路过操场时，因无围墙，可以望见场内红旗招展，"革命群众"席地而坐，人头攒动，黑鸦鸦一片。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邻近排列一行红卫队，似乎正由头目领着举手宣誓，恰好有只言片语传入耳内："......对阶级敌人不狠，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誓词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在场外排队等了许久，矿属各单位的难友陆续到齐了，才勒令入场。先经过一条狭窄的走廊甬道，两侧排列着许多红卫队打手，喝令难友门弯腰通过。两侧巴掌齐下，打得劈啪山响。难友们都想快步跑过去，少挨几下，但前面有人又无法蹿越。没进会场，先吃顿猛掌。通过这条阴司鬼径，背部已经红肿。入场后红卫队勒令我们弯腰低头，站在大会主席台下，位于席地而坐的"革命群众"前面。

    大会开始。台上一名女红卫兵尖峭地朗诵"东风劲吹，红旗漫卷......"的开场套话，继而以手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遍），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下来朗诵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数条）。行礼如仪。然后，由大会头目喝令把重点批斗对象押上主席台。由专人揭批"罪行"，中间穿插专人领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批斗对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口号声像滚雷掠过耳畔。与此同时，训练有素并经宣誓动员的红卫队打手登台亮相。十几个彪形大汉，对付手被捆绑、挂木牌、大弯腰的批斗对象，一路拳脚打将过去，好生威风。只听得被批斗者嗷嗷惨叫，直至打翻在地，并踏上臭脚。这种亘古未闻，盖世无双的野蛮残忍场面，着实是史无前例的。
    台下大批陪斗的难友，弯腰撅腚，在炎阳炙烤下挂着沉重木牌苦苦久立。汗淋脚下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两腿哆嗦，头晕眼花。不时有人因稍微直腰，被虎视眈眈的红卫队上前击一猛掌，或兜腚一脚。
    时间一分一秒地苦挨过去。已有难友晕倒被拽下去。好不容易熬到批斗结束，方准许直起腰。这时环顾红旗、红卫队打手，晃动的人流......眼前展现的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尘寰，不知今日何世了。
    难友们又被分别押上几辆卡车，像判刑犯人似地游街示众。宣传车为前导，用高音喇叭狂呼口号开道，以招徕观众。路过某些单位停车时，偶尔有人趁机伸手向上打"便宜人"（不打白不打），也有向车扔砖头的。可能以此行动显示其革命身份和政治立场。看来不少市井之徒，都被仇恨教育和斗争哲学煽动得歇斯底里了。
    这样折腾到天黑，才返回"牛棚"。人人都像患了一场大病。然而，接下来还得应付车间红卫队夜审过堂，刑讯逼供......
    七月初，矿上传旨，勒令各单位"牛鬼蛇神"去支援彰武县的矿办农场夏锄。每人发个秫秸编的遮阳帽，帽顶用毛笔写上姓名与罪名的大字。胸前别着白布条名签。领队的是个青年工人。他总有句口头禅："咱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以此自诩。他还常把"专政"挂在嘴边："你们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要专你们的政！"但见他胸前别着炊饼大的像章，胸口以红绳挂个比像章还大一圈的红"忠"心。肩上斜披着几寸宽的红绶带，下面用红绳垂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布兜。这身非同寻常的装扮，一步三晃地招摇过市，刻意地炫耀了革命身份和领导阶级地位。
    在农场。当我们挥汗如雨地锄地时，他在地头踌躇满志地翘首梭巡监督。后来可能是感觉无聊和犯困了，踅摸一捆干草，铺在大树阴凉下。他仰卧其上，头枕双手，嘴衔一根狗尾草，翘起二郎腿轻微晃动着，悠然自得。不久便听到鼾声起伏了。我们依然老老实实地在炎阳下锄草，一步一个脚印，汗滴禾下土。在农场干半个月。矿曾来位电镐司机提拔上来的副主任，主持开了一次批斗会。拉出矿的"总工"作靶子，难友们跪地陪斗，以扭转农场是"阶级斗争死角"的形象。不过声势有点勉强。我们每天下田锄草，精神上稍感松绑。

    从农场回车间后，群专的酷刑势头渐趋式微。难友们每天都在红卫队监督下，到矿坑生产一线劳动。

抓的正确　放的正确
    在"牛棚"炼狱熬过104个日夜以后，我总算侥幸活过来了。8月23日下午。新露天开全体职工大会，并召集"牛鬼蛇神"家属参加。大会开始，按当年"文革"常规，行礼如仪。然后宣布对"牛鬼蛇神"的批判处理。被批判者诚惶诚恐地站立台上，低头弯腰。由指定的工人分别宣布其"滔天罪行"，并严厉上纲上线狠狠批判，然后说道："姑念其在关押期间尚能认罪悔过，态度较好，为此暂回生产，监督劳动，以观后效"云云。批斗中夹杂着狂呼阶级斗争等口号。我看到妻在台下神色黯然地坐着。散会后，分别由家属领回获释的亲人。
    妻和我一道，愁锁双眉，满面忧戚地走回劫后的家。我环顾这个简陋而熟悉的环境，感觉恍如隔世。
    其后，班组讨论这次"放人"大会时，有位老工人讽刺说："抓的正确，放的正确，完全正确，一贯正确！"
    这些难友被抓进来时，都是老老实实、坚守岗位的矿山职工。无端遭受一百多天阶级斗争炼狱的残酷洗礼。虽然得以幸存，但到获释时，多已身心伤痕累累。腰弓背驮，颈僵腿跛，两腮深陷，目光呆滞，狼狈不堪，与被关押前判若两人。有的难友留下终身残疾。
    这场群众专政的法西斯残酷炼狱，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铭刻了亘古未有的最野蛮最黑暗的篇章。

沉重问号挥之不去
    囚居牛棚104天的惨痛经历写就之后，心潮澎湃，涌现出挥之不去的一串沉重问号：
    1968年群众专政的赤色恐怖中，我所在的新邱露天煤矿打死6人；阜新矿务局打死998人；阜新市打死1100人；辽宁省打死两万多人。全国打死多少？尚待国家档案解密方能大白于天下。当年在城乡都建立"革委会"新生政权后，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任意设立公堂、牛棚，大肆抓人关押，酷刑拷打，致伤、致残、致死。大量无辜同胞死于非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要这样于？是为了"教育改造"，泄愤解恨，抑或杀戮剪灭？
    一场"文革"，竟使我们这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若干炎黄子孙"反璞归真"，退化为蛮荒野兽；一场"文革"，竟使若干马克思信徒，异化为法西斯暴徒。他们丧尽天良，灭绝人性，视人命如草芥、蝼蚁，凶狠残忍，滥杀无辜。酿成这种退化、异化的根源和动力何在？
    我所遭遇的群专人物，革委会头目周家英，是由火车司炉造反起家的打入凶手。后期党员重新登记时，竟查出他有隐瞒的问题。为此将其党籍挂起来，未予登记。周曾在大会上对"文革"中大搞肉刑逼供作过"检查"。然而曾几何时，又被提拔到矿调度去指挥生产，并把打人凶狠的火车司炉马兴金也拽了上去。这两个双手沾满血迹的"文革"打手，摇身一变又成了业务骨干。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径，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串问号，不能不发人沉思。

牛棚后记
    我从牛棚获释后，妻曾告诉我一些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经历。说到伤心处，她竟声泪俱下：
    妻每天要给我送三顿饭。牛棚离我家有15分钟路程。当时两个大的孩子才四五岁，小的尚在襁褓之中。妻送饭时，把两个大孩子托靠邻居姐妹代为照应；小的交给有哺乳婴儿的大嫂，饿了可给喂奶。我家只有两个饭盒，不够周转，临时向邻居借用五六个。为了送饭，妻煞费苦心，克服了重重困难。那时社会上无知的孩子们，在极"左"路线和仇恨教育、斗争哲学的鼓噪煽动下，对"牛鬼蛇神"的家属，也紧跟歧视，甚至凌辱；砸门窗玻璃；向宅院投掷砖头等等。
    在我家东面不远处，有个矿工，当了造反派头头。后来这个造反派遭受打击，当头头的矿工被关押专政。附近孩子们一哄而起，不断向其住宅投掷砖头石块。门窗玻璃全被砸碎，有些炊具被毁。家人又用面板、盖帘等物遮掩门窗，也一一被砸毁。邻家无人出面约束制止。矿工的妻子眼瞧着家破器烂，无法维持生活，遂上吊自缢身死。大女儿看母亲已死，自己悲愤绝望，喝"敌敌畏"自尽，结束了花季妙龄。剩下两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夺门逃走，流浪街头，不知下落。类似悲剧，时有所闻。
    当时我家处境也岌岌可危。由于邻居与我家无宿怨新仇，对我们几口人没有坏印象与恶意。特别是妻与邻居大嫂姐妹相处关系较好。因此我家没受糟蹋蹂躏，并从某些方面得到同情与照顾。我的三儿子吃过五六名妇女的乳汁。这些善良的好心人，使我俩终生难忘。
    一天送饭时，值班的红卫队检查饭盒，发现送的是细粮，立马训斥说："他们这些人有罪，不配吃细粮，你下次要送粗粮饭。"妻争辩说："我家孩子多，细粮的比例大（当时按人平均供应细粮，小孩定量低，故细粮比例大）。我不能花高价去黑市买粗粮，给他单做一份。我只能家里吃啥给他送啥。"红卫队语塞，以后不再在这方面刁难。
    还有一次，妻送来大米饭。一个丧心病狂的值班红卫队，要她把饭扣在桌面上检查。妻看桌面上有一层灰尘，抗议说："桌面上全是灰尘，饭沾上灰还能吃吗？"争论中，有个红卫队头目姓丁，是妻在城建学校的老同学，当年同为学生会干部，从里屋出来。问明原委后，用筷子在饭盒内搅动一下作为检查，并告知值班的红卫队说："以后她送的饭盒打开看看就可以了。"小丁转过身问她："你怎么搞这么个对象？原来不知道他是右派吗？"妻解释说："原来知道。咱们在城建学校上学时，我和不少同学被贴过大字报，要打成右派。后来上面下来政策规定，右派划到教师一级。几位教学工作优秀的教师，一夜之间都被划为右派。这些情况你是亲眼目睹的。反右是怎么回事，右派是怎样的人，你是清楚的。老倪他就是个文化高的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选择他有什么不对？"小丁听后唏嘘不已，摇头离去。
    有时妻来送饭，听到车间后院红卫队吼叫咒骂声，和群众呼喊口号声，夹杂着棍棒皮鞭的抽打声，以及被打者的惨叫声，她立即意识到那里正在进行野蛮的残酷肉刑。吓得她胆战心惊。在走廊把饭盒交给值班的红卫队以后，便踉跄地离开阴森恐怖的车间。
    她有位亲属当了红卫队，是"群众专政"的打手。竟劝妻对我检举揭发，声称这样做，既可与我划清界线，又可为我赎罪。她听后非常反感，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应揭发检举。你如知道，你去揭发检举好了。"使该人满面羞惭而又尴尬地离去。
    有些日子，她晚上用悠车把小儿子哄睡之后，心里七上八下，前思后想。丈夫关进牛棚，情况不明，生死难卜。自己一个孤弱女子，带着三个小孩，前途茫茫，苦海无边。这种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思想陷入绝望，认为不如一死了之。当她看到正在酣睡的孩子，猛然想到，如果他们失掉妈妈，无依无靠，没人呵护，一个也活不下去，实在太可怜了。作为妈妈，怎能忍心抛下自己的儿子撒手尘寰？！她呆呆地望着悬挂悠车的麻绳，有两三次面临死神的诱惑，在人生边缘上徘徊，思想斗争非常痛苦。我从"牛棚"出来以后，她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自己被三个孩子给拽住了。不然你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听了无比惊骇和悲痛。妻的一念之差，弃死图存，使我摆脱了家破人亡的悲剧。她以母爱挽救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抚今追昔，犹心有余悸。
    我从"牛棚"获释后，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在坑下劳动。三个半月以后，"革委会"与群专头目心血来潮，又要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1968年12月8日，全矿召开所谓宽严处理大会，会上处理十几名难友，我名列其中。梅开二度，把已摘掉七年的帽子，无端又为我"加冕"。

　

15．苦难尽头
    1970年初，矿里召集蹲过牛棚的干部学习《元旦社论》和贯彻干部走五七道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文件。要求全家端。美其名曰：战备需要。把我们这些干部安插到农村"保护"起来，留为第三梯队云云。说的比唱的好听，但是谁会相信这套鬼话呢！瞬即露出马脚和杀机。另一方面又指明，下去三年之后，矿将停发工资，靠自己挣工分生活。这批干部面临被逐出城市，转变为农村户粮关系的严酷现实。社会上一时人心惶惶，闹得满城风雨。不少家庭出现分崩离析，如同炸了窝。有的家属急着要离婚，自己留城；有的家属表态坚决不随丈夫下乡......
    在这极端残酷的危急关头，妻心如刀绞，寝食俱废，但表面兀自乔装镇定。她一字一句地说："咱这个家虽然贫苦，但不能散。你去哪我们跟到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几句掷地铿锵有声的肺腑之言，差点使我感动落泪。妻还冷静地说："不能观望，要做好各项实际准备，以免走时慌张失措。农村烧的困难，多准备点煤，带去度过头一两年的难关。"我着手买煤。妻给老母写信，请求前来协助归拢家当。
    煤和劈柴都买来了。岳母也专程赶到。妻有条不紊地做必要准备。过了十多天，上面又下来文件，强调煤矿系统人员紧张，暂缓插队落户。刹那间，仿佛暴风雪过后天空放晴。我家的命运得以扭转。这时妻喜极而悲，热泪盈眶地说："听说安排咱家去的是彰武县丰田公社杏山大队，靠近内蒙。是穷困落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要是插到那里，家和孩子的前途真不堪设想！"我听了也不胜感喟。
    虽然逃脱了插队落户的难关，矿里又琢磨出新招。把这些要插队的干部，下放到彰武县矿办农场劳动，家属不迁。 1970年1月23日，矿用卡车把这些干部连同行李送到彰武县的矿办农场。离家二百多里，每月可探家一次。这次下放将近四个年头。我在农场先后干过多种农活：开荒、种地、积肥、运输、放牛、放羊等等。
    我去农场劳动期间，整个家务完全由妻承担起来。三个孩子的衣服，大的穿过转给小的再穿；补丁摞补丁。她又买麻捻绳，打袼褙，纳底子，亲手给孩子做布鞋。每晚孩子入睡了，她还得忙到深夜。靠一针一线，缝缝补补，辛勤劳作，维持家计。文革后期，我俩已有四个儿子，成为六口之家。（怀后两个孩子时，想做"人流"，医生看她身体单薄，孩子又不算多，而加以劝阻。她看到锃亮的手术刀具，也有些胆怯，因而没做"人流"）。我的60元工资，群众专政那几年被降为40元。家庭经济也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孩子没有玩具，没有零花钱。他们常去垃圾箱拣纸壳换几分钱买冰棍吃。有一天，两个小儿子在院里为争纸壳而打架。使我心里酸楚不已。自叹堂堂五尺之躯，枉读16年书，竟不能给孩子买个冰棍。愧疚何极！三儿有次向我要一角钱去看电影。我用硬分币凑够给他拿去。他在窗口拥挤买票时，硬币洒落地上，无法寻找。电影没看成，回来气哭了。我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妻好不容易给二儿子买双粉红色的塑料凉鞋。他穿到脚上，和同伴打赤脚玩，竟把凉鞋弄丢了。回来后被妻教训一通，还把他关在煤棚里，不准他吃晚饭。塑料凉鞋本不值几个钱，但在穷人家，却是好大的事啊！
    居家一室一炕，挤不下六口人。晚上睡觉时，轮流由一个孩子在炕里打横。就这样勉强对付着艰难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儿子春霖六岁时，个子刚高出锅台，便开始向妈妈学做饭，成为妈妈的小帮手。他在几个弟弟面前，像个小大人。九岁时常背着小弟弟，二弟、三弟牵着他的衣角，傍依左右。以他为核心，走街串巷。
     由于矿坑处处多险，我和妻不准他们下坑拣煤。但受周边小伙伴怂恿，不时偷摸下坑。有一次哥四个出于好奇，下坑冒险围看火巷。后被矿工发现撵回来。倘若堕入采空火巷，将尸骨无存。妻闻知后，惊骇万分。遂对他们加以痛责。
     1976年秋。两个大儿子帮我为地震棚顶抹泥。二儿抽空跑上马路。他用二齿钩想钩运秋菜卡车上的大白菜。齿尖挂住车帮。他怕失掉二齿钩，不肯松手。人被卡车拽倒，右膝被车后轮外缘轧伤。车已无踪影。大儿瞥见向我急呼。我大吃一惊，从棚上跃下。猛跑至路边。来不及细问，将躺在地上的二儿背起，奔往医院检查。幸未伤骨，但膝关节软组织损伤，站不起来。医疗多日，始能下地行走。为了一棵白菜和一把二齿钩，险些失掉二儿性命。这件事使我和妻心情沉重多日。
　　为了弥补生活费用，妻不得不出去打工。她通过居委会安排到街道的五小企业上班。三个大的孩子上学了。小的托给邻家大嫂，每月给两三元辛苦费。居委会开始安排她给茶馆挑水。一担水约百斤， 60米的距离，每天要挑八九趟。空下来还要给茶客沏茶、续水。活计很累，日工资只有7角。最使她伤脑筋的是，茶馆氛围不佳。茶客都是煤矿工人，来此打扑克，下象棋，吆五喝六，烟气腾腾。有些工人熟头巴脑，不时冒些粗话脏话，不堪入耳；有的甚至对她动手动脚，吃豆腐。妻为人稳重，不苟言笑，接受不了这类轻浮挑逗，难以适应庸俗不堪的市井氛围。一再请求调离。居委会又安排她去综合厂。
    街道办的综合厂，有四摊生产：铁匠炉兼挂马掌；柳条编织；粮米加工；电锯加工。根据生产需要和人事安排，妻在每摊都干过。干一项，学一项，都能熟练顶岗。她在铁匠炉干过配料、清灰、拉风箱等；学会了编抬筐、粪箕子等；能掌握粮米加工质量，和处理一般机器故障；她在电锯干的时间最长。妻搭钩子，拉下锯。她和师傅把粗大原木抱上锯台，加工方材、板材。眼盯圆盘锯，上面洒水，下面锯末飞扬。稍有不慎，就会伤手断臂。这是技术性强、费力气、精神高度集中的活。休息空当，还得清锯末、伐锯齿。她穿一身粗布作业服和雨靴，戴上工作帽和口罩、手套，仅露出两只眼睛。一个班干下来，精疲力竭，浑身像要散架子。妻瘦小单薄，自幼没干过重活。开始上电锯时，师傅们担心她干不了，她硬是干了三四年，博得师傅们的好评。由于长时间劳累，两肩已畸形，左低右高。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妻从城建学校中专毕业以后，一直在办公室搞业务。她顶着政治压力甘冒风险，毅然决然和我共同建立寒苦之家，接连遭遇狂风恶浪和深重灾难的袭击，心坚如铁，矢志不渝。她以瘦小单薄之躯，承担千钧沉重家计和种种辛劳。在险恶的风口浪尖，经受了残酷考验。我俩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共同患难已四十多年。她的心脏不好，先后做过阑尾和胆囊切除两次手术。靠一颗慈爱的心和两只勤劳的手，含辛茹苦，把四个儿子拉扯大，各个成家立业。有三个儿子曾出国进修、考察或工作。四个儿媳中有三个是大学毕业。现在妻又不辞劳苦地去带孙子、孙女。她心里想的都是别人，从不怜惜自己。回眸几十年风雨坎坷的生活历程，可以说，没有她的坚毅鼎力、苦心孤诣，也就没有这个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她的所作所为虽然平凡，但却充分体现了东方妇女的美德，和可贵的中华传统精神。
    曾担任山西省长治市教育局和文委领导的鲍文生（石田），是我的老同学。当他读过我写的《糟糠之妻》一文后来信说："《糟糠之妻》，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次写信又读了一遍。好文章，不厌多读。你的文笔生动形象倒在其次，尊夫人的高尚品格让我深为感动。她的慧眼识人，她的勤劳坚毅，她的坚贞不渝，她的忍辱负重，实在难能可贵。一辈子担惊受怕。相夫育子，把四个孩子抚育成人，是你家的功臣，恩重如山。请代我向她表示衷心的敬意。......"这封来信，言辞恳切动人，对我妻的评语，可以说是毫无过誉溢美之处，是恰如其分的。实事求是地说，她对鲍先生的评语是当之无愧的。

　

16．否极泰来
    "文革"中，我蒙受群众专政的冤案和"牛棚"炼狱之苦以后，煎熬了十年。直到1978年11月20日，新邱露天媒矿党委正式下文件为我平反昭雪。现将文件照录如下，以昭后世：
《中共新邱露天煤矿委员会关于对倪艮山同志平反的决定》
    原我矿新露天会计倪艮山同志在68年清队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在清队中被非法抓捕关押，刑讯逼供，遭受毒打，他家被抄，亲友受到株连。
    在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中，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经工作，查清倪艮山同志来矿后，工作表现一直是好的。在68年清队中，把已做过结论的问题又重新纠起，并进行了揪斗。特别是在揪斗期间对其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党委决定对倪艮山同志予以平反。对其家属亲友遭受的迫害表示慰问。对倪艮山同志档案中的假材料清理后予以销毁。对被株连的家属亲友作好消除影
响的工作。
                                        中共新邱露天煤矿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1979年2月3日，中共国家经委党组作出我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但在"左"的阴影下，仍留点尾巴，不够干脆。又过七年，到1986年3月29日，经中共国家经委党组复查，才最终彻底改正。现将该文件照录如下，以昭后世：
    《关于倪艮山同志彼错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
    倪艮山同志，男，一九二七年生，辽宁新宾县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四九年入团。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原为国家经委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局科员。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消职务、降低工资待遇（由行政十七级降为二十一级）、开除团籍、留用察看的处分，下放劳动。一九六一年十月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阜新矿务局新邱露天煤矿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倪艮山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研究，倪艮山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因此，决定：
    1、 撤消原国家经委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局整风领导小组一九五八年三月
        《对右派分子倪艮山的处理结论》。
    2、 撤消共青团国家经委机关委员会开除其团籍的处分决定。
    3、 恢复倪艮山同志科员职务和行政十七级工资待遇。
                                              中共国家经委党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当年给我打成右派，只消几个月工夫。但摘掉帽子经过四年时间。改正错划则先后历经二十九年之久。而且只有在四人帮之流覆灭并结束"文革"，使极"左"路线得到遏制和纠正，才有此可能。毁掉一个同志，何其容易？！拯救一个同志，为其伸冤昭雪又何其艰难？！
    悠悠苍天，不公不正何其如此！
    新邱露天煤矿党委对我在"文革"的冤案给予平反昭雪，国家经委党组对1958年我被错划右派给予改正之后，我家在多年风雨坎坷后，终于拨开乌云浓雾，重见天日，摆脱苦难。由于我在政治上重获新生，妻在社会上的艰苦处境也得到根本改善。她在综合厂，由于积极努力，工作出色，又有文化和业务能力，被提升为收款员。其后，因厂长退休，她又被任命为代理厂长。街道党组织拟发展她入党。（后因家庭迁徙离开综合厂而搁置）
    我在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时，本应调回北京，重返国家经委。但因某些因素梗阻，行动迟缓，致形成"就地安置"的结果。当时阜新矿务局拟安排我任节约办公室主任，沈阳煤管局拟抽我去搞巡回检查。我和妻甚望摆脱十年"文革"的历史阴影和痛楚记忆，力争离开辽宁阜新。欣逢改革开放，国家步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老同学杜祥麟先生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调入地质勘察技术研究院。

1980年初举家迁居京畿　。
　　我调入研究院后，得以用其所学，发挥专长，挽回浪费的宝贵年华，做出应有贡献。曾被院评为先进工作者，获得高级职称。
    四个孩子得到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其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6年落实中共中央文件政策，我和妻先后四次去阜新市上访。妻终于恢复了中断24年的工作关系而复职上班。妻感叹他说：真是苍天有眼，善有善报。
    我国著名的探矿工程机械专家杜祥麟先生及其夫人赵文珍女士，多年来对我家的遭遇和处境，深切关怀，并曾雪中送炭，从张家口给阜新我家邮过粮食。杜先生曾专程去阜新我家看望。在改革开放以后，克服种种困难，设法把我调来京畿工作，根本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在我的一生中，他是第三位改写了我的人生的恩人。
    多年来，我殷切希望有出境观光的机会。  2001年1月藉香港国际交流出版社邀请开会之机，我以75岁高龄，曾去泰国曼谷、帕塔雅等地旅游。同年四五月间，又去西欧，先后到过意大利、梵蒂岗、瑞士、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八个国家。大开眼界，一新耳目，从而了却平生夙愿。

　

17．老人与观音
    我在八岁的时候，才和妈妈到天津与爸爸团聚。
    那时爸爸在铁路上班，住在天津河北的连升栈。当我走进他的客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一个箱子上供着一尊白瓷观音立像，高约尺许。她慈眉善目，面露微笑，安详宁静。像前摆着红苹果供品，一只装满小米的茶盅上插着三株线香，轻烟袅袅，满室熏香。
    每天清晨，爸爸洗漱后，坐在观音像前，双目微闭，嘴唇翕动，同时双手数着穿成链条的曲别针，似在一遍遍诵读经文。他虽非入门信徒，但是虔敬礼佛，常年坚持不辍。
    爸爸书底厚，工诗文，写一手漂亮的欧体字。在铁路从事文秘业务，大多是办理"等因奉此"一类公文的行政工作。
    当天津铁路大裁员的危急关头，爸爸清晨礼佛读经，妈妈也在侧祈祷。二人全神贯注，以求观音保佑。一连多日，终于熬过了裁员关头，化险为夷。爸爸保住了饭碗。也许他们认为，精诚所至，感动了观音。
    爸爸因患黄病住进医院抢救时，妈妈每天在观音像前虔诚祈祷，以求去病消灾，保佑平安。
    抗战胜利后，爸爸从天津调往沈阳铁路局，职务由科员升为主任科员。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职位。
    爸爸1930年在奉天参加工作，到1946年重返沈阳，度过16个春秋。他性格内向懦弱，谨小慎微，处事低调；不善夤缘攀附，不肯谄媚；待人忍让厚道，安分守己；被同仁公认为老实人、大好人。因此职务难以提升，没有飞黄腾达。但他对工作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安贫敬业，清廉自持，很得上峰信任。所以在就业激烈竞争中，他能渡过两次裁员危机，保住了饭碗。
    全国解放。爸爸看到社会上宣扬唯物主义，意识到家里供着观音，与时代潮流相悖，易惹事生非。悄然将其封存在壁橱上端。从此家里开始了观音靠边站的日子。
    解放初期。爸爸原来在沈铁人事处的岗位，暂无变动。他早年擅长起草公文、毛笔书写的业务，已无用武之地。时年近半百，对新人新事，有待熟悉。虽然历史清白，没有政治污点，为人老实端正，但被视为"三朝元老"、"留用人员"，处境维艰。不久便被调出局机关，到铁路房产段搞工资计算和发放，开始与算盘表册为伍。以后又调政治部等单位的传达室值班。最后到房产段施工队担任打更的巡守员，负责看守工地物料。职务调动频繁，步步下滑，工资一降再降。到退休时，只开四十多元的劳保费，勉强维持生活。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铁路干了一辈子。但老境堪怜。虽自己能够超脱、安之若素，实在令人唏嘘。
　　家在天津时，租住两三间民宅平房。调沈阳后，在集贤街住一套三室日式旧楼房。解放后强行併入住户。我家还剩二室。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生活矛盾较多，数易住户。后迁入一户工人叫王永泰。王见我家住两室，嫉妒眼红，撒泼挤占厨房，向母亲身上扬灰，找茬打架，关系紧张。居无宁日。两位老人忍无可忍，与另一楼下住户换房，生活始得苟安一时。
　　其后，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外出学习和工作。家中只有两位老人过着寂寞清淡的日子，和光同尘，与人无争，与世无扰，享有几年安定光景。
　　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陷入鸡飞狗跳、惴惴不安的惶恐中。破四旧、抄家、批斗、砸文物，风声日紧。这时爸爸担心壁橱上白瓷观音，如果被红卫兵发现会招灾惹祸。于是从壁橱上取下尘封了十七年的白瓷观音，用纸包好，装入提筐。在暮色苍茫中，拎到浑河桥上。看看前后无人，强忍泪水，一扬手把观音投入滚滚激流。老人喃喃叮嘱说："观音啊!你保佑了我家四十年，我却无法保护你片刻平安。离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回到西天净土的极乐世界去吧!"从此，两位老人开始了失去观音的日子，走上苦难而坎坷的风雪驿路。
　　在造反、武斗、打砸抢抄抓的一片喧嚣暴乱中，挨过了两个年头。接踵而至的是"赤色恐怖"的1968年。两位老人愁锁双眉，忧心如焚，不知道这场动乱将把社会糟蹋蹂躏到何等地步。他们估计不到可怕的厄运已悄然临头。
　　沈铁房产段派出以郝仲权、赵玉才为首的工宣队进驻集贤街。集贤街的居委会头目有胡秀珍、纪静文和一位姓曹的小脚妇女，绰号曹小脚。郝、赵为人阴险狠毒，胡、纪、曹等善耍嘴皮、奸猾狡诈。双方一拍即合，沆瀣一气。秘密策划在集贤街开展群众专政、横扫牛鬼蛇神。阴谋敲定之后，招兵买马，物色了十几年"积极分子"，多是社会上烂崽、泼皮，其中包括老人邻居的初家大女儿。经过紧锣密鼓布署动员，每人发给一个红袖标。
　　郝、曹等人随即召开街道居民大会。在一片狂呼乱叫的口号声中，将两位老人揪出来批斗。主要矛头指向：过去念过大学，在天津呆过，一定有资产；三朝元老，在旧社会干过事，政治上有来头；两口人住两间屋，是资产阶级享受等等。在批斗逼问中，泼皮打手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将老人打翻在地，还踏上脚。打得两个老人奄奄一息。郝、曹等喝令将人押下去。两人一架，连拖带拽，把爸爸关进早已备好的"牛棚"。把妈妈送回家。郝、曹等带领泼皮跟踪来抄家。翻箱倒柜，搞得乱七八糟。混乱中，竟有人从抽屉掠去一沓全国粮票，约八九十斤。另箱子里有百多元现钞，也不翼而飞。最后把爸爸珍藏多年的十三经、先秦诸子的木板线装套书，以及《文心雕龙》、《古文观止》、诗词等全部抄走，毁于一旦。还把妈妈在天津穿过的大衣和几件出门用的衣服抄走。
　　第二天又开群众大会。喝令妈妈穿上抄走的衣服示众。同时喊口号，批判。泼皮们蹿上去揪搡殴打。吓得老人身边五岁的孙子哇哇大哭，并喊："你们别打奶奶，她是好人!"一个丧尽天良的红卫兵，竟拽开孩子，扔出去很远，把孩子摔在地上。
　　爸爸囚禁于"牛棚"，夜里提审过堂。用法西斯暴行逼供。十几个红卫兵手持棍棒皮鞭，如凶神恶煞，其中初姓女尤其心黑手狠。这伙暴徒把老人打得遍体鳞伤，在地上滚爬，牙齿脱落，满脸血污，两眼红肿睁不开，两腿不能站立，扶墙走路。用残酷肉刑逼迫老人说出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折腾几天，老人挺刑不过，只好胡乱招供说，参加过"青年党"。又逼问何时何地怎样参加的？老人只好胡编乱说。这帮法西斯暴徒如获至宝，录了口供，让老人按上手印。暴徒们还洋洋得意地说，不打不交代，棍棒下出材料，并作为经验和成绩上报。后经上级部门调查核实，纯属子虚乌有，无一件口供能落实。郝、曹等压下了这项对街道不利的情况，没有及时向群众宣布。为防止意外，把爸爸从"牛棚"里放逐回家养伤。
    横扫牛鬼蛇神甫告一段落，又提出五七道路，掀起上山下乡高潮。除了干部、知青，连老弱病残都撵往农村。美其名曰："一颗红心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光荣！"郝、曹等人抓住时机，一再催逼两位老人报名下乡。并威胁诱骗说："只要上山下乡，牛鬼蛇神问题就算过去了。一了百了。如果留在城里，还要继续追查。农村已腾出房子，连柴草粮菜都给准备了。"云云。
    在郝、曹之流软硬兼施的逼迫下，如惊弓之鸟的两位老人，出于无奈，不得不报名下乡，填了"自愿书"。原安排去辽西建平山区。经老人再三恳求下放家乡新宾，虽也是山区，但还有乡亲可予照应。郝、曹等与房产段勾结并达成共识，方获允诺。他们把两位老人连同破烂家当装上卡车。还煞有介事地给老人戴上红花。敲锣打鼓撵出街道。老人挥泪离开沈阳。当天到达新宾县汤图公社龙凤大队道沿村。
    郝、曹等人利用群众专政手段，把两位老人二十多年的住房夺下来，分配给
至爱亲朋。他们实现了策划的阴谋，如愿以偿。
    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告别了城市生活，回到暌违四十年的山乡。层峦叠嶂。林木蓊郁，山径蜿蜒，与世遥隔。重新开始艰难苦涩的日子。儿女远在外地，难得一见。心事落寞，度日如年。
    老人住的是一间土石砌墙，茅草苫顶的小屋，一铺土炕占去一半面积。炕头有锅台灶坑。炕上放两只木箱和一只小炕桌。地上有只木碗橱。此外别无长物。用水要到50米外去挑。炊柴靠上山砍樵。买粮要翻越一座大山，走约3小时，才能到公社粮站。不难想象，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背负沉重粮袋，爬山越岭，将是多么艰难。
    儿女只能在节日回乡探亲，可以帮助干些笨重杂活。但平时各项活路，还得靠老人自理、张罗。
    我每次探亲要离家返城时，两位老人显得无着无落，忧伤不已。妈妈送到柴门外，总要问一句："多咱还能回来？"洒泪而别。爸爸拄着木棍，缓步送出村头，到一棵老榆树下，目送我拐进涧水沟堡子，背影消失了，还要站些时候，才往回走。
    爸爸上山打柴时，有一次右眼彼树梢刮伤，几乎失明。在抚顺东洲医院治疗半个月方才出院。  1972年，他又患了脑血栓，到汤图公社卫生院抢救治疗。从一个靠边站的老中医偷偷讨个处方，出院后服了多剂中药，才恢复到扶杖可以缓步走路。
    平时难度大的活路，如打全年柴、掏炕、苫房、圬墙等，求人帮忙，要有偿服务，而且要比别人多花钱。乡亲知道老人有劳保费，间或有人来"借"五元十元，欠拖不还。老人怕得罪人，难开口讨要，往往不了了之。每年都得搭进百八十元，苦不堪言。
    有一次探亲时，爸爸深有感触地对我叹道："我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想不到过去多念点书、上班混口饭吃，都成了罪过。甚至住两间房也要招灾。差点搭上一条老命。想当个顺民，过个平静生活都不可得！天理何在？！"我望着爸爸，白发苍苍，面孔消瘦黎黑，满脸皱纹，垂垂老态。听了这撕心裂肺的感叹，联想到一代老知识分子的苦难境遇，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两位老人在山乡苦苦挣扎了十一个年头。直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方有可能回城。但城里已无住房，无处落户口，不予办理。离沈阳时本有两间住房。兜个11年的大圈子，重返沈阳，已无立锥之地。偌大一个城市竟无处可以栖身。幸亏妹妹家住沈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老人户口落到妹妹家里。这样，两位老人才结束漂泊，回城安顿下来。
　　郝、曹之流，利用"文革"的时机，得售其奸，作恶多端。把两个无辜老人整的死去活来，弄得无家可归。可谓灭绝人性。
　　两个善良的老人，虽然失去了虔敬供奉多年的观音，但苍天有眼，最后终能绝路逢生。也可以说是善有善报吧!
　　如今，爸爸、妈妈均已走完他们那凄风苦雨的人生之路，相继撒手尘寰十多年了。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得到平静而安息。

三　梦觉絮语

18．衷心盼望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我在北平读大学时，抗日烽火甫息，内战硝烟又起。神州大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在进步同学、进步书刊的影响带动下，积极投身革命激流，参加了历次进步学生运动。
　　当年我由一介只抠书本的贫寒学子，转变为紧跟、追随时代潮流，主要由于对现实失望和不满。反对当局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官僚腐败，和民不聊生。衷心盼望，国家变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当时从看到的毛泽东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以及若干进步书刊的宣传，我得到深刻的印象。认为只有中共和毛泽东领导的新生力量，才能担此历史重任。并且认为这是国家民族前途希望所在。
　　经过三年鏖战拼杀，国民党统治的旧政权被推翻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诞生了。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积贫积弱、饱历忧患的中华民族，在国际间以新面目、新姿态涌现出来，并赢得举国一片欢腾。我怀着满腔热情和殷切希望，参加了新政权领导下的工作。我时刻关心、瞩目国家前进的脚步和发展变化。思考着当年的"衷心盼望"能在这片古老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逐步实现。从1949到1976，我思考、盼望了二十七个年头。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多灾多难的民族，幼稚蒙昧的个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沉思。老百姓也从浑浑噩噩中有所寻思。
　　这二十七年间，国家与民族的遭遇和变化，大家洞若观火，有目共睹。这里无劳我来置喙饶舌。我个人的遭遇和变化，个中况味，苦辣酸咸，只有自己最清楚。只有自己认识体会最深刻。这里有必要加以忆述。

　

19 个人遭遇

　　我原是来自基层社会的一介清寒学子。家庭出身市贫，个人成分学生。没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没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上无高亲贵友。没有任何政治污点。与共产党无宿怨新仇。可以说个人的出身、历史是一清二白。而且很早便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潮流。参加了历次进步学生运动，为新政权的诞生做过力所能及的贡献。从一介清寒学子、基层草民的朴素感情来说，具有靠拢、追随、拥护新生革命事业的先天基因。因此，在1949年6月便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1950年开始申请入党。1951年便被评为"优秀机关工作者"。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我一心向党，热爱自己的国家。可是党和国家怎样对待、接纳这样一个青年的朴实感情和真挚追求呢？
    1955年，我因交友不慎，谈论过"毛主席想当第五位"（即马、恩、列、斯之后的第五位国际共运领袖）。祸从口出，被当作"敌特嫌疑人"隔离审查，反复遭受批斗。整了一年多。没查出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和污点。结果证实，把羊当狼狠打一顿；把无辜者当做罪犯猛烈收拾一通。但是，没做任何善后，没有任何说法，而不了了之。
    我对肃反的所谓审查很有意见。按正规组织手续写了申诉材料，交给机关党委书记。这种做法符合党的规定，本是无疵可议的。但是却被束之高阁，没有下文。
    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党支部书记动员和保证"三不"（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情况下，个人基于对党负责和关心，提了并未越轨的意见。然而，反右斗争中，把所提意见，结合我写给党委的申诉材料，断章取义，诬我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并打成右派。受到凌厉处分，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这个1961年已摘掉右派帽子的小职员，也不放过。还当作大右派分子，和"走资派"一同批斗、抄家、下放劳动、关进"牛棚"，遭受拳脚、棍棒、皮鞭的野蛮酷刑。然后差点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再度令我下放农村劳动。
    从1955年肃反挨整，  1957年反右流放，"文革"关押"牛棚"，直到1979年右派得到改正，先后历经24个年头。反复折腾，几番蒸煮煎炸。从28岁开始挨整，直到52岁方获一纸平反结论。从青春鼎盛，直到须发颁白。一生中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完全断送在那个苦难年代，不啻毁了我的一生。二十四年履艰历险，付出血的代价，九死一生，侥幸存活下来。青年学生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完全付之滚滚东流。
    1955年已经证明我被冤枉、整错了。但是反右继续把我推进灾难深渊。到"文革"时，似乎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已。我对党究竟是个什么人？伙伴、朋友、自己人、仇敌？为什么要把一个党的追随者、拥护者、积极争取参加者当作敌人狠整？党为什么把自己的诤友拼命推向敌营？我为什么反复挨整长达二十余年，愈演愈烈？
    经过反思，这二十多年的苦难遭遇，如醍醐灌顶。终于使我大彻大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要常抓不懈。抓阶级斗争必须有斗争对象。一旦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即被打入另册，形同"贱民"。被革命政权踩在脚下，永无出头之日。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在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必然存在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必须存在抓不尽、肃不清的阶级敌人。按《土地法大纲》规定，经过土改后，地主劳动五年，自食其力，可以摘掉地主帽子。但这二十七年间，没有一个地主摘掉帽子。右派摘了帽，称为"摘帽右派"，还属阶级敌人范畴。阶级敌人的儿女，被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意即生来便是不好的子女）。这无异于"帽子"变相世袭。如果没有这些"终身制"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便没了抓挠。所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必然总是一批人压制了另一批人，说白了，就是"革命人民"骑在另册"贱民"头上。如果致力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导师长生不老，阶级斗争便会狠抓至今不止。那么，不仅阶级敌人的队伍会膨胀许多，而且会出现高龄阶级敌人，例如出现百岁摘帽右派，等等。那是毫不稀奇的情况，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如果说，当年我是祸从口出，因言贾罪；是咎由自取，自食其果。那么，我的两位老人呢？

　

20．无辜的老人
    我的父亲虽然读过大学，但他是书生气重的学究。一向忠厚老实。走路怕踩死蚂蚁，树叶落下怕砸头，谨小慎微。从来以勤勤恳恳工作，端端正正做人自律。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任何政治污点。在旧政权下，他是抬不起头、不吃香的人。最高职位仅在铁路混个"主任科员"而已。在新政权下，他也努力追赶时代潮流，但思想和脚步总撵不上。只知安分守己，任劳任怨，做好本职工作。生活上与人无争，与世无扰。父母两位老人都是道地的安善良民。父亲退休后，每月开四十多元养老金。母亲是家庭妇女。两位老人过着清淡的日子。但是，"文革"对这两位老人也不放过。捏造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乱扣帽子，施加酷刑。使他俩无端遭受打手们的拳脚、棍棒：和皮带，险些丧命。最后，虽然已搞清两个老人无任何政治问题，还是软硬兼施撵出沈阳，去农村插队落户。在农村苦苦挣扎了11个年头。落实政策后，沈阳住房已为他人侵占，无处落户口，成为插锥无地的无家可归老人。他俩遭此大劫大难，是招谁了，惹谁了？是犯了法，是干了缺德勾当？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所以在农村插队时，老人曾伤心地说："我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想不到过去多念点书，上班混口饭吃，都成了罪过。甚至住两间房也要招灾，差点搭上一条老命。想当个顺民，过个平静生活都不可得，天理何在，！"
    两代知识分子，过去从未挨过打，但是几乎同时遭受了新政权的拳脚、棍棒和皮鞭。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
    当然，个人的不幸和灾难，比起国家、民族遭受的创伤和损失，那还是微不足道的。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如前所述，1957年的反右，全国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有55万多人，使我国的科教文化事业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众所周知，  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和跟踪而来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之多，经济损失达1200亿（见《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薄一波语）其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其后的"反右倾"斗争，以彭德怀元帅为首，全国"伤及380万人。"（见《直言》）
    1966一1976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极端残酷悲剧"（季羡林语）。"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巴金语）。"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毁灭中国的文明"（马思聪语）。由于这场空前浩劫，我国的经济再次濒于崩溃，文化科教事业蒙受毁灭性打击。"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八千亿人民币"（见《交锋》）。
    这些客观存在的史实，与我在大学时代向往追求的进步理想，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相去何其遥远！过去把这类问题都归到极"左"路线户头之下，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但是1955年、  1957年、  1958年和1959年时，林彪和四人帮尚未爬上高位，抓到大权，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即便归罪于极"左"'路线户头之下，那极"左"路线又是何人制定，谁来贯彻执行呢？笔者无意去追问啥人的政治责任，这也是当今难以厘清说透的问题，不愿在这方面徒费笔墨。我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21．渴望法治
    我在肃反挨整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国家，上自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必须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不能自觉遵守，就要用司法强制其遵守。否则就无章法秩序，乱了套。这种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就是法。两千多年前，刘邦率兵进关之后，还知道"约法三章"。现代很多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是以法治国，称为法治国家。
    法律不是形式或摆设。全体公民都要毫无例外地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众所周知的浅显道理。"文革"时本有人大制定的宪法，但宪法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宪法形同虚文、废纸。上面无视法律，下面便胡作非为。全国闹得无法无天。谁都可以抄家、抓人、打人，打死人不偿命。国家陷入暴乱失控，几乎不成其为国家了。还把这些做法冠以"革命行动"，实在是对革命的亵渎和玷污。在那个年代，社会上豢养了大批"运动痞子"，以整人为业，以斗人为乐；诬良为奸，以佞为荣；拔弄是非，颠倒黑白；惟恐天下不乱；闹得家难安居，国无宁日。这与法治相悖，毫不沾边，甚至是无"法"可讲了。
    既然组织了千百万人反复研讨，煞有介事地制定了宪法与有关法律，又不愿受其约束，不想贯彻执行。这是为什么？笔者三思之后认为，掌权者权力过大、失控；又习于滥用权力，致造成权大于法。视法为儿戏，背弃法条，我行我素。"对法可以隨心所欲砸烂之（曾经砸烂公检法）。这都是"文革"中的凸显史实。
    在法治国家里，法律至上，全国上下都要恪遵力行。封建时代还讲究"国法无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无视法律而独断独行，甚至达到"朕即法律"，天下老子说了算，就完全变成人治国家了。法治国家，决不容许有超越法律之上的领导权力。
    要想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掌权人物必须树立为公为民的民权思想。掌权是在承担政治责任，而不是谋取享受。更不准滥用权力，恣意妄为。真正革命者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存在个人或集团的私利；更不存在既得利益。革命不是改朝换代，打江山不是为了坐江山。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执政掌权人物，首先要以身垂范，成为遵法执法的楷模。

　

22．呼唤监督
    为了保证执政掌权人物知法遵法，不超越法律滥用权力，更要防止人治和独裁政权出现，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有力的监督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都具有政治监督。即具有与执政者相对应的政治力量，对执政者加以监督和制衡。谁来执政掌权，由公民选择决定。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道理极其浅显。当年我们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一再痛贬怒斥国民党一党专政。今天我们执政掌权，就要从根本上摒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秕政和积弊。把前人的纰缪，作为前车之鉴。
    其次是法制（立法、司法）监督。立法和司法必须独立，不受任何领导或干预。执政掌权人物如有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行径，立法、司法部门有权弹劾、罢免、传讯，直至整治法办。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在位时，曾发生数十名西班牙人在智利失踪；韩国前总统全斗焕曾镇压光州起义；为此，在他俩下台多年之后，还被推上法庭受审。美前总统克林顿曾因绯闻被检查官起诉。等等。这都是众目昭彰的史实。   
　　最后是舆论监督，也就是新闻传媒和群众的监督。执政掌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新闻传媒和广大群众的耳目之中。众目睽睽，千夫所指。舆论跟踪监督。法治国家的执政掌权人物，一旦违法乱纪行为曝光，不劳法制干预，往往引咎辞职，自动下台，如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美前总统尼克松等事例，足资证明。没有上述政治、法制、舆论监督，法治必流于形式、空谈。民主监督是以法治国的保证。民主监督与以法治国二者不可或离。"文革"时期出现造反、揪斗和殴打国家主席，社会上滥杀无辜。一片赤色恐怖。竟无任何制止或干预，没人敢出来说话。当权人物如脱缰野马。恣意纵横驰骋于国土，所向披靡。群众还得为其歌功颂德、山呼万岁。这就是没有任何监督机制造成的灾难恶果。
　　失掉监督的政权，极易产生个人独裁专制；或形成特权阶层；滥用权力，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滋生腐败官僚；严重了将使政权腐烂垮台。

　

23．兑现自由
   任何政权，要想得到有效的舆论监督，必须保证言论自由，使人民敢讲真话、实话，敢提出批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但迄待落实。1957年反右，大批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从此噤若寒蝉，三缄其口，被钳住了嘴巴。1959年反右倾，把敢讲真话说实话的开国元勋彭大元帅打下去了（后残害致死于"文
革"。）从此老干部画地为牢，明哲保身，也被钳住了嘴巴。这些社会中坚力量销声匿迹，当权者为所欲为，直至无法无天。敢讲真话者都被钳住了嘴巴，哪里还有舆论监督？
　　有能力有信心的执政者，是不畏人言的。盛世不惧危言。允许人讲话，保证言论自由，才能听到不同声音，从而明确是非得失，防患于未然。唐魏征曾有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害怕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通过官方的"舆论导向"，强求"舆论一律"，那就成为官方在听官方语言了。当然也就无从倾听群众意见和体察民瘼了。         
    当权者如果仅满足于听取颂扬和赞歌，不愿听到不同声音，讳疾忌医，又不能用自我批评来自医；那么，局部微恙，会发展成沉疴、痼疾、顽症，直至导致不治之症。
　　历史上的专制帝王，还不乏有宽容大度、容人雅量者；懂得纳谏、从谏如流、礼贤下士、闻善言则拜；自身有过失还要下"罪已诏"等等。在现代号称民主法治国家里，领导人如果连古代帝王那点开明作风都达不到，真是可悲而匪夷所思了。

　

24．走出依附
    在极"左"路线肆虐年代，老百姓不仅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都不存在。通过各种条件和手法，把老百姓牢牢捆绑在"组织"下面，形成无法摆脱的"依附"关系。没有介绍信、人事关系、档案关系，一旦离开所依附的组织，则大庙拒收，小庙不留，无处可以落脚栖身。吃饭、穿衣、买生活必需品，都要有各种票、证、供应手册，一旦离开所依附的组织，便失去票证等来源，不仅寸步难行，而且无法生存。因此，一旦离开所依附的庙堂，便会立锥无地，乞讨无门，甚至还乡无路。我在杜光先生的文章中读到，当年灾荒地区的农民，连出去讨饭都不批准、不给开所需介绍信（如买车票、住宿、证明身份等均要介绍信）。只能守家等待成为饿殍。
    我在天津上中学时，社会上流行几句民谣："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回家卖豆腐！"这是多么自豪的壮语。这只有在人身享有充分自由权利的情况下，才能说出这些话。
    法治国家的政府官员，如果因政见分歧而不愿当官，多辞职挂冠而去。他们可以到任何地区、单位找到更遂心的工作。当年我们的公职人员，如果辞职不干，连回乡种田糊口的出路都不存在。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人人都依附于"独此一家"，赖以存活。因此，凡在"独此一家"奉职者，无论处境多么艰难，即使被当作猪狗，遭乱棍群殴，打翻在地再被踏上臭脚等等悲惨遭遇降临头上，只要一息尚存，都只能俯首贴耳、唯唯诺诺、惟命是听、任凭宰割、忍辱苟活。不然只能一死了之，如邓拓、田家英、老舍、翦伯赞夫妇，等等。这也是人治国家的鲜明特征，和两千多年的宗法家长制的悠久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个人的生存完全依附于所供奉的庙堂。一言一行，都要看上峰颜色，只能顺风打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当然，在此情况下，思想言论自由已无从谈起。
    不走出人身依附的魔圈，要想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真正的公民，是不可能的。

　

25．殷殷愿望
    现代世界汹涌奔腾的潮流，是人权至上，以法治国。而以法治国，必须具备政治、法制、舆论三个方面的监督。而这些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思想精神得到充分保证才有可能。
    我国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即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许多仁人志士为此奔走奋斗己垂八十多年。今天看来，要真正、彻底实现五四提出的口号，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要想融入现代世界民主法治潮流，不走此路，别无他途。国家民族的千秋大业，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只有建设成以法治国的民主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完成百余年来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矢志追求的崇高政治宏愿。
    人生不过百年，一切功名利禄转瞬化作过眼云烟。只有为国家民族奠定民主法治基业，做出长治久安的丰功伟绩，才能彪炳竹帛，百代流芳。难道只有新大陆才能出现T?杰斐逊、A·林肯和F·罗斯福这样的历史伟人么？愿天下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共勉之。

　

26．一点叮咛
    我和老人两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早已过去，成为昨天的历史。但是历史会不会重演？这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最为关切的。如果国家未能融入世界民主法治的潮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花朵，不能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旺盛开放；当年的极"左"路线、独裁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存在死灰复燃的土壤，就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就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特别是某些人士对待那段"左"祸横行的历史，讳莫如深，刻意淡化，力求让人忘却，似乎什么事情都未发生。导致现代年轻人乍闻十年浩劫时，如同听天方夜谭。长此以往，前事尽忘，后事何师？这种做法是对国家民族极不负责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大墙文学之父，著名作家从维熙有句名言："一个不能反思自己过失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的箴言警句。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唯物史观。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过去的历史，都是当年当事人亲手写成的。我们只有求实存真的责任，没有涂抹文饰的权利。对历史的扭曲、掩盖、篡改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待历史，必须一不怕丑，二不怕疼，有敢于正视的勇气。应当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温故知新，深刻反思，由衷忏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痛定思痛，才能制止极"左"路线卷土重来，杜绝历史悲剧重演。
　　我的八岁的小孙女倪畅，是个头脑睿智、卓而不群的小才女。当她看过我写的《牛棚纪事》一文后说："谢天谢地，没让我生在那个年代。实在太可怕了。"（原话）这个幼小心灵的呼声，使我深受震撼。为了孩子，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彻底根除"左"祸的隐忧。
　　时代前进了，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上国门搞独裁暴政的做法必为世人所唾弃。如果国家民族不幸，"左"祸横行的历史再度重演，那么，我们的国家民族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而万劫不复。这绝非危言耸听。勿谓言之不预也。
    我已年近八十高龄，夫复何求！区区之心，竭诚希望我国能真正以法治国，成为民主法治国家。以崭新的面貌，融入现代世界的民主法治大潮，跟上时代的步伐，飞跃前进！
    最后，我以郑介初先生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一书中，李文海先生所作序言的几句话，作为本书的结语：
    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
    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
    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

菩提无树

14．牛棚纪事
    在我的人生驿路上，  1968年5月12日是个最黑暗的日子。那天早晨，我带上午餐饭盒，像往常一样到坑下去劳动。走进车间大院，但见红旗如林，气氛异常。矿工们按班列队，有些戴"红卫队"袖标的工人站在前面，表情紧张。我刚找到班队站好，忽听新上任的"革委会"头目周家英在主席桌前一声断喝："把‘大把头'赵维政押上来！"十几个红卫队如饿虎扑食般扑过来，从人丛中揪出老赵。用白法绳五花大绑，挂上写有白字的黑木牌，踢打着推搡到主席桌前。继续拳打脚踢。周又喝令"押下去！"红卫队接连踢打着老赵并押进准备好的"牛棚"。这突如其来的残暴情景，令人胆战心惊。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这天在坑下干活时，炎阳高照，景物依旧。但人们不像往常有说有笑，而是绷着脸，沉闷不语。我心里更是发毛，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
　　自忖身为"摘帽右派"。  1966年"文革"伊始，便被抄家批斗，并从新丘露天煤矿财务科下放到新露天车间劳动。在造反武斗声中，  1968年春由军宣队、造反派、革命干部三结合，建立了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新政权头一板斧就砍向"清理阶级队伍，群众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看来想从当时的混乱局面中，把斗争锋芒转移到"牛鬼蛇神"头上。抓阶级斗争，总得有斗争对象。早被打入另册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都是手头现货，可以揪出来恣意凌辱作践。再加上新揭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反动学术（技术）权威，便凑成了"黑九类"。此外还有被"革委会"排斥在外的造反派头目，等等。这些被划为专政对象的不幸者，都是在劫难逃的"贱民"。社会上不时传来打死人的可怕消息。人们完全陷入前所未有的"赤色恐怖"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得任凭宰割。我虽有"引颈就戮"的思想准备，但是矿山的干部、工人党员，戴上红袖标就异化为打入凶手，一反过去注意政策、讲点文明的做法，这是始料不及的。更估计不到，残酷悲剧刚刚拉开帷幕，重头戏还在后面呢！
    这一天，魂不守舍地在线路上干着又苦又累的活。到收工时，身心交瘁。我和矿工门一起向车间大院走着。快到坑口门时，迎面来了十几个戴红袖标的工人，为首的是火车司炉马兴金。我的心像揣个小兔子，突突蹦跳。当双方距离仅剩几米时，这伙红卫队猛扑过来，如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我掀倒在地，用法绳捆绑，双手反剪上吊，疼痛钻心。他们一路上拳打脚踢，推推搡搡，把我押进"牛棚"。
   "牛棚"是于打垒的土房，窗上有铁条，门上加锁，门板上留有监视孔，地上铺着旧枕木。红卫队让我面壁而跪。双臂疼痛难忍，汗如雨下，眼前的泥巴地上湿了一片。不知过了多久，室内昏暗下来。这时进来一个牢头禁子为我松绑，让我站起来。他把我的手表、钱粮票、腰带、鞋带全部收缴。我环顾四周，只有老赵低头默默坐在墙隅。我从此开始了炼狱的苦难日子。完全失掉了人的尊严和自由。
    当天晚上，红卫队第二次洗劫了我家，并勒令我妻送来被子和晚饭。大约八九点钟光景，咣当一声打开门锁，跳进两个牢头禁子，如同凶神恶煞。喝令老赵猫腰低头去过堂，出门时还在其背上猛击一掌。我默坐屏息谛听。呵斥、击打、惨叫声频频传入耳内。约过半个多小时，老赵被押回来。他脚步踉跄地扑向枕木躺下来。看来伤势不轻。

提审过堂如闯鬼门关
    我刚把妻送来的绒衣裤穿好，两个牢头禁子便启锁蹿入，押我去过堂。他们令我弯腰低头进入刑讯室跪下。虽不让抬头，从熟悉的声音上依然可以判断，迎门正坐的有"革委会"头目周家英，群众专政头目刘仁；两侧打手都是运输和线路的工人马兴金、赵文会、杨治才等人。所谓提审，就是把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让我招供。审问中，打手们棍棒齐下，猛击我的后背和臀部。如果招供，承认有罪，当然猛打；如不招供，斥为抗拒，更要狠打。这些家伙为了迫害和打人，才把人抓进来。似乎旨在用疯狂打人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这有如封建王朝对刺配犯人的"杀威棒"。最后打得我几乎站不起来，才把我拖回"牛棚"。
    当夜又抓来一名火车司机孙文祥。以后几天都有人被陆续抓进来。不过几百人的车间，竟关押了二十来个人。这些难友中，除四名干部外，其余都是工人。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
    每天夜里，都有两三个人被提审过堂，如同过鬼门关，下阎罗殿。夜幕降临后，时时可听到门外走廊里一阵阵杂沓的脚步声。那是这些家伙在准备部署夜审和策划刑讯行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囚室里笼罩着恐怖，不知今夜哪位难友将遭殃罹祸。每个难友都面临生死难卜的关头。怀着惴惴不安和惊恐，等待着咣当
一声启锁开门和蹿进两个凶神恶煞。
    我进来的第五大夜里，第三次被押去过堂受刑。从声音上判断，刑室里在座的是"革委会"和群专的六七个头目和行凶骨干。这次未动用刑具，专门拳打脚踢。他们打得我眼冒金星，两耳失聪，牙齿脱落，嘴角流血，在地上翻滚，踢过来，打过去，意欲致我于死地。突然一阵腹部剧痛，难以忍受。我立即呼叫要求大便。这些红卫队骨干才住手。我扶墙勉强挣扎站起来，拼尽力量迈出刑讯室，趔趄地摇晃到茅厕。牢头禁子跟踪而至，估计我的衣裤皆污，随手扔过来一沓废纸。这一夜我在疼痛呻吟中不知何时入睡。噩梦联翩，仿佛堕入黑暗魔窟和阴森鬼城，处处都是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魑魅魍魉......惊醒之后，出一身冷汗，头疼欲裂。

"与人斗，其乐无穷"
    端午节那天，这伙"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打手，又变换了招数。本来白天除了勒令反省、写检查，一向"平安无事"。天气较热，我在精神上有些松弛，脱去了绒衣裤。下午四点钟左右，牢头禁子出其不意地蹿入"牛棚"，喝令我出去，押我到车间东院机电班。利用工人两班交接的时机，由"革委会"群专头目和行刑打手，组织两班工人群众批斗。在一片斥骂和口号声中，我弯腰低头站立。红卫队打手用三角皮带轮番抽打我的脊背。当时只穿一身单衣裤，打得皮开肉绽，遍处青紫鳞伤，衣服与皮肉粘连。由于弯腰、剧痛，汗水淋漓，脚前土地湿了一片。两腿颤栗，摇摇欲倒。这帮家伙看我快不行了才住手。其间曾有个穿白球鞋的工人走过来，以掌自下向上抽打我的双眼，意在使我失明。后来寻思，我做会计时，奉命扣过打球人员在外面的吃喝欠款，因而得罪了这个篮球痞子、电工王某。他怀恨在心，趁机公报私仇。这个端午节，如同给我扒层皮，是我在"牛棚"中遭受苦难最为深重的一天。
    这天夜里，疼痛使我难以成寐。听风沙拂窗，偶尔夹杂着五井绞车打点的当当声，倍感凄凉。许多陈年旧事涌上心头。我自幼没受过父母和老师的体罚，未挨过打。活了四十多年，想不到竟遭受红卫队的棍棒和皮鞭。当年冒着白色恐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矢志追求的，难道是如此残酷的、红色恐怖的今天？！这帮戴着红袖标的党员干部和工人，所作所为如果叫做"革命"，那么这些人和这种事业，只能让人敬鬼神而远之，避之犹恐不及......无比悲愤萦绕心头，使我痛彻骨髓，万念俱灰。
    有天夜里，孙文祥被押出去后，即传来阵阵棍棒打击和惨叫声。后来又有些零乱的脚步声和泼水声。稍顷听到有牢头禁子喊叫："有气儿啦！"（把人打昏厥后，以冷水浇头而苏醒过来）。又过一些时候，才由两个牢头禁子把孙师傅拖回来，扔进"牛棚"地上。他的头发和上衣湿淋淋的。这夜他有三根肋骨被打折，因得不到及时检查治疗，成为终生残疾。
    在新露天"牛棚"里的四名干部赵维政、陆曼坡、刘壁垣和我，以及老工人火车司机孙文祥、机车修理工高德本、吊车工王海荣等，都遭受过极其野蛮残酷的凌辱、迫害。
    后来从死难工人家属在大会控诉中得知，选煤厂有名老工人被毒打而死，尸体的睾丸肿得像个小盆，惨不忍睹。运输段一名老工人彼非刑拷打致死，凶手们在死者嘴边抹上白灰水，伪造自杀现场，以掩人耳目来逃避罪责......。
    当年被抓进"牛棚"者，都要挨打和遭受酷刑，非死即伤，无一幸免。难友们身上都留下累累伤痕。老赵被打得面部青紫，眼圈乌黑，双腿重伤，上厕所靠扶墙走路，几乎寸步难行。目睹此惨状，不能不慨叹，红卫队的野蛮残暴程度，与早年日伪宪兵队和国民党渣滓洞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露天有个线路工人白万玉，  33岁，是个回民。他看到了对职工上大挂吊打、酷刑逼供的骇人场面，吓破了胆。班里刚开始对他批斗，尚未收监，自料难逃"牛棚"苦难，趁暴风雨深夜出逃。翌日上午，发现他吊死在窑地的树上，遗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家破人亡。
    虽然我们身上有伤，举步维艰，但群专头目和红卫队，又琢磨出坏道来进一步折磨。每天早晨喝令我们到车间大院列队跑步。有的人一瘸一拐；有的人摇摇晃晃；有的人勉强挪步，远拉后面。我们一面跑，还要一面喊口号："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早晨来上班的工人，四面站立围观，如看耍猴。工人们脸色阴沉，没有嬉笑，冷漠中流露着无奈。我不由想到鲁迅先生的名作《示众》，心头一阵悲哀。毕生追求进步理想的鲁迅先生，如果目睹这幕悲剧，不知有何感悟！

每天"请罪"三遍
    不久，这帮家伙又策划出整人的损招。每晨跑步之后还要请罪。在大院墙上挂个毛泽东像。难友们在离像十米外排成一字横队。从右侧打头的人开始，弯腰走到像前，毕恭毕敬地跪地请罪。其公式化的套话是："我有罪，罪该万死，特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然后概述自己被强加的"罪过"，把"屎尿盆子"向头上扣。请罢罪起身弯腰退行归队。十几个人分别向毛请罪以后，开始第二轮向林副主席请罪。最后一轮是向"革命文艺旗手、敬爱的"江青请罪，每人请三遍罪，要耗用很长时间。有的难友精神过于紧张，请罪时磕磕巴巴，甚至说错词句，当场要受到红卫队拳打脚踢，甚至还踏上一只脚。
    有个青年工人杜某，是地主成份。每天请罪时，都要辱骂生父为"老犊子"，自诟为"地主狗崽子"，以取悦红卫队。他在"牛棚"中，多次向红卫队密报悄悄耳语的难友。致耳语者多挨打，他自己少吃苦头，企图踏着难友的头颅爬出炼狱。他的老婆经常抱孩子闲逛，不给他送饭，红卫队不得不派人搜寻并加以训斥。

"早请示，晚汇报"
    以后这帮打手又推出整人的新套路："早请示，晚汇报"。晚汇报，实以汇报之名，背诵《毛选》里的"老三篇"、"老五篇"。当年我记忆力尚佳，不仅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就连《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那篇长文，也能一气哈成，背诵如流。即便如此，还时常无端遭受红卫队的斥骂和拳脚。似乎这帮家伙已蜕变到了不踢打人便手脚奇痒难耐了。
    "革委会"和群专头目，在从肉体、精神上残害折磨人的同时，也没忘记从经济上压榨我们。进"牛棚"不久，他们便宣布我家每人每月只给8元生活费。我来矿山后，已挣了八年的可怜巴巴的60元工资，硬给降为每月40元，使当年的五口之家，连柴米都难以为继了。
    车间无食堂。难友们一日三餐全靠家属送饭。送饭是件苦差使。红卫队对送饭的家属百般刁难。不但要开盒检查，甚至要把饭扣在脏兮兮的桌面上验看。还对家属说："这些人有罪，只配吃窝头和咸菜。不准送细。"赵维政的家离牛棚很远，骑自行车还需走半小时。有天下午五点多钟，他的小儿子送来一盒大米饭。值班的红卫队勒令他拿回去重做粗粮饭。待第二次送来小米饭时，已是七八点钟，天色昏黑了，把老赵饿得够呛！
    当年凡抓进"牛棚"者，每人给个白布条，上写罪名与姓名，别在胸前，作为标志名签。我的罪名写为"大右派分子"，不知从何处评上个"大"的档次。拣煤段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属于未被结合进革委会，遭受打压的那一派，都彼打成"反军黑干将"抓进"牛棚"。有一天军代表傅春江营长去视察"牛鬼蛇神"早晨跑步情况。看到这些"反军黑干将"的白条，很不高兴。批评该段领导说："你们咋搞的？哪来这么多反军黑干将？不能换个别的罪名吗？"该段领导心领神会，立即照办。于是将老工人唐凤祥的布条改为"空降特务国民党空军少将唐凤祥"。工人王海泉的布条改为"空降特务国民党空军上校王海泉"......善于谐谑的唐凤祥（绰号糖球子）后来道出心："我对反军黑干将的罪名，原来很害怕。这是扯不清的问题。换成国民党空军少将罪名以后，心里反而踏实了。明白了罪名是随便捏造的，与实际不沾边儿，屁事不当。"给这些土生土长、连飞机都没坐过的工人，扣上如此骇人听闻的罪名和军衔，堪称荒谬绝伦。

群众专政史无前例
    囚居"牛棚"期间，曾被勒令参加两次全矿的批斗大会，如同闯了阎罗殿。6月中的一天，骄阳似火，酷热天气把大地炙成蒸笼。牢头禁子突然勒令我们集合，反剪双手捆以法绳。颈上挂个黑木牌，用白字写上个人的罪名和姓名，姓名上打个红叉。我们排着队，由牢头禁子押解出发。沿途不时有居民和小孩围观。人们流露着惊异、同情、鄙夷、仇恨的各种表情。
    我们一路上走得口干舌燥，汗流浃背，来到西部小学。路过操场时，因无围墙，可以望见场内红旗招展，"革命群众"席地而坐，人头攒动，黑鸦鸦一片。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邻近排列一行红卫队，似乎正由头目领着举手宣誓，恰好有只言片语传入耳内："......对阶级敌人不狠，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誓词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在场外排队等了许久，矿属各单位的难友陆续到齐了，才勒令入场。先经过一条狭窄的走廊甬道，两侧排列着许多红卫队打手，喝令难友门弯腰通过。两侧巴掌齐下，打得劈啪山响。难友们都想快步跑过去，少挨几下，但前面有人又无法蹿越。没进会场，先吃顿猛掌。通过这条阴司鬼径，背部已经红肿。入场后红卫队勒令我们弯腰低头，站在大会主席台下，位于席地而坐的"革命群众"前面。

    大会开始。台上一名女红卫兵尖峭地朗诵"东风劲吹，红旗漫卷......"的开场套话，继而以手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遍），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下来朗诵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数条）。行礼如仪。然后，由大会头目喝令把重点批斗对象押上主席台。由专人揭批"罪行"，中间穿插专人领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批斗对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口号声像滚雷掠过耳畔。与此同时，训练有素并经宣誓动员的红卫队打手登台亮相。十几个彪形大汉，对付手被捆绑、挂木牌、大弯腰的批斗对象，一路拳脚打将过去，好生威风。只听得被批斗者嗷嗷惨叫，直至打翻在地，并踏上臭脚。这种亘古未闻，盖世无双的野蛮残忍场面，着实是史无前例的。
    台下大批陪斗的难友，弯腰撅腚，在炎阳炙烤下挂着沉重木牌苦苦久立。汗淋脚下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两腿哆嗦，头晕眼花。不时有人因稍微直腰，被虎视眈眈的红卫队上前击一猛掌，或兜腚一脚。
    时间一分一秒地苦挨过去。已有难友晕倒被拽下去。好不容易熬到批斗结束，方准许直起腰。这时环顾红旗、红卫队打手，晃动的人流......眼前展现的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尘寰，不知今日何世了。
    难友们又被分别押上几辆卡车，像判刑犯人似地游街示众。宣传车为前导，用高音喇叭狂呼口号开道，以招徕观众。路过某些单位停车时，偶尔有人趁机伸手向上打"便宜人"（不打白不打），也有向车扔砖头的。可能以此行动显示其革命身份和政治立场。看来不少市井之徒，都被仇恨教育和斗争哲学煽动得歇斯底里了。
    这样折腾到天黑，才返回"牛棚"。人人都像患了一场大病。然而，接下来还得应付车间红卫队夜审过堂，刑讯逼供......
    七月初，矿上传旨，勒令各单位"牛鬼蛇神"去支援彰武县的矿办农场夏锄。每人发个秫秸编的遮阳帽，帽顶用毛笔写上姓名与罪名的大字。胸前别着白布条名签。领队的是个青年工人。他总有句口头禅："咱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以此自诩。他还常把"专政"挂在嘴边："你们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要专你们的政！"但见他胸前别着炊饼大的像章，胸口以红绳挂个比像章还大一圈的红"忠"心。肩上斜披着几寸宽的红绶带，下面用红绳垂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布兜。这身非同寻常的装扮，一步三晃地招摇过市，刻意地炫耀了革命身份和领导阶级地位。
    在农场。当我们挥汗如雨地锄地时，他在地头踌躇满志地翘首梭巡监督。后来可能是感觉无聊和犯困了，踅摸一捆干草，铺在大树阴凉下。他仰卧其上，头枕双手，嘴衔一根狗尾草，翘起二郎腿轻微晃动着，悠然自得。不久便听到鼾声起伏了。我们依然老老实实地在炎阳下锄草，一步一个脚印，汗滴禾下土。在农场干半个月。矿曾来位电镐司机提拔上来的副主任，主持开了一次批斗会。拉出矿的"总工"作靶子，难友们跪地陪斗，以扭转农场是"阶级斗争死角"的形象。不过声势有点勉强。我们每天下田锄草，精神上稍感松绑。

    从农场回车间后，群专的酷刑势头渐趋式微。难友们每天都在红卫队监督下，到矿坑生产一线劳动。

抓的正确　放的正确
    在"牛棚"炼狱熬过104个日夜以后，我总算侥幸活过来了。8月23日下午。新露天开全体职工大会，并召集"牛鬼蛇神"家属参加。大会开始，按当年"文革"常规，行礼如仪。然后宣布对"牛鬼蛇神"的批判处理。被批判者诚惶诚恐地站立台上，低头弯腰。由指定的工人分别宣布其"滔天罪行"，并严厉上纲上线狠狠批判，然后说道："姑念其在关押期间尚能认罪悔过，态度较好，为此暂回生产，监督劳动，以观后效"云云。批斗中夹杂着狂呼阶级斗争等口号。我看到妻在台下神色黯然地坐着。散会后，分别由家属领回获释的亲人。
    妻和我一道，愁锁双眉，满面忧戚地走回劫后的家。我环顾这个简陋而熟悉的环境，感觉恍如隔世。
    其后，班组讨论这次"放人"大会时，有位老工人讽刺说："抓的正确，放的正确，完全正确，一贯正确！"
    这些难友被抓进来时，都是老老实实、坚守岗位的矿山职工。无端遭受一百多天阶级斗争炼狱的残酷洗礼。虽然得以幸存，但到获释时，多已身心伤痕累累。腰弓背驮，颈僵腿跛，两腮深陷，目光呆滞，狼狈不堪，与被关押前判若两人。有的难友留下终身残疾。
    这场群众专政的法西斯残酷炼狱，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铭刻了亘古未有的最野蛮最黑暗的篇章。

沉重问号挥之不去
    囚居牛棚104天的惨痛经历写就之后，心潮澎湃，涌现出挥之不去的一串沉重问号：
    1968年群众专政的赤色恐怖中，我所在的新邱露天煤矿打死6人；阜新矿务局打死998人；阜新市打死1100人；辽宁省打死两万多人。全国打死多少？尚待国家档案解密方能大白于天下。当年在城乡都建立"革委会"新生政权后，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任意设立公堂、牛棚，大肆抓人关押，酷刑拷打，致伤、致残、致死。大量无辜同胞死于非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要这样于？是为了"教育改造"，泄愤解恨，抑或杀戮剪灭？
    一场"文革"，竟使我们这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若干炎黄子孙"反璞归真"，退化为蛮荒野兽；一场"文革"，竟使若干马克思信徒，异化为法西斯暴徒。他们丧尽天良，灭绝人性，视人命如草芥、蝼蚁，凶狠残忍，滥杀无辜。酿成这种退化、异化的根源和动力何在？
    我所遭遇的群专人物，革委会头目周家英，是由火车司炉造反起家的打入凶手。后期党员重新登记时，竟查出他有隐瞒的问题。为此将其党籍挂起来，未予登记。周曾在大会上对"文革"中大搞肉刑逼供作过"检查"。然而曾几何时，又被提拔到矿调度去指挥生产，并把打人凶狠的火车司炉马兴金也拽了上去。这两个双手沾满血迹的"文革"打手，摇身一变又成了业务骨干。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径，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串问号，不能不发人沉思。

牛棚后记
    我从牛棚获释后，妻曾告诉我一些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经历。说到伤心处，她竟声泪俱下：
    妻每天要给我送三顿饭。牛棚离我家有15分钟路程。当时两个大的孩子才四五岁，小的尚在襁褓之中。妻送饭时，把两个大孩子托靠邻居姐妹代为照应；小的交给有哺乳婴儿的大嫂，饿了可给喂奶。我家只有两个饭盒，不够周转，临时向邻居借用五六个。为了送饭，妻煞费苦心，克服了重重困难。那时社会上无知的孩子们，在极"左"路线和仇恨教育、斗争哲学的鼓噪煽动下，对"牛鬼蛇神"的家属，也紧跟歧视，甚至凌辱；砸门窗玻璃；向宅院投掷砖头等等。
    在我家东面不远处，有个矿工，当了造反派头头。后来这个造反派遭受打击，当头头的矿工被关押专政。附近孩子们一哄而起，不断向其住宅投掷砖头石块。门窗玻璃全被砸碎，有些炊具被毁。家人又用面板、盖帘等物遮掩门窗，也一一被砸毁。邻家无人出面约束制止。矿工的妻子眼瞧着家破器烂，无法维持生活，遂上吊自缢身死。大女儿看母亲已死，自己悲愤绝望，喝"敌敌畏"自尽，结束了花季妙龄。剩下两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夺门逃走，流浪街头，不知下落。类似悲剧，时有所闻。
    当时我家处境也岌岌可危。由于邻居与我家无宿怨新仇，对我们几口人没有坏印象与恶意。特别是妻与邻居大嫂姐妹相处关系较好。因此我家没受糟蹋蹂躏，并从某些方面得到同情与照顾。我的三儿子吃过五六名妇女的乳汁。这些善良的好心人，使我俩终生难忘。
    一天送饭时，值班的红卫队检查饭盒，发现送的是细粮，立马训斥说："他们这些人有罪，不配吃细粮，你下次要送粗粮饭。"妻争辩说："我家孩子多，细粮的比例大（当时按人平均供应细粮，小孩定量低，故细粮比例大）。我不能花高价去黑市买粗粮，给他单做一份。我只能家里吃啥给他送啥。"红卫队语塞，以后不再在这方面刁难。
    还有一次，妻送来大米饭。一个丧心病狂的值班红卫队，要她把饭扣在桌面上检查。妻看桌面上有一层灰尘，抗议说："桌面上全是灰尘，饭沾上灰还能吃吗？"争论中，有个红卫队头目姓丁，是妻在城建学校的老同学，当年同为学生会干部，从里屋出来。问明原委后，用筷子在饭盒内搅动一下作为检查，并告知值班的红卫队说："以后她送的饭盒打开看看就可以了。"小丁转过身问她："你怎么搞这么个对象？原来不知道他是右派吗？"妻解释说："原来知道。咱们在城建学校上学时，我和不少同学被贴过大字报，要打成右派。后来上面下来政策规定，右派划到教师一级。几位教学工作优秀的教师，一夜之间都被划为右派。这些情况你是亲眼目睹的。反右是怎么回事，右派是怎样的人，你是清楚的。老倪他就是个文化高的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选择他有什么不对？"小丁听后唏嘘不已，摇头离去。
    有时妻来送饭，听到车间后院红卫队吼叫咒骂声，和群众呼喊口号声，夹杂着棍棒皮鞭的抽打声，以及被打者的惨叫声，她立即意识到那里正在进行野蛮的残酷肉刑。吓得她胆战心惊。在走廊把饭盒交给值班的红卫队以后，便踉跄地离开阴森恐怖的车间。
    她有位亲属当了红卫队，是"群众专政"的打手。竟劝妻对我检举揭发，声称这样做，既可与我划清界线，又可为我赎罪。她听后非常反感，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应揭发检举。你如知道，你去揭发检举好了。"使该人满面羞惭而又尴尬地离去。
    有些日子，她晚上用悠车把小儿子哄睡之后，心里七上八下，前思后想。丈夫关进牛棚，情况不明，生死难卜。自己一个孤弱女子，带着三个小孩，前途茫茫，苦海无边。这种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思想陷入绝望，认为不如一死了之。当她看到正在酣睡的孩子，猛然想到，如果他们失掉妈妈，无依无靠，没人呵护，一个也活不下去，实在太可怜了。作为妈妈，怎能忍心抛下自己的儿子撒手尘寰？！她呆呆地望着悬挂悠车的麻绳，有两三次面临死神的诱惑，在人生边缘上徘徊，思想斗争非常痛苦。我从"牛棚"出来以后，她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自己被三个孩子给拽住了。不然你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听了无比惊骇和悲痛。妻的一念之差，弃死图存，使我摆脱了家破人亡的悲剧。她以母爱挽救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抚今追昔，犹心有余悸。
    我从"牛棚"获释后，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在坑下劳动。三个半月以后，"革委会"与群专头目心血来潮，又要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1968年12月8日，全矿召开所谓宽严处理大会，会上处理十几名难友，我名列其中。梅开二度，把已摘掉七年的帽子，无端又为我"加冕"。

　

15．苦难尽头
    1970年初，矿里召集蹲过牛棚的干部学习《元旦社论》和贯彻干部走五七道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文件。要求全家端。美其名曰：战备需要。把我们这些干部安插到农村"保护"起来，留为第三梯队云云。说的比唱的好听，但是谁会相信这套鬼话呢！瞬即露出马脚和杀机。另一方面又指明，下去三年之后，矿将停发工资，靠自己挣工分生活。这批干部面临被逐出城市，转变为农村户粮关系的严酷现实。社会上一时人心惶惶，闹得满城风雨。不少家庭出现分崩离析，如同炸了窝。有的家属急着要离婚，自己留城；有的家属表态坚决不随丈夫下乡......
    在这极端残酷的危急关头，妻心如刀绞，寝食俱废，但表面兀自乔装镇定。她一字一句地说："咱这个家虽然贫苦，但不能散。你去哪我们跟到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几句掷地铿锵有声的肺腑之言，差点使我感动落泪。妻还冷静地说："不能观望，要做好各项实际准备，以免走时慌张失措。农村烧的困难，多准备点煤，带去度过头一两年的难关。"我着手买煤。妻给老母写信，请求前来协助归拢家当。
    煤和劈柴都买来了。岳母也专程赶到。妻有条不紊地做必要准备。过了十多天，上面又下来文件，强调煤矿系统人员紧张，暂缓插队落户。刹那间，仿佛暴风雪过后天空放晴。我家的命运得以扭转。这时妻喜极而悲，热泪盈眶地说："听说安排咱家去的是彰武县丰田公社杏山大队，靠近内蒙。是穷困落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要是插到那里，家和孩子的前途真不堪设想！"我听了也不胜感喟。
    虽然逃脱了插队落户的难关，矿里又琢磨出新招。把这些要插队的干部，下放到彰武县矿办农场劳动，家属不迁。 1970年1月23日，矿用卡车把这些干部连同行李送到彰武县的矿办农场。离家二百多里，每月可探家一次。这次下放将近四个年头。我在农场先后干过多种农活：开荒、种地、积肥、运输、放牛、放羊等等。
    我去农场劳动期间，整个家务完全由妻承担起来。三个孩子的衣服，大的穿过转给小的再穿；补丁摞补丁。她又买麻捻绳，打袼褙，纳底子，亲手给孩子做布鞋。每晚孩子入睡了，她还得忙到深夜。靠一针一线，缝缝补补，辛勤劳作，维持家计。文革后期，我俩已有四个儿子，成为六口之家。（怀后两个孩子时，想做"人流"，医生看她身体单薄，孩子又不算多，而加以劝阻。她看到锃亮的手术刀具，也有些胆怯，因而没做"人流"）。我的60元工资，群众专政那几年被降为40元。家庭经济也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孩子没有玩具，没有零花钱。他们常去垃圾箱拣纸壳换几分钱买冰棍吃。有一天，两个小儿子在院里为争纸壳而打架。使我心里酸楚不已。自叹堂堂五尺之躯，枉读16年书，竟不能给孩子买个冰棍。愧疚何极！三儿有次向我要一角钱去看电影。我用硬分币凑够给他拿去。他在窗口拥挤买票时，硬币洒落地上，无法寻找。电影没看成，回来气哭了。我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妻好不容易给二儿子买双粉红色的塑料凉鞋。他穿到脚上，和同伴打赤脚玩，竟把凉鞋弄丢了。回来后被妻教训一通，还把他关在煤棚里，不准他吃晚饭。塑料凉鞋本不值几个钱，但在穷人家，却是好大的事啊！
    居家一室一炕，挤不下六口人。晚上睡觉时，轮流由一个孩子在炕里打横。就这样勉强对付着艰难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儿子春霖六岁时，个子刚高出锅台，便开始向妈妈学做饭，成为妈妈的小帮手。他在几个弟弟面前，像个小大人。九岁时常背着小弟弟，二弟、三弟牵着他的衣角，傍依左右。以他为核心，走街串巷。
     由于矿坑处处多险，我和妻不准他们下坑拣煤。但受周边小伙伴怂恿，不时偷摸下坑。有一次哥四个出于好奇，下坑冒险围看火巷。后被矿工发现撵回来。倘若堕入采空火巷，将尸骨无存。妻闻知后，惊骇万分。遂对他们加以痛责。
     1976年秋。两个大儿子帮我为地震棚顶抹泥。二儿抽空跑上马路。他用二齿钩想钩运秋菜卡车上的大白菜。齿尖挂住车帮。他怕失掉二齿钩，不肯松手。人被卡车拽倒，右膝被车后轮外缘轧伤。车已无踪影。大儿瞥见向我急呼。我大吃一惊，从棚上跃下。猛跑至路边。来不及细问，将躺在地上的二儿背起，奔往医院检查。幸未伤骨，但膝关节软组织损伤，站不起来。医疗多日，始能下地行走。为了一棵白菜和一把二齿钩，险些失掉二儿性命。这件事使我和妻心情沉重多日。
　　为了弥补生活费用，妻不得不出去打工。她通过居委会安排到街道的五小企业上班。三个大的孩子上学了。小的托给邻家大嫂，每月给两三元辛苦费。居委会开始安排她给茶馆挑水。一担水约百斤， 60米的距离，每天要挑八九趟。空下来还要给茶客沏茶、续水。活计很累，日工资只有7角。最使她伤脑筋的是，茶馆氛围不佳。茶客都是煤矿工人，来此打扑克，下象棋，吆五喝六，烟气腾腾。有些工人熟头巴脑，不时冒些粗话脏话，不堪入耳；有的甚至对她动手动脚，吃豆腐。妻为人稳重，不苟言笑，接受不了这类轻浮挑逗，难以适应庸俗不堪的市井氛围。一再请求调离。居委会又安排她去综合厂。
    街道办的综合厂，有四摊生产：铁匠炉兼挂马掌；柳条编织；粮米加工；电锯加工。根据生产需要和人事安排，妻在每摊都干过。干一项，学一项，都能熟练顶岗。她在铁匠炉干过配料、清灰、拉风箱等；学会了编抬筐、粪箕子等；能掌握粮米加工质量，和处理一般机器故障；她在电锯干的时间最长。妻搭钩子，拉下锯。她和师傅把粗大原木抱上锯台，加工方材、板材。眼盯圆盘锯，上面洒水，下面锯末飞扬。稍有不慎，就会伤手断臂。这是技术性强、费力气、精神高度集中的活。休息空当，还得清锯末、伐锯齿。她穿一身粗布作业服和雨靴，戴上工作帽和口罩、手套，仅露出两只眼睛。一个班干下来，精疲力竭，浑身像要散架子。妻瘦小单薄，自幼没干过重活。开始上电锯时，师傅们担心她干不了，她硬是干了三四年，博得师傅们的好评。由于长时间劳累，两肩已畸形，左低右高。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妻从城建学校中专毕业以后，一直在办公室搞业务。她顶着政治压力甘冒风险，毅然决然和我共同建立寒苦之家，接连遭遇狂风恶浪和深重灾难的袭击，心坚如铁，矢志不渝。她以瘦小单薄之躯，承担千钧沉重家计和种种辛劳。在险恶的风口浪尖，经受了残酷考验。我俩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共同患难已四十多年。她的心脏不好，先后做过阑尾和胆囊切除两次手术。靠一颗慈爱的心和两只勤劳的手，含辛茹苦，把四个儿子拉扯大，各个成家立业。有三个儿子曾出国进修、考察或工作。四个儿媳中有三个是大学毕业。现在妻又不辞劳苦地去带孙子、孙女。她心里想的都是别人，从不怜惜自己。回眸几十年风雨坎坷的生活历程，可以说，没有她的坚毅鼎力、苦心孤诣，也就没有这个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她的所作所为虽然平凡，但却充分体现了东方妇女的美德，和可贵的中华传统精神。
    曾担任山西省长治市教育局和文委领导的鲍文生（石田），是我的老同学。当他读过我写的《糟糠之妻》一文后来信说："《糟糠之妻》，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次写信又读了一遍。好文章，不厌多读。你的文笔生动形象倒在其次，尊夫人的高尚品格让我深为感动。她的慧眼识人，她的勤劳坚毅，她的坚贞不渝，她的忍辱负重，实在难能可贵。一辈子担惊受怕。相夫育子，把四个孩子抚育成人，是你家的功臣，恩重如山。请代我向她表示衷心的敬意。......"这封来信，言辞恳切动人，对我妻的评语，可以说是毫无过誉溢美之处，是恰如其分的。实事求是地说，她对鲍先生的评语是当之无愧的。

　

16．否极泰来
    "文革"中，我蒙受群众专政的冤案和"牛棚"炼狱之苦以后，煎熬了十年。直到1978年11月20日，新邱露天媒矿党委正式下文件为我平反昭雪。现将文件照录如下，以昭后世：
《中共新邱露天煤矿委员会关于对倪艮山同志平反的决定》
    原我矿新露天会计倪艮山同志在68年清队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在清队中被非法抓捕关押，刑讯逼供，遭受毒打，他家被抄，亲友受到株连。
    在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中，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经工作，查清倪艮山同志来矿后，工作表现一直是好的。在68年清队中，把已做过结论的问题又重新纠起，并进行了揪斗。特别是在揪斗期间对其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党委决定对倪艮山同志予以平反。对其家属亲友遭受的迫害表示慰问。对倪艮山同志档案中的假材料清理后予以销毁。对被株连的家属亲友作好消除影
响的工作。
                                        中共新邱露天煤矿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1979年2月3日，中共国家经委党组作出我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但在"左"的阴影下，仍留点尾巴，不够干脆。又过七年，到1986年3月29日，经中共国家经委党组复查，才最终彻底改正。现将该文件照录如下，以昭后世：
    《关于倪艮山同志彼错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
    倪艮山同志，男，一九二七年生，辽宁新宾县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四九年入团。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原为国家经委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局科员。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消职务、降低工资待遇（由行政十七级降为二十一级）、开除团籍、留用察看的处分，下放劳动。一九六一年十月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阜新矿务局新邱露天煤矿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倪艮山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研究，倪艮山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因此，决定：
    1、 撤消原国家经委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局整风领导小组一九五八年三月
        《对右派分子倪艮山的处理结论》。
    2、 撤消共青团国家经委机关委员会开除其团籍的处分决定。
    3、 恢复倪艮山同志科员职务和行政十七级工资待遇。
                                              中共国家经委党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当年给我打成右派，只消几个月工夫。但摘掉帽子经过四年时间。改正错划则先后历经二十九年之久。而且只有在四人帮之流覆灭并结束"文革"，使极"左"路线得到遏制和纠正，才有此可能。毁掉一个同志，何其容易？！拯救一个同志，为其伸冤昭雪又何其艰难？！
    悠悠苍天，不公不正何其如此！
    新邱露天煤矿党委对我在"文革"的冤案给予平反昭雪，国家经委党组对1958年我被错划右派给予改正之后，我家在多年风雨坎坷后，终于拨开乌云浓雾，重见天日，摆脱苦难。由于我在政治上重获新生，妻在社会上的艰苦处境也得到根本改善。她在综合厂，由于积极努力，工作出色，又有文化和业务能力，被提升为收款员。其后，因厂长退休，她又被任命为代理厂长。街道党组织拟发展她入党。（后因家庭迁徙离开综合厂而搁置）
    我在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时，本应调回北京，重返国家经委。但因某些因素梗阻，行动迟缓，致形成"就地安置"的结果。当时阜新矿务局拟安排我任节约办公室主任，沈阳煤管局拟抽我去搞巡回检查。我和妻甚望摆脱十年"文革"的历史阴影和痛楚记忆，力争离开辽宁阜新。欣逢改革开放，国家步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老同学杜祥麟先生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调入地质勘察技术研究院。

1980年初举家迁居京畿　。
　　我调入研究院后，得以用其所学，发挥专长，挽回浪费的宝贵年华，做出应有贡献。曾被院评为先进工作者，获得高级职称。
    四个孩子得到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其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6年落实中共中央文件政策，我和妻先后四次去阜新市上访。妻终于恢复了中断24年的工作关系而复职上班。妻感叹他说：真是苍天有眼，善有善报。
    我国著名的探矿工程机械专家杜祥麟先生及其夫人赵文珍女士，多年来对我家的遭遇和处境，深切关怀，并曾雪中送炭，从张家口给阜新我家邮过粮食。杜先生曾专程去阜新我家看望。在改革开放以后，克服种种困难，设法把我调来京畿工作，根本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在我的一生中，他是第三位改写了我的人生的恩人。
    多年来，我殷切希望有出境观光的机会。  2001年1月藉香港国际交流出版社邀请开会之机，我以75岁高龄，曾去泰国曼谷、帕塔雅等地旅游。同年四五月间，又去西欧，先后到过意大利、梵蒂岗、瑞士、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八个国家。大开眼界，一新耳目，从而了却平生夙愿。

　

17．老人与观音
    我在八岁的时候，才和妈妈到天津与爸爸团聚。
    那时爸爸在铁路上班，住在天津河北的连升栈。当我走进他的客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一个箱子上供着一尊白瓷观音立像，高约尺许。她慈眉善目，面露微笑，安详宁静。像前摆着红苹果供品，一只装满小米的茶盅上插着三株线香，轻烟袅袅，满室熏香。
    每天清晨，爸爸洗漱后，坐在观音像前，双目微闭，嘴唇翕动，同时双手数着穿成链条的曲别针，似在一遍遍诵读经文。他虽非入门信徒，但是虔敬礼佛，常年坚持不辍。
    爸爸书底厚，工诗文，写一手漂亮的欧体字。在铁路从事文秘业务，大多是办理"等因奉此"一类公文的行政工作。
    当天津铁路大裁员的危急关头，爸爸清晨礼佛读经，妈妈也在侧祈祷。二人全神贯注，以求观音保佑。一连多日，终于熬过了裁员关头，化险为夷。爸爸保住了饭碗。也许他们认为，精诚所至，感动了观音。
    爸爸因患黄病住进医院抢救时，妈妈每天在观音像前虔诚祈祷，以求去病消灾，保佑平安。
    抗战胜利后，爸爸从天津调往沈阳铁路局，职务由科员升为主任科员。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职位。
    爸爸1930年在奉天参加工作，到1946年重返沈阳，度过16个春秋。他性格内向懦弱，谨小慎微，处事低调；不善夤缘攀附，不肯谄媚；待人忍让厚道，安分守己；被同仁公认为老实人、大好人。因此职务难以提升，没有飞黄腾达。但他对工作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安贫敬业，清廉自持，很得上峰信任。所以在就业激烈竞争中，他能渡过两次裁员危机，保住了饭碗。
    全国解放。爸爸看到社会上宣扬唯物主义，意识到家里供着观音，与时代潮流相悖，易惹事生非。悄然将其封存在壁橱上端。从此家里开始了观音靠边站的日子。
    解放初期。爸爸原来在沈铁人事处的岗位，暂无变动。他早年擅长起草公文、毛笔书写的业务，已无用武之地。时年近半百，对新人新事，有待熟悉。虽然历史清白，没有政治污点，为人老实端正，但被视为"三朝元老"、"留用人员"，处境维艰。不久便被调出局机关，到铁路房产段搞工资计算和发放，开始与算盘表册为伍。以后又调政治部等单位的传达室值班。最后到房产段施工队担任打更的巡守员，负责看守工地物料。职务调动频繁，步步下滑，工资一降再降。到退休时，只开四十多元的劳保费，勉强维持生活。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铁路干了一辈子。但老境堪怜。虽自己能够超脱、安之若素，实在令人唏嘘。
　　家在天津时，租住两三间民宅平房。调沈阳后，在集贤街住一套三室日式旧楼房。解放后强行併入住户。我家还剩二室。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生活矛盾较多，数易住户。后迁入一户工人叫王永泰。王见我家住两室，嫉妒眼红，撒泼挤占厨房，向母亲身上扬灰，找茬打架，关系紧张。居无宁日。两位老人忍无可忍，与另一楼下住户换房，生活始得苟安一时。
　　其后，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外出学习和工作。家中只有两位老人过着寂寞清淡的日子，和光同尘，与人无争，与世无扰，享有几年安定光景。
　　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陷入鸡飞狗跳、惴惴不安的惶恐中。破四旧、抄家、批斗、砸文物，风声日紧。这时爸爸担心壁橱上白瓷观音，如果被红卫兵发现会招灾惹祸。于是从壁橱上取下尘封了十七年的白瓷观音，用纸包好，装入提筐。在暮色苍茫中，拎到浑河桥上。看看前后无人，强忍泪水，一扬手把观音投入滚滚激流。老人喃喃叮嘱说："观音啊!你保佑了我家四十年，我却无法保护你片刻平安。离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回到西天净土的极乐世界去吧!"从此，两位老人开始了失去观音的日子，走上苦难而坎坷的风雪驿路。
　　在造反、武斗、打砸抢抄抓的一片喧嚣暴乱中，挨过了两个年头。接踵而至的是"赤色恐怖"的1968年。两位老人愁锁双眉，忧心如焚，不知道这场动乱将把社会糟蹋蹂躏到何等地步。他们估计不到可怕的厄运已悄然临头。
　　沈铁房产段派出以郝仲权、赵玉才为首的工宣队进驻集贤街。集贤街的居委会头目有胡秀珍、纪静文和一位姓曹的小脚妇女，绰号曹小脚。郝、赵为人阴险狠毒，胡、纪、曹等善耍嘴皮、奸猾狡诈。双方一拍即合，沆瀣一气。秘密策划在集贤街开展群众专政、横扫牛鬼蛇神。阴谋敲定之后，招兵买马，物色了十几年"积极分子"，多是社会上烂崽、泼皮，其中包括老人邻居的初家大女儿。经过紧锣密鼓布署动员，每人发给一个红袖标。
　　郝、曹等人随即召开街道居民大会。在一片狂呼乱叫的口号声中，将两位老人揪出来批斗。主要矛头指向：过去念过大学，在天津呆过，一定有资产；三朝元老，在旧社会干过事，政治上有来头；两口人住两间屋，是资产阶级享受等等。在批斗逼问中，泼皮打手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将老人打翻在地，还踏上脚。打得两个老人奄奄一息。郝、曹等喝令将人押下去。两人一架，连拖带拽，把爸爸关进早已备好的"牛棚"。把妈妈送回家。郝、曹等带领泼皮跟踪来抄家。翻箱倒柜，搞得乱七八糟。混乱中，竟有人从抽屉掠去一沓全国粮票，约八九十斤。另箱子里有百多元现钞，也不翼而飞。最后把爸爸珍藏多年的十三经、先秦诸子的木板线装套书，以及《文心雕龙》、《古文观止》、诗词等全部抄走，毁于一旦。还把妈妈在天津穿过的大衣和几件出门用的衣服抄走。
　　第二天又开群众大会。喝令妈妈穿上抄走的衣服示众。同时喊口号，批判。泼皮们蹿上去揪搡殴打。吓得老人身边五岁的孙子哇哇大哭，并喊："你们别打奶奶，她是好人!"一个丧尽天良的红卫兵，竟拽开孩子，扔出去很远，把孩子摔在地上。
　　爸爸囚禁于"牛棚"，夜里提审过堂。用法西斯暴行逼供。十几个红卫兵手持棍棒皮鞭，如凶神恶煞，其中初姓女尤其心黑手狠。这伙暴徒把老人打得遍体鳞伤，在地上滚爬，牙齿脱落，满脸血污，两眼红肿睁不开，两腿不能站立，扶墙走路。用残酷肉刑逼迫老人说出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折腾几天，老人挺刑不过，只好胡乱招供说，参加过"青年党"。又逼问何时何地怎样参加的？老人只好胡编乱说。这帮法西斯暴徒如获至宝，录了口供，让老人按上手印。暴徒们还洋洋得意地说，不打不交代，棍棒下出材料，并作为经验和成绩上报。后经上级部门调查核实，纯属子虚乌有，无一件口供能落实。郝、曹等压下了这项对街道不利的情况，没有及时向群众宣布。为防止意外，把爸爸从"牛棚"里放逐回家养伤。
    横扫牛鬼蛇神甫告一段落，又提出五七道路，掀起上山下乡高潮。除了干部、知青，连老弱病残都撵往农村。美其名曰："一颗红心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光荣！"郝、曹等人抓住时机，一再催逼两位老人报名下乡。并威胁诱骗说："只要上山下乡，牛鬼蛇神问题就算过去了。一了百了。如果留在城里，还要继续追查。农村已腾出房子，连柴草粮菜都给准备了。"云云。
    在郝、曹之流软硬兼施的逼迫下，如惊弓之鸟的两位老人，出于无奈，不得不报名下乡，填了"自愿书"。原安排去辽西建平山区。经老人再三恳求下放家乡新宾，虽也是山区，但还有乡亲可予照应。郝、曹等与房产段勾结并达成共识，方获允诺。他们把两位老人连同破烂家当装上卡车。还煞有介事地给老人戴上红花。敲锣打鼓撵出街道。老人挥泪离开沈阳。当天到达新宾县汤图公社龙凤大队道沿村。
    郝、曹等人利用群众专政手段，把两位老人二十多年的住房夺下来，分配给
至爱亲朋。他们实现了策划的阴谋，如愿以偿。
    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告别了城市生活，回到暌违四十年的山乡。层峦叠嶂。林木蓊郁，山径蜿蜒，与世遥隔。重新开始艰难苦涩的日子。儿女远在外地，难得一见。心事落寞，度日如年。
    老人住的是一间土石砌墙，茅草苫顶的小屋，一铺土炕占去一半面积。炕头有锅台灶坑。炕上放两只木箱和一只小炕桌。地上有只木碗橱。此外别无长物。用水要到50米外去挑。炊柴靠上山砍樵。买粮要翻越一座大山，走约3小时，才能到公社粮站。不难想象，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背负沉重粮袋，爬山越岭，将是多么艰难。
    儿女只能在节日回乡探亲，可以帮助干些笨重杂活。但平时各项活路，还得靠老人自理、张罗。
    我每次探亲要离家返城时，两位老人显得无着无落，忧伤不已。妈妈送到柴门外，总要问一句："多咱还能回来？"洒泪而别。爸爸拄着木棍，缓步送出村头，到一棵老榆树下，目送我拐进涧水沟堡子，背影消失了，还要站些时候，才往回走。
    爸爸上山打柴时，有一次右眼彼树梢刮伤，几乎失明。在抚顺东洲医院治疗半个月方才出院。  1972年，他又患了脑血栓，到汤图公社卫生院抢救治疗。从一个靠边站的老中医偷偷讨个处方，出院后服了多剂中药，才恢复到扶杖可以缓步走路。
    平时难度大的活路，如打全年柴、掏炕、苫房、圬墙等，求人帮忙，要有偿服务，而且要比别人多花钱。乡亲知道老人有劳保费，间或有人来"借"五元十元，欠拖不还。老人怕得罪人，难开口讨要，往往不了了之。每年都得搭进百八十元，苦不堪言。
    有一次探亲时，爸爸深有感触地对我叹道："我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想不到过去多念点书、上班混口饭吃，都成了罪过。甚至住两间房也要招灾。差点搭上一条老命。想当个顺民，过个平静生活都不可得！天理何在？！"我望着爸爸，白发苍苍，面孔消瘦黎黑，满脸皱纹，垂垂老态。听了这撕心裂肺的感叹，联想到一代老知识分子的苦难境遇，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两位老人在山乡苦苦挣扎了十一个年头。直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方有可能回城。但城里已无住房，无处落户口，不予办理。离沈阳时本有两间住房。兜个11年的大圈子，重返沈阳，已无立锥之地。偌大一个城市竟无处可以栖身。幸亏妹妹家住沈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老人户口落到妹妹家里。这样，两位老人才结束漂泊，回城安顿下来。
　　郝、曹之流，利用"文革"的时机，得售其奸，作恶多端。把两个无辜老人整的死去活来，弄得无家可归。可谓灭绝人性。
　　两个善良的老人，虽然失去了虔敬供奉多年的观音，但苍天有眼，最后终能绝路逢生。也可以说是善有善报吧!
　　如今，爸爸、妈妈均已走完他们那凄风苦雨的人生之路，相继撒手尘寰十多年了。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得到平静而安息。

三　梦觉絮语

18．衷心盼望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我在北平读大学时，抗日烽火甫息，内战硝烟又起。神州大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在进步同学、进步书刊的影响带动下，积极投身革命激流，参加了历次进步学生运动。
　　当年我由一介只抠书本的贫寒学子，转变为紧跟、追随时代潮流，主要由于对现实失望和不满。反对当局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官僚腐败，和民不聊生。衷心盼望，国家变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当时从看到的毛泽东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以及若干进步书刊的宣传，我得到深刻的印象。认为只有中共和毛泽东领导的新生力量，才能担此历史重任。并且认为这是国家民族前途希望所在。
　　经过三年鏖战拼杀，国民党统治的旧政权被推翻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诞生了。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积贫积弱、饱历忧患的中华民族，在国际间以新面目、新姿态涌现出来，并赢得举国一片欢腾。我怀着满腔热情和殷切希望，参加了新政权领导下的工作。我时刻关心、瞩目国家前进的脚步和发展变化。思考着当年的"衷心盼望"能在这片古老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逐步实现。从1949到1976，我思考、盼望了二十七个年头。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多灾多难的民族，幼稚蒙昧的个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沉思。老百姓也从浑浑噩噩中有所寻思。
　　这二十七年间，国家与民族的遭遇和变化，大家洞若观火，有目共睹。这里无劳我来置喙饶舌。我个人的遭遇和变化，个中况味，苦辣酸咸，只有自己最清楚。只有自己认识体会最深刻。这里有必要加以忆述。

　

19 个人遭遇

　　我原是来自基层社会的一介清寒学子。家庭出身市贫，个人成分学生。没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没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上无高亲贵友。没有任何政治污点。与共产党无宿怨新仇。可以说个人的出身、历史是一清二白。而且很早便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潮流。参加了历次进步学生运动，为新政权的诞生做过力所能及的贡献。从一介清寒学子、基层草民的朴素感情来说，具有靠拢、追随、拥护新生革命事业的先天基因。因此，在1949年6月便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1950年开始申请入党。1951年便被评为"优秀机关工作者"。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我一心向党，热爱自己的国家。可是党和国家怎样对待、接纳这样一个青年的朴实感情和真挚追求呢？
    1955年，我因交友不慎，谈论过"毛主席想当第五位"（即马、恩、列、斯之后的第五位国际共运领袖）。祸从口出，被当作"敌特嫌疑人"隔离审查，反复遭受批斗。整了一年多。没查出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和污点。结果证实，把羊当狼狠打一顿；把无辜者当做罪犯猛烈收拾一通。但是，没做任何善后，没有任何说法，而不了了之。
    我对肃反的所谓审查很有意见。按正规组织手续写了申诉材料，交给机关党委书记。这种做法符合党的规定，本是无疵可议的。但是却被束之高阁，没有下文。
    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党支部书记动员和保证"三不"（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情况下，个人基于对党负责和关心，提了并未越轨的意见。然而，反右斗争中，把所提意见，结合我写给党委的申诉材料，断章取义，诬我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并打成右派。受到凌厉处分，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这个1961年已摘掉右派帽子的小职员，也不放过。还当作大右派分子，和"走资派"一同批斗、抄家、下放劳动、关进"牛棚"，遭受拳脚、棍棒、皮鞭的野蛮酷刑。然后差点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再度令我下放农村劳动。
    从1955年肃反挨整，  1957年反右流放，"文革"关押"牛棚"，直到1979年右派得到改正，先后历经24个年头。反复折腾，几番蒸煮煎炸。从28岁开始挨整，直到52岁方获一纸平反结论。从青春鼎盛，直到须发颁白。一生中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完全断送在那个苦难年代，不啻毁了我的一生。二十四年履艰历险，付出血的代价，九死一生，侥幸存活下来。青年学生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完全付之滚滚东流。
    1955年已经证明我被冤枉、整错了。但是反右继续把我推进灾难深渊。到"文革"时，似乎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已。我对党究竟是个什么人？伙伴、朋友、自己人、仇敌？为什么要把一个党的追随者、拥护者、积极争取参加者当作敌人狠整？党为什么把自己的诤友拼命推向敌营？我为什么反复挨整长达二十余年，愈演愈烈？
    经过反思，这二十多年的苦难遭遇，如醍醐灌顶。终于使我大彻大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要常抓不懈。抓阶级斗争必须有斗争对象。一旦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即被打入另册，形同"贱民"。被革命政权踩在脚下，永无出头之日。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在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必然存在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必须存在抓不尽、肃不清的阶级敌人。按《土地法大纲》规定，经过土改后，地主劳动五年，自食其力，可以摘掉地主帽子。但这二十七年间，没有一个地主摘掉帽子。右派摘了帽，称为"摘帽右派"，还属阶级敌人范畴。阶级敌人的儿女，被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意即生来便是不好的子女）。这无异于"帽子"变相世袭。如果没有这些"终身制"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便没了抓挠。所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必然总是一批人压制了另一批人，说白了，就是"革命人民"骑在另册"贱民"头上。如果致力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导师长生不老，阶级斗争便会狠抓至今不止。那么，不仅阶级敌人的队伍会膨胀许多，而且会出现高龄阶级敌人，例如出现百岁摘帽右派，等等。那是毫不稀奇的情况，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如果说，当年我是祸从口出，因言贾罪；是咎由自取，自食其果。那么，我的两位老人呢？

　

20．无辜的老人
    我的父亲虽然读过大学，但他是书生气重的学究。一向忠厚老实。走路怕踩死蚂蚁，树叶落下怕砸头，谨小慎微。从来以勤勤恳恳工作，端端正正做人自律。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任何政治污点。在旧政权下，他是抬不起头、不吃香的人。最高职位仅在铁路混个"主任科员"而已。在新政权下，他也努力追赶时代潮流，但思想和脚步总撵不上。只知安分守己，任劳任怨，做好本职工作。生活上与人无争，与世无扰。父母两位老人都是道地的安善良民。父亲退休后，每月开四十多元养老金。母亲是家庭妇女。两位老人过着清淡的日子。但是，"文革"对这两位老人也不放过。捏造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乱扣帽子，施加酷刑。使他俩无端遭受打手们的拳脚、棍棒：和皮带，险些丧命。最后，虽然已搞清两个老人无任何政治问题，还是软硬兼施撵出沈阳，去农村插队落户。在农村苦苦挣扎了11个年头。落实政策后，沈阳住房已为他人侵占，无处落户口，成为插锥无地的无家可归老人。他俩遭此大劫大难，是招谁了，惹谁了？是犯了法，是干了缺德勾当？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所以在农村插队时，老人曾伤心地说："我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想不到过去多念点书，上班混口饭吃，都成了罪过。甚至住两间房也要招灾，差点搭上一条老命。想当个顺民，过个平静生活都不可得，天理何在，！"
    两代知识分子，过去从未挨过打，但是几乎同时遭受了新政权的拳脚、棍棒和皮鞭。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
    当然，个人的不幸和灾难，比起国家、民族遭受的创伤和损失，那还是微不足道的。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如前所述，1957年的反右，全国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有55万多人，使我国的科教文化事业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众所周知，  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和跟踪而来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之多，经济损失达1200亿（见《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薄一波语）其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其后的"反右倾"斗争，以彭德怀元帅为首，全国"伤及380万人。"（见《直言》）
    1966一1976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极端残酷悲剧"（季羡林语）。"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巴金语）。"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毁灭中国的文明"（马思聪语）。由于这场空前浩劫，我国的经济再次濒于崩溃，文化科教事业蒙受毁灭性打击。"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八千亿人民币"（见《交锋》）。
    这些客观存在的史实，与我在大学时代向往追求的进步理想，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相去何其遥远！过去把这类问题都归到极"左"路线户头之下，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但是1955年、  1957年、  1958年和1959年时，林彪和四人帮尚未爬上高位，抓到大权，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即便归罪于极"左"'路线户头之下，那极"左"路线又是何人制定，谁来贯彻执行呢？笔者无意去追问啥人的政治责任，这也是当今难以厘清说透的问题，不愿在这方面徒费笔墨。我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21．渴望法治
    我在肃反挨整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国家，上自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必须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不能自觉遵守，就要用司法强制其遵守。否则就无章法秩序，乱了套。这种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就是法。两千多年前，刘邦率兵进关之后，还知道"约法三章"。现代很多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是以法治国，称为法治国家。
    法律不是形式或摆设。全体公民都要毫无例外地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众所周知的浅显道理。"文革"时本有人大制定的宪法，但宪法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宪法形同虚文、废纸。上面无视法律，下面便胡作非为。全国闹得无法无天。谁都可以抄家、抓人、打人，打死人不偿命。国家陷入暴乱失控，几乎不成其为国家了。还把这些做法冠以"革命行动"，实在是对革命的亵渎和玷污。在那个年代，社会上豢养了大批"运动痞子"，以整人为业，以斗人为乐；诬良为奸，以佞为荣；拔弄是非，颠倒黑白；惟恐天下不乱；闹得家难安居，国无宁日。这与法治相悖，毫不沾边，甚至是无"法"可讲了。
    既然组织了千百万人反复研讨，煞有介事地制定了宪法与有关法律，又不愿受其约束，不想贯彻执行。这是为什么？笔者三思之后认为，掌权者权力过大、失控；又习于滥用权力，致造成权大于法。视法为儿戏，背弃法条，我行我素。"对法可以隨心所欲砸烂之（曾经砸烂公检法）。这都是"文革"中的凸显史实。
    在法治国家里，法律至上，全国上下都要恪遵力行。封建时代还讲究"国法无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无视法律而独断独行，甚至达到"朕即法律"，天下老子说了算，就完全变成人治国家了。法治国家，决不容许有超越法律之上的领导权力。
    要想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掌权人物必须树立为公为民的民权思想。掌权是在承担政治责任，而不是谋取享受。更不准滥用权力，恣意妄为。真正革命者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存在个人或集团的私利；更不存在既得利益。革命不是改朝换代，打江山不是为了坐江山。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执政掌权人物，首先要以身垂范，成为遵法执法的楷模。

　

22．呼唤监督
    为了保证执政掌权人物知法遵法，不超越法律滥用权力，更要防止人治和独裁政权出现，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有力的监督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都具有政治监督。即具有与执政者相对应的政治力量，对执政者加以监督和制衡。谁来执政掌权，由公民选择决定。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道理极其浅显。当年我们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一再痛贬怒斥国民党一党专政。今天我们执政掌权，就要从根本上摒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秕政和积弊。把前人的纰缪，作为前车之鉴。
    其次是法制（立法、司法）监督。立法和司法必须独立，不受任何领导或干预。执政掌权人物如有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行径，立法、司法部门有权弹劾、罢免、传讯，直至整治法办。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在位时，曾发生数十名西班牙人在智利失踪；韩国前总统全斗焕曾镇压光州起义；为此，在他俩下台多年之后，还被推上法庭受审。美前总统克林顿曾因绯闻被检查官起诉。等等。这都是众目昭彰的史实。   
　　最后是舆论监督，也就是新闻传媒和群众的监督。执政掌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新闻传媒和广大群众的耳目之中。众目睽睽，千夫所指。舆论跟踪监督。法治国家的执政掌权人物，一旦违法乱纪行为曝光，不劳法制干预，往往引咎辞职，自动下台，如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美前总统尼克松等事例，足资证明。没有上述政治、法制、舆论监督，法治必流于形式、空谈。民主监督是以法治国的保证。民主监督与以法治国二者不可或离。"文革"时期出现造反、揪斗和殴打国家主席，社会上滥杀无辜。一片赤色恐怖。竟无任何制止或干预，没人敢出来说话。当权人物如脱缰野马。恣意纵横驰骋于国土，所向披靡。群众还得为其歌功颂德、山呼万岁。这就是没有任何监督机制造成的灾难恶果。
　　失掉监督的政权，极易产生个人独裁专制；或形成特权阶层；滥用权力，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滋生腐败官僚；严重了将使政权腐烂垮台。

　

23．兑现自由
   任何政权，要想得到有效的舆论监督，必须保证言论自由，使人民敢讲真话、实话，敢提出批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但迄待落实。1957年反右，大批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从此噤若寒蝉，三缄其口，被钳住了嘴巴。1959年反右倾，把敢讲真话说实话的开国元勋彭大元帅打下去了（后残害致死于"文
革"。）从此老干部画地为牢，明哲保身，也被钳住了嘴巴。这些社会中坚力量销声匿迹，当权者为所欲为，直至无法无天。敢讲真话者都被钳住了嘴巴，哪里还有舆论监督？
　　有能力有信心的执政者，是不畏人言的。盛世不惧危言。允许人讲话，保证言论自由，才能听到不同声音，从而明确是非得失，防患于未然。唐魏征曾有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害怕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通过官方的"舆论导向"，强求"舆论一律"，那就成为官方在听官方语言了。当然也就无从倾听群众意见和体察民瘼了。         
    当权者如果仅满足于听取颂扬和赞歌，不愿听到不同声音，讳疾忌医，又不能用自我批评来自医；那么，局部微恙，会发展成沉疴、痼疾、顽症，直至导致不治之症。
　　历史上的专制帝王，还不乏有宽容大度、容人雅量者；懂得纳谏、从谏如流、礼贤下士、闻善言则拜；自身有过失还要下"罪已诏"等等。在现代号称民主法治国家里，领导人如果连古代帝王那点开明作风都达不到，真是可悲而匪夷所思了。

　

24．走出依附
    在极"左"路线肆虐年代，老百姓不仅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都不存在。通过各种条件和手法，把老百姓牢牢捆绑在"组织"下面，形成无法摆脱的"依附"关系。没有介绍信、人事关系、档案关系，一旦离开所依附的组织，则大庙拒收，小庙不留，无处可以落脚栖身。吃饭、穿衣、买生活必需品，都要有各种票、证、供应手册，一旦离开所依附的组织，便失去票证等来源，不仅寸步难行，而且无法生存。因此，一旦离开所依附的庙堂，便会立锥无地，乞讨无门，甚至还乡无路。我在杜光先生的文章中读到，当年灾荒地区的农民，连出去讨饭都不批准、不给开所需介绍信（如买车票、住宿、证明身份等均要介绍信）。只能守家等待成为饿殍。
    我在天津上中学时，社会上流行几句民谣："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回家卖豆腐！"这是多么自豪的壮语。这只有在人身享有充分自由权利的情况下，才能说出这些话。
    法治国家的政府官员，如果因政见分歧而不愿当官，多辞职挂冠而去。他们可以到任何地区、单位找到更遂心的工作。当年我们的公职人员，如果辞职不干，连回乡种田糊口的出路都不存在。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人人都依附于"独此一家"，赖以存活。因此，凡在"独此一家"奉职者，无论处境多么艰难，即使被当作猪狗，遭乱棍群殴，打翻在地再被踏上臭脚等等悲惨遭遇降临头上，只要一息尚存，都只能俯首贴耳、唯唯诺诺、惟命是听、任凭宰割、忍辱苟活。不然只能一死了之，如邓拓、田家英、老舍、翦伯赞夫妇，等等。这也是人治国家的鲜明特征，和两千多年的宗法家长制的悠久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个人的生存完全依附于所供奉的庙堂。一言一行，都要看上峰颜色，只能顺风打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当然，在此情况下，思想言论自由已无从谈起。
    不走出人身依附的魔圈，要想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真正的公民，是不可能的。

　

25．殷殷愿望
    现代世界汹涌奔腾的潮流，是人权至上，以法治国。而以法治国，必须具备政治、法制、舆论三个方面的监督。而这些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思想精神得到充分保证才有可能。
    我国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即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许多仁人志士为此奔走奋斗己垂八十多年。今天看来，要真正、彻底实现五四提出的口号，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要想融入现代世界民主法治潮流，不走此路，别无他途。国家民族的千秋大业，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只有建设成以法治国的民主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完成百余年来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矢志追求的崇高政治宏愿。
    人生不过百年，一切功名利禄转瞬化作过眼云烟。只有为国家民族奠定民主法治基业，做出长治久安的丰功伟绩，才能彪炳竹帛，百代流芳。难道只有新大陆才能出现T?杰斐逊、A·林肯和F·罗斯福这样的历史伟人么？愿天下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共勉之。

　

26．一点叮咛
    我和老人两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早已过去，成为昨天的历史。但是历史会不会重演？这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最为关切的。如果国家未能融入世界民主法治的潮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花朵，不能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旺盛开放；当年的极"左"路线、独裁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存在死灰复燃的土壤，就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就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特别是某些人士对待那段"左"祸横行的历史，讳莫如深，刻意淡化，力求让人忘却，似乎什么事情都未发生。导致现代年轻人乍闻十年浩劫时，如同听天方夜谭。长此以往，前事尽忘，后事何师？这种做法是对国家民族极不负责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大墙文学之父，著名作家从维熙有句名言："一个不能反思自己过失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的箴言警句。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唯物史观。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过去的历史，都是当年当事人亲手写成的。我们只有求实存真的责任，没有涂抹文饰的权利。对历史的扭曲、掩盖、篡改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待历史，必须一不怕丑，二不怕疼，有敢于正视的勇气。应当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温故知新，深刻反思，由衷忏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痛定思痛，才能制止极"左"路线卷土重来，杜绝历史悲剧重演。
　　我的八岁的小孙女倪畅，是个头脑睿智、卓而不群的小才女。当她看过我写的《牛棚纪事》一文后说："谢天谢地，没让我生在那个年代。实在太可怕了。"（原话）这个幼小心灵的呼声，使我深受震撼。为了孩子，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彻底根除"左"祸的隐忧。
　　时代前进了，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上国门搞独裁暴政的做法必为世人所唾弃。如果国家民族不幸，"左"祸横行的历史再度重演，那么，我们的国家民族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而万劫不复。这绝非危言耸听。勿谓言之不预也。
    我已年近八十高龄，夫复何求！区区之心，竭诚希望我国能真正以法治国，成为民主法治国家。以崭新的面貌，融入现代世界的民主法治大潮，跟上时代的步伐，飞跃前进！
    最后，我以郑介初先生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一书中，李文海先生所作序言的几句话，作为本书的结语：
    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
    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
    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