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读鲁迅先生的情书

菩提无树

　　1、特别的情书

　　　研读鲁迅，近期专读他与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感想有一些，随手记在书边的空白页，现在整理出来，因为不成体系，故名“漫谈”。我的读本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鲁迅全集》。

　　　《两地书》“因地而分为三集”，这三地分别为北京、厦门——广州、北平——上海，三地通信时间分别为1925年3月——7月、1926年9月——1927年1月、1929年5——6月。通信的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不在一地，或在一地而不能经常见面，或经常见面而须以书信为交往的补充。第三种情况大都是恋爱中的男女热恋中所为，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一些情书，如柔石小说《 二月》中的人物陶岚给萧涧秋的倾诉心曲的信件。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后两地两人不在一地，属于通信的正常情况。仅第一地，情况较特殊，两人都在一地（北京），且可以见面，鲁迅经常到女师大讲课，许广平作为学生在学校里、课堂上是可以与“鲁迅师”见面的，他们这时的通信可以说是第二种，即不能经常见面。但也可以算作第三种，这时期正是他们由普通的师生关系到亲密的师生关系，再到男女友情关系直至发生恋情。书信正是这一时期两人关系发展的产物，更是两人的这种关系发展的重要促成因素。

　　《两地书》的三地三个阶段正好体现两人的恋爱关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人由普通师生关系发展确立恋情，是爱情的初发阶段。第二阶段两人已经在明确的爱情关系下交往，这必然的结局就是确定婚姻关系，走到一起来共同生活。第三个阶段是结婚之后了，是丈夫与妻子在分别后的互相联系。《两地书》是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产物和见证，他们人生的恋爱婚姻家庭的三个阶段都通过书信这种文字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后人了解两人的这种关系，特别是研究民族伟人鲁迅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

　　“相识初谈人生，恋爱时谈感情，结婚后谈生活”，这句老话用在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上也是不错的，三个阶段大体上两人书信交往所谈的正是这三个方面。当然，人生、恋爱、生活是紧密联系的，这里是说三个方面在三个时期有所侧重而已。据说，《两地书》的出版引起一些人的嘲笑，既是恋爱男女的通信，可谓之“情书”，但又不像寻常男女恋爱时的明显的谈情说爱，与他们心中的“情书”不相符。鲁迅自己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其实，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也可以说是“情书”吧，诚然与一般男女的情书不一样，这也是两人有与一般男女不一样的情况，因而显出不一样的特点，但作为“情书”来看，基本的因素都是具备的。

　　鲁迅与许广平从1925年3月开始通信，可以看作他们恋爱的起点。当时，鲁迅已经45岁，且已婚，妻子就与鲁迅生活在一起，而许广平还是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两人还是师生关系，这就不能不决定在北京的交往一开始立足在两代人间、师生间的性质上。到第二阶段，及厦门——广州期间，两人虽然已倾心相爱，但已婚男子所遭受的社会舆论的压力，鲁迅自己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他们的交往仍然带着苦涩和沉重。但鲁迅终于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在奔赴广州和许广平见面前喊出了“我可以爱！”将他们的恋爱阶段推向高潮。在《两地书》第三集中，两人的书信中，是已婚男女的互相关怀和思念，是关于家事的商量，与普通的“情书”相近了，显得琐屑、温馨、朴实。



　　2、头两封书信与鲁迅思想

　　《两地书》的前两集是两个人人生经历的一段纪录，这一阶段对两人来说都是重要的阶段。对许广平来说，由大学到毕业工作和确定自己的人生伴侣。对于鲁迅来说，终于从“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中走出，争取到个人正常的合理的幸福。而对于伟人鲁迅来说，得到的不只是恋人，而且是同志和助手。这一阶段也是鲁迅创作的高峰期，杂文集多部外，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等大部分也创作在这时候。这时候也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对于早期的社会启蒙激情和后期的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一时期最鲜明地体现了鲁迅精神的独特性、深刻性，这就是书信中提到的“绝望的抗战”，体现在《野草》和《写在〈坟〉的后面》里面，在《两地书》中也得到了体现。

　　“相识初谈人生”，鲁迅和许广平师生间正是由谈人生开始他们的通信交往的。正如《关雎》由于是开篇 而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样，鲁迅与许广平交往时的头几封信也显得很重要了。鲁迅第一封信是回答许广平要他在人生上“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说自己也不清楚，但讲到了“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鲁迅说走人生的长途易遇两大难关，遇“歧途”，他绝不学墨子痛哭而返：

　　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这一段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鲁迅如此选择的不合常理和独特性，更在于它是鲁迅著名的“过客”论的补充和发展，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鲁迅广为人知的《过客》一篇作于1925年3月2日，而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第一封信写于同年3月11日，即9天之后。从内容上看，《过客》偏重往前走决不回头的决心，这封信正承接上面内容而来，是往前走走不下去怎么办的设想。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完整理解鲁迅的“过客”的含义。在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还提到了鲁迅的著名的“壕堑战”策略，“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的“反抗绝望”思想的零星表达。

　　对于研究鲁迅中期思想的人来说，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二封信中，恰好表达了他们对鲁迅的难以表述的深刻复杂的思想的认识，这就是：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绝望的抗战”这一最简洁地表现鲁迅中期思想的词语就出现在这里。应该说这个命题是鲁迅对于自己整个中期思想的一个概括。包括他重新选择启蒙主义，都具有“绝望的抗战”的性质。问题是，在早期的启蒙主义写作中，为了那个虚妄的希望，他还无法正向面对自己的绝望。而现在，他已从承受绝望走向了承担绝望。承受只是被动接受，承担却是主动迎接，鲁迅象《过客》中的过客成了家园的反叛者，命运的逃亡者和死亡的进击者。面对的虚妄感，阻止鲁迅到退回传统人格的力量，正是他在绝望中确立起来的内在信心和为传统人格所不敢正视的个体生命意志。鲁迅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真正的叛徒：他以对于绝望的承担与抗争，论证了生命意志及其现代人格形式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立存在极其可能性，伟大而且悲哀。

菩提无树

　　3、官场、学院到民间

　　《两地书》时期，这是鲁迅人生经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鲁迅没有走上科举之路，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以及他要寻找“别样的人们”，他到南京上了洋学堂，“将灵魂卖给了洋鬼子”，官费出国留学，弃医从文，他开始了自学和从事新文艺运动。回国后，他到杭州、绍兴等地师范学校教书，成为学院派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老乡蔡元培的举荐，他成为北洋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

　　当鲁迅和许广平通信的时候，鲁迅的职务仍是衙门里的官员，他在女师大只不过是兼职，所谓外聘教师。与许广平的亲密交往以及介入了当时“女师大风潮”，他得罪了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的上司章士钊，被章士钊一度开除。鲁迅为此和章士钊打起了官司，官职丢而复得。在通信的第一阶段，即北京时期，鲁迅算得上是官场知识分子，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从《两地书》的第二阶段起，鲁迅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脱离了官场。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学校，特别是高校，是非官场性的，胡适说他二十年不参政，只当教授。当今天我们来看，高校仍在“体制”之内，是因为高校仍是官办的，党委领导的与实行与衙门相似的管理制度。鲁迅离开了官场政府的教育部，到厦门大学教书，这是民办的高校。后来他又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教书，还当起了主任。但这时期，鲁迅在个人职业的前途上开始了新的思考。在犹豫和矛盾中，他在教书和创作间徘徊。许多信上都又表现。最典型的是1926年11月1日的信：

　　但我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

　　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

　　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后来鲁迅到了广州，仍然是教书。但由于他和顾颉刚的太深的矛盾，所谓“鼻来我走”，他辞职了。到上海后，鲁迅开始了他的最后十年的战斗生涯，他基本上不再教书，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以写作为生的知识分子。

　　鲁迅到上海后，与许广平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组成了一个家，很快有了一个孩子。鲁迅生活的维持资本上靠着写作、翻译和编刊物，虽然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北新书局一度被封，鲁迅版费大减，生活很快出现困难，但鲁迅最后十年基本上以这种职业方式生活了下来。

　　在上海，鲁迅基本上谢绝了教书的邀请。1929年，鲁迅到北平探亲，与许广平开始《两地书》中的第三集的通信。北方又有许多高校请他教书，他都坚决回绝了。在5月23日信中，鲁迅说：“很有基础相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鲁迅的北上甚至得到了几个教授的猜忌和谣言，他在5月3日信中说“这一定是极为教授所流布，实不过怕我去抢饭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三年了，并没有饿死，何至于忽而去抢饭碗呢，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实在比我小气。”

　　鲁迅离开科举到洋学堂，是他反传统知识分子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而他从官场知识分子到纯学院知识分子，再到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人生职业道路的选择，为传统向现代文明过渡的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真正的民间，非官场、非学院的民间，在那里，鲁迅获得了官场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所缺乏的眼界和思想，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4、战斗的杂文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奠基人，《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白话小说，《阿Q正传》被有些评论家赞为20世纪中国文学唯一得到世界声誉的作品。但鲁迅的写作中，小说和散文这一类被看成狭义“创作”的作品所占的比例很小，他更多的是所谓的“杂文”。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有人对鲁迅的杂文多产不满，善意或恶意地劝告。但鲁迅既没有放弃创作，杂文也越写越多。

　　探讨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个冒风险的话题。我们可以说，鲁迅是为创“精神界之战士”，或启蒙而创作的，为人生的救国救民志向，“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抱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当他感到杂文更适合作为战斗的武器的时候，他就毫不迟疑地拿起它。我们也可以说，鲁迅是爱发议论的人，一议论便成了杂文。实际上，三十年代，鲁迅仍有小说集《故事新编》，他的杂文集里也有许多抒情记人的纯文学性散文，如《夜颂》、《为了忘却的纪念》，但他没有了厚实的小说，应该与他后期生活面的受束缚有关。作为当局的通缉对象，蜗居“且介亭”限制了他的创作素材。

　　实际上，鲁迅是自觉地献身于杂文的创作的。《两地书》中，特别是第一集中反映了鲁迅对这一选择的思考。杂文创作的意义、杂文写作的经验谈，文学在改良社会方面的无力等，都在他给许广平的书信中被谈及。

　　在北京两人通信的时候，鲁迅正编辑着《莽原》，他不只一次向许广平谈到他对来稿的不满：“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在他的影响下，许广平写投老师的也多是杂文。在1925年4月28日的信中，鲁迅谈到了杂文创作的意义：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所以，鲁迅说以后要多做“报章文字”，以韧的精神“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而杂文可正对“论敌”之要害，可“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鲁迅当然重视起杂文来。

　　在《两地书》中，鲁迅也谈到杂文写作的一些招术。如在1925年4月14日的信中，鲁迅说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他谈到好议论的《莽原》要注意的：“浅显则味道不觉得隽永，含蓄则观众不易于了解领略”。在白色恐怖的中国，战斗的杂文要打“壕堑战”，“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鲁迅的杂文集议论性、形象性、情感性于一身，立论新奇，驳论鞭挞入里，剖析细腻深刻，是杂文这一文体的集大成者和高峰。

　　对于鲁迅，文学的使命是改良社会，它的性质是战斗的。文学毕竟是文学，它对社会的功用是有限的。鲁迅有句名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鲁迅在《两地书》中向许广平发感慨：“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但是，鲁迅最可贵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坚信政治变革并不能取代思想启蒙，尽管后者的任务是艰难的、长期的。

　　抱着“绝望的抗战”的精神，鲁迅说：“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他既然早已否定了毁坏“铁屋子”的无希望，他就要问“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战斗的武器多是杂文，现在流行的社会文化评论的随笔文体正是这传统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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