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二○○一年年初，一则刊登在《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份杂志煞有介事地宣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 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大家请他提供出处，基列夫当众出示了捷克传媒《对话》1999年第146 期上一篇报道的复印件。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向基列夫索要了这份材料，并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尊南教授全文译出。在《真理的追求》所加的编者按中得意洋洋地说道：“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请大家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该文中，这个“戈尔巴乔夫”讲话的要点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实话实说，刚读此文章时我首先感到极度震惊，其次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番话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思想轨迹的研究极度不符，假如这番话真的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那么就意味着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所有评价都要统统推倒重来。我一时既没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好对此保持沉默。在此期间，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被到处传播，有趣的是，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既被“左”派们引用来证明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也被右派们四处散发，来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谣言止于智者。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严肃的苏联问题研究学者也同样对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心存疑惑，其理由跟我完全一致。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专门向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询问。很快，切尔尼亚耶夫做出了回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同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访谈时，李永全也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再次给了造谣者以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我们在摆脱这种制度。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一些损失。我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社会民主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团结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如果马克思、列宁不总结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他们就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又不是僵尸，又不是没有头脑。我们也应该反思、总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应该把暴力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对话、文明、非镇压，不需要霸权、控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竞赛。我们既需要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需要好的自由主义经验。我们既不需要左的极端，也不需要自由主义的极端。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于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讲，人们总是问我：戈尔巴乔夫，你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总是回答：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我不会忘记我来自人民。”
　　
　　　　读了这一段戈尔巴乔夫本人亲口讲的话，再读一读那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中的“戈尔巴乔夫讲话”，谣言不攻自破。当然，造谣者们不会甘于谣言被戳穿后的尴尬，他们很快又炮制了一篇文章，又从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几句话，来 “证明” 戈尔巴乔夫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非常无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谎言被当场戳穿而出丑的骗子，在徒劳地为自己辩解。
　　
　　　　我对苏联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思想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向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疑惑和问题，而他一一予以解答。第二天，我一直在想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恍然大悟：因为二○○一年三月一日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七十岁生日！
　　
　　　　我自信，至少在这个论坛上积极发言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有兴趣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人比我阅读过的资料、进行的思考要多。正是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戈尔巴乔夫是诚心诚意地想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加上他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他失败了，至今他仍然忠于他的理想。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的探索者，但以自己的失败向世界展示了改革的风险，国家间的冷酷和激进主义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是一名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但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五节：寄语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将近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对新一代领导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4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不敢上街的时候，总书记却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就在互联网世界、朋友之间私下的叙述中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感觉耳目一新：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矿难与灾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
　　
　　　　最后，我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不要重演苏联改革失败的悲剧，更不要走回头路，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初稿于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修改于二○○三年十一月十八～二十八日
　　
　　〔1〕《苏联兴亡的沉思》
　　〔2〕《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陆南泉等著
　　〔3〕《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许新等著
　　〔4〕《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姚海等著
　　〔5〕《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俄]博尔金著
　　〔6〕《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俄] 阿尔巴托夫著
　　〔7〕《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
　　〔8〕《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美]达斯科·多德尔著
　　〔9〕《农产品的代价》，[俄]西蒙诺夫著
　　〔10〕《独立报》，[俄]1996年11月14日，莫斯科
　　〔11〕《苏联模式的兴衰》，程又中著
　　〔12〕《背叛的历史》，[俄]雷日科夫著
　　〔13〕《一九九九：不战而胜》，[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14〕《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
　　〔15〕《警示》，[俄]利加乔夫著
　　〔16〕《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俄]切尔尼亚耶夫著
　　〔17〕《真理报》，莫斯科，1988年6月29日
　　〔18〕《苏联最高层决策七十年》，邢广程著
　　〔19〕《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1989年3月19日，季霍米罗夫的文章
　　〔20〕《戈尔巴乔夫访谈录》，李永全著
　　〔21〕克留奇科夫1990年12月25日答记者问
　　〔22〕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12月20日在苏联人代会上的发言
　　〔23〕《劳动报》，1991年2月12日
　　〔24〕《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1990年5月30日
　　〔25〕《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俄]戈尔巴乔夫著
　　〔26〕《真理报》，莫斯科，1990年7月11日
　　〔27〕《苏联解体亲历记》，[美]马特洛克著
　　〔28〕雅科夫列夫1991年8月2日答记者问
　　〔29〕《苏联最高层七十年内幕》，渠福启著
　　〔30〕《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