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慕义这位年轻的异国汉学家(指撰文时)不知有《书目答问》当然不足为怪，尤其美国汉学在当时西方汉学界尚不足道；但胡适无意中创作的这一迷思(myth)并不仅仅"迷惑"了一位美国汉学家，约半个世纪后，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撰写了一本颇具分量的《顾颉刚学传》，仍认为崔述是所有顾颉刚重新表彰的学者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none had been more obscure than Ts?ui Shu)[注解：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93.]。法国汉学家桀溺(Tean?Pierre Dieny)几年前还说，崔述的《考信录》在"19世纪的多次重梓几乎无人注意，直到20世纪，那珂通世、胡适、顾颉刚在崔述身上发现科学的史学的先驱，他才声名大著"[注解：桀溺:《崔述的立志岁月》,《法国汉学》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不知这里是否有误译，因为一部"几乎无人注意"的书何以会"多次重梓"，稍令人费解。如果没有误译，这当然又是一个受胡适影响的汉学家。]。今日海峡两岸不少学者也还在不同程度地重复胡适创作出的崔述被国人长期"埋没"的旧话。胡适当年以为，崔述"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而他创作出的迷思竟然又"迷惑"了中西学界近80年，我们现在读胡适此语，究竟也不能不有些自感惭愧。
在二战之前，西方并无有组织的中国历史研究这一"行业"(profession)。与19世纪的情形一样，那时在欧美大学中讲授"中国研究"的约二三十位学者中，多数仍是退休的领事、外交官或传教士。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系或"东语"(Oriental Languages)系与圣经学者、阿拉伯学者、以及古典近东专家一起任教。即使在少数几个有着长期中国学术传统的大学之中，也并无有组织的中国研究"中心"。只有巴黎，因其有着从18世纪的耶稣会士开始就未曾间断的学术大师持续存在，可以实实在在地称为西方的汉学(sinology)中心。在美国，只有哈佛大学是认真开展［学术］活动的中心，那最早也只是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才开始，不过其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并保持着与中国学术界的个人联系。没有任何西方大学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结构完善的中国研究专业的设置。在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题目的主要目的包括在为那些将赴远东任职者的现代语言教育之中。没有任何大学设有专门的中国历史讲座教授职位。[注解：Denis Twitchett,?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pp.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