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最不确定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和把握。因为历史是由无数个细节生成，而细节往往是最不可告人的充满了玄机的隐秘。以往的历史常常忽略细节，而只看重规律本身。规律是什么？规律就是抽象，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总结，是一种粉饰。而细节却经常表达和透露民间的思维，民间思维在历史中虽然处于相当的弱势，但却更接近事实和真相，并对规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不久前看到一本类似小说的书，叫《最后一个刺客》（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家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司马非马 著），这部书给了我一次非常愉快而又深刻的思考之旅。

司马非马是一位旅居美国的学者，钻研先秦文化多年，曾出版过传记小说《孔子》（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他根据自己丰厚的历史学养和奇妙的个人想象，将孔子这个被我们世代仰慕的圣人，恢复成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一个在战乱时代左右逢缘的谋士，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和重视。

在《最后一个刺客》中，他写了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三个刺客——曹沫、专诸和荆轲。荆轲自然是家喻户晓的刺客，以至成了后世崇拜的英雄。但是在司马非马的笔下，荆轲只是一个被人盗用的符号，因为叫荆轲的这个人早在刺杀秦王之前就死了。顶替他去的是个叫庆铬的杀手。他本来是荆轲的结拜兄弟，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天下第一刺客，用计将荆轲害死。真荆轲死的偶然、轻易，默默无闻，假荆轲死的也没有轰轰烈烈。因为无论真假，历史只承认荆轲这个名号。有人也许设想，假如真的荆轲没有死，假如他去刺秦，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只有真假。历史在关键的时刻与人们开了个玩笑。所以历史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合理、悲壮、英雄主义，它经常是没有逻辑的、琐碎的，甚至还是可笑的。

曹沫没有荆轲有名，《史记》上称他是第一个因刺客而出名的人。可是在司马非马看来，他是个假货，不仅不是刺客，就连杀手都算不上，只是个为利益驱使的没有头脑的莽夫。他与管仲结为知己，是什么知己呢？书中说，两个人经常一起切磋剑术，管仲每次都故意输给他，而曹沫却浑然不知，但是管仲又想办法让他清楚，自己的心计比他高明，以此来维持和平衡两人的关系。书中写道：“朋友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买卖关系。你什么都不如人，人家不会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你什么都比人强，人家也不会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有买有卖，才能够有来有往。”后来管仲当了齐国的宰相，而曹沫做了鲁国的将军。管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也为了提升曹的地位，与曹策划导演了一场未遂的刺杀齐王的戏，虽然客观上成就了各自的国家，但是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相继得到了名声与地位。书中分析了刺客与杀手的不同，颇有意味。杀手是为了利，为了生存去杀人挣钱；而刺客是为了名，用自己的生死去改变历史的进程，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曹沫想当刺客，到头来不过是个三流的武生演员，而管仲则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导演。不过，话说回来，这两人虽然属于买卖关系的朋友，但是在这种买卖关系中，两人却一直保持着相互的信任，甚至还有一丝的江湖义气，这恐怕是我们现代人所没有的默契。

相较三人，专诸也许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刺客。但是不幸的是，他成了统治阶级角逐权力的工具。公子光是吴国的王族，为了篡夺王位，他结识了一心想当刺客的专诸，并将自己的情人潇潇子转手嫁给他。经过多年准备，最终将吴王刺死。公子光顺利当上了国王，潇潇子也成了风流寡妇，而专诸虽然杀身成名，实现了自己渴望的永垂不朽。可是这个不朽却只体现了一种工具意义上的不朽，价值贬损，他和他的后代也随着岁月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公子光利用专诸的谋略正应了孔子的话：“惠而不费”，意思是说，既能施惠于人，又无须自己破费，这便是权力阶层所追求的一本万利。

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细节，多数应该是司马非马先生的文学想象和推测，因为即使是《史记》的《刺客列传》给他们每人无非就几百字的记述。但是透过书中玩世不恭甚至嬉笑怒骂的人物与故事，我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它比历史学家崇尚的宏大历史叙事以及总结出的必然性规律更生动，也更可信。它复活了几千年前的一段另类史实，提醒我们历史的非理性因素和不确定性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本质。读了这样的书之后，如果还有人拿历史的宏大经验来说事儿、教训人，那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