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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表于 2004-12-19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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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中共党史资料》上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
二、决策错误的因素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
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时期的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吃商品粮有基本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身上，尚不算悬殊，而对于农民，影响甚大。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是政策的考虑不同，也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
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报刊上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的“豪言壮语”。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由国务院召开了北方8省市区抗旱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1972年、1977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14和17省区市抗旱会议。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地区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三、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
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的“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
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则在提出时就有不同意见，纠正较早。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规划时，邓小平提出：还是说稳当一些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到那个时候，农民的比重仍然会这么大。就是160元，生活也不怎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调整的新八字方针，盲目“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因素必须考虑：
四、两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的主要变化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但片面追求数量，缺乏科学论证，发挥效益不高，有不少半途而废。195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水利建设经过去年的努力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但其中有一部分‘有库没有蓄上水’或‘有库有水而渠道未修好，土地未平整好’等等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耕作技术上，1958年曾经盲目提倡土地深翻，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土壤肥力下降。
从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政府文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再加上前述农业条件的改善，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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